传播学论文范例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本文作者：严丹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基本模式的构建

按专业方向开展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培训是一种新的培训理念，也是读者培训服务的一次全新尝试与探索，需要在吸收以往各类培训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创新，主要是由各专业的学科馆员根据专业需求分别设计符合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培训内容和方案，针对相应专业的读者进行培训，并最后给予效果的评价和进一步改进。而培训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将对培训项目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为此，笔者在参考了一些相关培训设计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专业需求分析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对图书馆馆藏各类文献及电子资源的需求情况往往是与其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紧密联系的，因此在制定培训方案前，图书馆员必须首先对本校所有学科的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在研究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最好能与相关专业教师进行沟通，找准专业定位，把握本专业的资源需求状况。总之，明确专业研究方向是开展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础，在培训时最好能使读者带着研究课题查找资料，做到有的放矢。

培训内容设计培训内容的设计要结合专业研究方向的特点来展开。一方面需要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精选和推介，重点介绍与专业有关的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及其利用技巧，将图书馆现有的电子资源中与本专业研究方向联系紧密或者相关度高的内容进行分类整合，统一抽取并融入整个培训内容中，此外可着重挑选几个专业性强的数据库进行重点推介，这也是体现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特点的最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更深入了解电子资源应如何与自身专业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可以选取几个本专业方向的利用电子资源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同时穿插一些专业领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数据库操作技巧和统计功能等为学生在本学科领域内或跨学科的研究中提供一些启发思考与创新思路，进而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训效果评价在对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从前来参加培训讲座的人数以及学生和专业教师的反应等来评价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电子资源使用量的统计数据来观察和评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开展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图书馆的读者培训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包括本科生的新生入馆教育、面向全校的文献检索公选课，以及相关数据库专业人员作的电子资源系列培训讲座等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各类电子资源的推广力度和利用效率，面向更高层次和需求的读者进行更有专业针对性的电子资源使用培训，根据以上培训设计思路，“上外”图书馆开展了由学科馆员按专业方向分专题讲解图书馆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系列培训讲座，并陆续推出了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经济管理及其他人文社科等方向的专题图书馆资源利用培训。这些讲座主要由图书馆相关专业的资深学科馆员担任主讲，除介绍图书馆文献和服务之外，重点结合各个专业方向开展电子资源数据库的使用培训和现场演示，指导读者更为有效地查找和利用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为读者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培养其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科研能力。以下结合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及“上外”开展的实践，以“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尝试结合其学科特色和相关资源进行培训方案的设计，探索专业方向电子资源培训的新思路，以期为此类培训项目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从而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培训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新闻传播学专业需求分析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其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新闻素材的需求，即各类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材料，这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的中外文报纸和相关网站上；二是对学术文献的需求，包括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献，这主要可以从图书馆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图书和学位论文中获得。同时，由于电子资源具有比纸质资源内容更丰富、更新更迅速、检索更便捷等诸多优势，因此，新闻传播学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应当主要从报纸、期刊、图书以及学位论文这四种类型的资源展开介绍。

新闻传播学专业培训设计培训的内容主要根据专业需求和文献类型等展开，一方面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推介，重点介绍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和演示其利用技巧；另一方面结合有关研究案例来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图书馆相关资源介绍及其利用学科馆员在对专业定位和学科方向有了明确的把握之后，就需要对图书馆现有的相关馆藏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梳理，找出与之相关度最高的各类文献，并有重点地将其推介给该专业的学生加以利用。由于图书馆文献种类繁多，笔者主要从资源类型入手加以分类介绍，重点介绍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与新闻传播学联系紧密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及相关功能。报纸。报纸作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载体形式，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与其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因此，在进行该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时，报纸这一类型的资源应作为首选的推介对象。就中文报纸而言，培训主要推介了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于检索和利用国内主流的报纸媒体资源十分方便和全面。就外文报纸而言，则首推Lex－isNexis学术大全，可深入搜索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报纸内容，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的必备数据库之一。另外，Factiva新闻数据库也可一站式访问大量的新闻资讯，时效性强，检索方便。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的使用技巧性较高，培训时应重点介绍和演示其检索利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50年代中期，《新闻学译丛》对“大众传播学”的最早引进

