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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步青 单位：中共晋城市委党校
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最主要的课题自然是研究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只能对若干社会经济现象作一些浮浅的解释，离解决实际问题相距甚远。我以为，根源在于研究方法存在一些误区。如能从这些误区中走出来，必然会使理论的发展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误区之一:经济波动的原因
经济波动指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增长。较大的波动通常称之为经济危机。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稳定增长被称之为均衡状态。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求解均衡增长的路径和条件。不过他们都认为，由数学模型得到的结果只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能够满足那些条件的现实经济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经济波动只是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一种反映。由成千上万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市场经济，很难避免供求脱节的发生。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存在均衡增长路径，而是要寻求经济波动的原因，从而找到减缓波动的对策。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小范围波动是常有的事，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市场机制可使这种波动在短期内消减。而涉及全社会的波动，则主要是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这要从商品生产所具有的两重性说起。商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实物生产和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体。
实物循环过程必须伴随货币循环过程。从全社会看，所有的生产者又都是消费者。他(她)们必须通过市场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才能获得货币去购买别人的产品。当金、银等贵金属充当货币角色时，这种过程一般可以顺利进行。随着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大，产量有限的贵金属难以继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作用，因而导致金本位制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纸币这种纯粹的信用货币。纸币不同于贵金属货币，它本身没有价值。纸币所代表的价值总量，只能是已经卖出的商品价值总量。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这两个总量可以保持一致，从而再生产过程可以顺利进行。而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只有增发纸币才能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扩大再生产面对的是未来的市场需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当纸币增发量过大时，就会刺激生产者盲目扩大投资，同时也会刺激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从而促成社会生产过程的比例失调。当这种比例失调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大范围的经济波动。金融部门对利润的盲目追逐，是大量增发纸币的动因之一;政府部门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治需要，则是大量增发纸币的动因之二。可以说，经济波动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而政府失灵则需要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把握尺度。不管是刺激政策还是紧缩政策，过头了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什么是宏观调控依据的尺度，我以为最主要的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而增加的投资只能来自积累。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如何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决定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增长。最优的积累和消费比例，就是宏观调控的标尺。学术界提出不少计算最优比例的数学模型，有的依据一些由主观因素决定的参数，难以实际应用，有的计算过于繁杂，结果也不见得准确。最优比例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数值，但我们只能得到它的近似值。因为我们所能得到的国民收入总量只能是一个近似的统计数值。其实，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找到一个简便的方法。首先，最优比例应该是保证全社会消费增长率最优的比例。把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总量或消费总量，或者是个人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总量作为目标函数实际上都是不科学的。其次，要保证下年度消费增加一定比例，本年度第一部类就必须为第二部类生产相应的生产资料，而要保证下下年度消费增加同样比例，第一部类就必须为了生产第二部类需要的生产资料而增加相应的第一部类的生产。按照这一思路，凡是具备初等数学知识的人，都可以列出计算最优比例的方程组。这个方程组需要的两部类生产的物资消耗系数、本年度新增国民收入总量和消费总量，都是可以通过现实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
有了最优比例这个标尺，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就有了依据。当现实的积累和消费比例偏离最优比例，偏离多少，就采取多大力度的调控措施。在确定最优比例的各种方法中，比较有名的是被称之为“积累黄金律”及其变种的方法。这是主流经济学赖以建立的边际分析方法的一个具体应用。且不说“积累黄金律”无法直接利用统计资料来计算，单就其推导过程所依据的一些假设条件看，也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其一是资本和劳动的报酬率必须等于各自的边际生产率。所谓的边际生产率，就是资本或劳动一个不变，另一个变动所引起的产出变化。我们知道，资本和劳动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中，必然有一种最优组合，使生产能力达到最大。如果不是这个最优组合，资本或劳动的变化，自然会引起产出的变化，若是资本投入量低于最优组合的要求，增加资本的投入就会带来产出的增加，这显然不能看作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劳动也是如此。
事实上，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根本算不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让报酬率等于边际生产率只能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假设。其二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效用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概念，消费者之间也缺乏可比性。所谓的以效用计量的社会福利总量，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以此为基础推导出来的结果，很难说有什么实际意义。主流经济学家们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而微观分析的基本假设就包括以上两条。以这样两条不靠谱的假设所作的分析就不可靠，在此基础上宏观分析，那就更不可靠了。
误区之二:经济停滞的原因
经济停滞指社会经济长期处于简单再生产状态。在有的文献中，把经济停滞归因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认为不存在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时，递减的回报将最后遏制所有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是一个伪命题。当资本投入低于资本劳动最优组合比例的要求时，增加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有可能是递增而不是递减。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存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经济也有长期停滞的时期。原因在于不存在技术变化时的可利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界中存在的限制因子定律，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也起作用。如果没有技术进步，那些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子。这是导致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p#分页标题#e#
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里，耕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由于可耕地的有限性，以致农业社会被农作物的极限产量所制约，一遇灾荒便陷入发生动乱的恶性循环之中。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才能扩大自然资源可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从而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因，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如何建立一个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目的在于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技术不断进步的路径。我以为，这种思路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引导市场增加技术进步投入方面，市场机制也存在失灵的问题。首先，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必须以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为基础。