“传播”一词渊源甚早，据新闻传播史家考证，“传播”一词至今已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据《北史•突厥传》云：“以敕有司，肃告郊庙，宜传播天下，咸使知闻。”这当是中文“传播”一词最早之语源。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新闻学者却把“mass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把“大众传播媒介”翻译成“群众交通机构”，或“群众思想交通工具”。1956年初到1957年6月，我国新闻业界及学界曾经开展过短期的新闻改革活动。在此期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王中的领导下，走在新闻改革的前列。1956年3月20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新闻学译丛》第一期出版（5月30日再版）。1956年，该刊共出三期；到1957年6月止，又出了两期，前后共出五期。《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1期（3月20日出版）首载《编者的说明》云：“《新闻学译丛》是以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报刊的工作经验为目的的一个期刊，它可以作为各兄弟学校新闻系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新闻工作者、宣传鼓动干部进行研究与工作的参考读物。”因此，第一期的内容，译载了苏联联共（布）中央有关报刊的文件。《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2期（6月5日出版）除继续译载苏联报刊社论、联共（布）中央关于报刊工作的文件、苏联新闻事业概况等资料外，还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的内容，包括《美国报刊简史》、《美国报纸的组织机构》、《美国报纸和报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等译文。

《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1956年11月15日出版）起，开始引进“大众传播学”的概念。该期刊登的由刘同舜翻译的《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一文中，他首次将“大众传媒”及“大众传播工具”译成“群众交通机构”云：“（美国的）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他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战前，美国消费者在四万家群众交通机构方面花了25亿美元，相当于该年总消费数字的二十七分之一。”“单是广告费这一项，‘消费者’向‘群众交通’企业的支出已年达65亿元之巨。”［1］61－67《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1期（1957年3月5日出版）刊载的由郑北渭翻译的《美国报纸的职能》一文中，他最早正式地把英语MassCom?munications译作“群众思想交通”。他还在该译文中云：“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com?munications）工具之一。其他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这些工具有一种到三种的职能，他们可以传播消息和知识，可以用言论来影响群众，最后是一种娱人的作用。要做到企业化，他们最起码要能很成功地做好三种（功能）之一”。

几乎在同一时期，王中在其《新闻学原理大纲》（写作于1956年9月至1957年初）中，最早将MassCommunication译为“大众传播”。他说：“美、日将报纸、广播、电视等总称为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见《王中文集》第38页）。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新闻学原理大纲》被当作供批判用的“靶子”，收入图书资料组编的《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第二辑（1957年10月面世）中。以后又收入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及《世界新闻事业》对引进“公众传播”及“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1957年6月《新闻学译丛》停刊，21年之后的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继承《新闻学译丛》的传统，又创刊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该刊第一期首载《编者的话》云：“本刊将有重点的译载和介绍反映外国新闻事业情况和动向的材料、新闻学论文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等，为本系师生，提供研究和批判的资料。这些资料较大部分译自资本主义和苏修集团的书刊，政治观点和新闻观点是反动的，有些事例和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只能供读者参考，请勿公开引用。”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后为季刊，小32开本。刊物装帧简陋，而内容丰富充实，每期100页左右。1979年第4期达180页。该刊到1978年12月出了两期。到1979年初到9月又出4期，前后共出6期。主编舒宗侨，后由郑北渭继任主编。

1979年12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出版1980年第1期（总第7期）。该刊也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内部发行。1980年9月，《世界新闻事业》出版第三期（总第九期）后停刊。

摘要:本文对2011—2018年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期刊论文等进行计量分析，了解到近年来学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基础理论和对策研究上成果显著，但传播学理论研究较少、应用型研究论文较少、高水平研究力作不多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今后的研究应注重基于传播学理论展开多学科研究，坚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齐头并进，致力于创作高水平研究力作。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基础理论

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借助网络媒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传播，达到净化网络生态环境的效果，是学界急需探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主要对2011—2018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110篇核心期刊、C刊论文进行分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对策研究进行详尽分析和整体研讨，致力于梳理研究现状、提出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议题等提供前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深入发展。

一、基础理论研究:层面颇广、角度多维

笔者根据学界研究成果，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的内涵、特征、成因等基础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研究。

(一)关于网络与网络媒介的内涵学界尚存分歧

分歧点主要集中于网络媒介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之间的关系。郑洁［1］认为，网络媒介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各种优势于一体。刘文佳、杨永志［2］认为，网络媒介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传播载体。可见，学者们主要认为网络媒介是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媒介具体表现为新媒体、自媒体等媒介形式。王金磊［3］认为，新媒体是通过以电脑、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终端向用户提供海量信息。自媒体主要是指传播主体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将自我采集或议程设置好的内容传播给受众的媒介形式，又称个人媒体［4］。可见，对于新媒体和自媒体两个概念，其定义具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学界目前尚未给出统一论断。

作者：侯云霞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学院

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更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术期刊数量占到了期刊总量的半壁江山以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两批学术期刊有6000余家。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广大学术期刊的媒介融合备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传统媒体一样，如果版权问题得不到很好地解决，那么学术期刊的媒介融合就会受到很大的掣肘。然而，现今来看，融媒环境中我国学术期刊版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各种侵权形式五花八门，应对这些，现有版权保护体系捉襟见肘，亟须找到针对性的突围之路。

融媒环境下，学术期刊版权侵权的情形主要有五类：

①网络媒体未经许可直接侵犯使用学术期刊的论文。这类的侵权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末在网络期刊数据库兴起之初，侵权主体主要是一些大型网络期刊数据库商，后经过作者和学术期刊的抗争，这种状况逐渐减少。进入本世纪，微博、微信等微媒体逐步兴起之时，普通的网络用户和公众号开始逐步成为新兴的侵权主体。

②网络媒体侵犯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类侵权时常是网络使用学术论文时仅仅经过学术期刊社的许可而未获得作者的授权，典型案例为2010年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起诉龙源期刊网案。

③网络媒体在一些学术期刊论文的侵权方面承担了连带责任，如当下兴起的一些在线知识分享平台，如道客巴巴、爱学术、360个人图书馆、豆丁网等，有大量由用户上传的明显侵权的学术论文。

④学术期刊未经作者授权而展开论文的网络使用，如众多学术期刊的微信、微博公号里有大量并没有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论文。

⑤作者未经已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学术期刊许可，擅自将论文进行网络使用，如作者将已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让一些微信公号转发，而这些论文的网络传播权已以独占许可方式授让给了相应的学术期刊。

摘要：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课程，传播学理论课程中不但包含着新闻学的内容，同时包含广告学、网络信息科学等等不同的学科，有着十分广泛的涉及面，并且其理论知识比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这也就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帮助，能够让教学内容更加具体，使得复杂的内容变得简单化，促使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简单化。本文主要是基于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分析传播学理论教学的改革策略，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促进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在高校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传播学理论课程是重要的课程之一，也给学生未来的学习、形成整体的知识体系带来保障。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也在不断深入发展中，并且在学科教学中，更加突出网络信息技术的作用，显著提高了教学的水平。在本研究中，主要是分析当前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的主要策略。

一、传统教学模式下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十分传统。传播学是一门十分复杂和系统的学科，源自于欧洲，然而因为课堂教学的有限性，教师必须要在一定的课堂时间内完成理论知识的教学，这就需要学生在短时间中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会消化和建立模型，这种模式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来讲都是十分困难的。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主要是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教师把课堂中的理论知识进行浓缩，然后传授给学生完成教学任务。该教学模式比较传统，同时容易让学生产生抵触的心理。

（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严重脱节。在多数的高校中，传播学理论教学采用的教材都十分陈旧，虽然一些理论内容得到了修订，然而，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该课程和实际的教学要求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无法再为指导实践发挥有效的作用。在高校教学中，都十分重视理论教学的作用，很少进行实践课程的安排。同时，在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理论教学占去了大部分内容，这就使得多数的高校传播理论课逐渐成为了单纯的理论性课程。有的院校甚至一个学期都没有实践课程的。在这些教学中，教师主要是理论知识的讲解，很少和学生进行互动，没有意识到对学生引导作用的重要性。学生缺乏实践环节，难以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践问题，这就使得人才培养严重脱离了教学的目标和要求。

二、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具体对策

内容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从自身而言应当重视的是其学术意识而非网络技术意识,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已融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很多产业都面临着基于移动互联网基础的数据意识转型期。移动互联网已成为学术论文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基于移动端的在线交互式平台的建设对学术论文的传播起到“突飞猛进”的促进作用,学术论文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纷纷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或独立开发学术APP,这不仅有利于学者、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也摆脱了旧有模式依附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基于计算机端的传统网络下载、搜索学术论文的方式,受众更渴望与志同道合的学术研究者从生活、观点和学术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全方位交流。微信诞生虽然短短数年,但其为学术论文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平台,与传统网络单向传播不同,作为一款跨平台通讯工具,它以一种实时交互的方式传播信息,它既不同于微博的传播方式(字数限制在140字以内),也不同于博客(以单一博主为主,其他阅读者关注或评论),基于移动端的微信、APP等在传播学术论文时更多体现的是人们对于移动阅读的互动性、方便性、随时性和有效性的推崇,但是阅读和交流的便利也带来著作权相关权利关系的解构,这对学术论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的著作权保护提出了挑战。

学术论文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大于其在传统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学术论文的主体传播途径进化为互联网移动端互动交流共享,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产生了学术论文著作权“乱象”,对于这些无序“乱象”,很多著作权权利人选择“漠视”“忽视”,还有些非权利人为获取更多权益而频频“越位”。

一、作者“漠视”现象

作者本是学术论文的著作权人,一般情况下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规定的17项著作权,不仅包括人身权还包括财产权,其中除4项人身权不能授予他人外,其余13项人身权可以授权转让,还可以授权许可他人享有专有使用权或非专有使用权。首先,在作者投稿发表学术论文并签署著作权合同过程中,很多作者都选择“漠视”著作权被转让或专有使用权被独家授予期刊出版单位这一条款,抱着作品只要发表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的心态,“漠视”自己已经丧失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其次,在后,有些作者“漠视”自己已经失去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仍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或其他移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自己的学术论文。再次,有些作者即便没有将著作权授予期刊出版单位,在自身仍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条件下,对于互联网移动端的其他非权利主体非法传播其学术论文的行为也都选择“漠视”,有些作者还认为这是免费替自己宣传了作品。

二、期刊出版单位“忽视”现象

期刊出版单位为扩大办刊影响力,主动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协作建立回溯期刊库或者现刊库,依托网络传播学术资讯,但是期刊出版单位与学术论文作者签署协议取得学术论文的“纸质著作权”并不意味着其同时取得学术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多期刊出版单位“忽视”协议内容,在没有得到作者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移动互联网上他人学术论文摘要或全文,这实际上侵犯了作者的网络信息传播权[1]。就期刊出版单位本身而言,其往往只拥有期刊版式设计权,《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控制,而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核心内容———学术论文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取得需要与作者签订授权合同。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取得期刊出版单位许可使用协议有严格的次序要求,期刊出版单位首先应与学术论文作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然后再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著作权使用合同,但是,期刊出版单位对很多非合同对象在微信、APP等移动平台上传播期刊出版单位已发表学术论文这一个现象,由于侵权数量多,维权成本高,很多期刊出版单位选择“忽视”。由于移动互联网出版行业存在巨大的商机,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与期刊出版单位签订排他性合同希望垄断优秀论文来源,同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压榨”期刊出版单位的商业利润,一些期刊出版单位或为“反抗商业暴力”、或为利益诱惑、或因法律意识淡薄,“忽视”排他性协议的约束,同时与数家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类似授权合同,如有的期刊出版单位与某家期刊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在合同中明确期刊出版单位不能再与其他网络数据服务商签订类似合同,但期刊出版单位又与其他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法律实践中,若这些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追责,期刊出版单位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

三、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越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