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基本上都属于全社会共享的公共产品，以盈利为宗旨的企业一般不会为此而投资。其次，技术开发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那些需要投资大、时间长，而且有风险的项目，企业一般也不会投资。再次，技术开发成果的“溢出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这个市场失灵问题，只能依靠政府来解决。各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政府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起着市场无法起到的主导作用。经济增长理论需要重点研究的应该是政府如何发挥在增加技术进步投入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取得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与对研究的投入无疑呈正相关关系。投入越多，取得成果的可能性越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多少，由企业自己决定，通常无需政府干预。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项目攻关需要政府投入。投入多少，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定。在不改变消费增长水平的情况下，当然是投入越多越好。但是用于科技发展的投入多了，就可能减少当年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这样势必会降低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过来又会制约今后对科技发展的投入增加，从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
如何确定最佳的科技发展投入，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因增加科技投入而减少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规模，正好等于科技进步所导致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规模的增加，那么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不会发生变化。按照这一原则去确定科技投入增量，显然可以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在找到更为科学的方法之前，这无疑是一种合理选择。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有一个流行的概念叫技术进步率或技术贡献率，是各种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中必不可少的参数。但是实际的经济统计资料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统计指标，只能依靠别的统计指标通过某种方法计算而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自然是对经济增长模型的自变量求偏导数，而后求所谓的“索洛剩余”。我以为这种计算方法并不科学。这还要从限制因子定律说起。我们知道，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社会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按照最优组合比例进行投入，产出才是投入的齐次线性函数，即产出与投入按照相同的比率增长，此时并不存在“索洛剩余”;如果不按最优比例投入，投入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相应变化，与技术进步没有任何关系，二者之差并不是什么“索洛剩余”。无论用什么增长模型求得各要素投入相对于产出的偏导数，实际上仅能反映各要素的相对短缺程度，或者说是对社会生产过程的限制作用的大小。学术界通常把这种偏导数称之为要素的贡献率，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实上，除了物资消耗系数的变化外，我们恐怕很难找到能够直接反映技术进步的更为合适的客观经济指标了。
误区之三:经济衰退的原因
经济衰退指社会经济逐渐萎缩乃至崩溃。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一些有限的可利用自然资源就会越用越少，相关产业就会萎缩直至消失;如果不能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的开发利用，就可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从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从总体上看，人类历史还没有出现经济全面衰退的问题。但从局部看，这一问题一直存在。虽然问题不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外部性无疑是问题日趋严重的催化剂。由于市场机制不具有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有关文献中很难看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把资源环境问题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外部性是市场失灵问题的一种表现，自然需要依靠政府来解决。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内生化资源环境问题的模型，而在于除了政府的权力之外，是否还能找到通过市场机制本身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些途径。
我以为，这种途径是有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要使废弃物再生利用和环境保护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要由生产部门增设再生利用和有害物质无害化处理的生产流程。增设这一流程所增加的生产成本，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只要比例合理，企业就会从被动行为逐渐变为自觉行为。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要由全社会来共同处理。民众要养成废物分类收集的良好习惯，政府要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和提供必要的方便条件。特别是，政府要大力发展废弃物再生利用的产业，尤其要提高这一产业的社会地位。在我国，这类企业很少有成规模的。而从事废弃物回收的人员大都是到城里寻找生活出路的农民工。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是农民工中最差的，只比乞丐们强一点。我们国家现在不差钱，完全有条件加大发展这一产业的投资力度和提高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这类从业人员对社会的贡献不比那些歌星们差，但是社会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现象。政府只要制定合理的废弃物回收和再生资源的价格，这类企业就会逐渐成长起来。开始需要政府补贴，之后随着再生利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补贴就会逐渐减少乃至没有必要。至于大规模、大范围的生态建设项目，当然需要政府投资和组织实施。在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水平提高速度的前提下，政府用于废弃物再生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最佳投资量，那应该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
其二，要使自然资源的产权进一步明晰化。科斯认为，产权清晰是消除外部性的重要条件。这是有道理的。产权是利益和责任的统一体。使用别人的东西，可以竭泽而渔;使用自己的东西，则要考虑如何细水长流。凡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排他性的自然资源或产品，都应该私有。只有那些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排他性的自然资源或产品，才应该公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很大程度要归因于公有制。我国对自然资源实行国有制，耕地名义上属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只有部分支配权。名义上的所有权同事实上的所有权往往不是一回事。谁有事实上的支配权，谁才是真正的所有者。在过去，国有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如今，国有意味着全体公民人人有份。可是在偌大的国土上，公民连属于自己的一块宅基地都没有，盖房子买房子还要花钱购买本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地。自己的东西自己用还得花钱购买，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些年来，矿产资源的私挖乱采，森林植被的乱砍滥伐，基本农田的任意占用，凭借自然资源大发其财的现象屡见不鲜，都与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自然资源的实际支配权有关。如何改革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制度，使其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应该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课题。#p#分页标题#e#
其三，要把负价值的核算引入价格形成机制之中。负价值概念源于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我们知道，商品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价格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识。负价值是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评价。不说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废弃物，就一般的废弃物而言，如果不能加以再生利用，重新进入生产过程，从全社会的观点看，那就是社会总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原先凝结在这些废弃物上的正价值就变为负价值。随着废弃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关注度越来越大，负价值概念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就是一种必然。负价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损失，这种损失自然应该从直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但是市场机制暂时还不具备这种功能。
具备这种功能的当然是政府，可以对生产废弃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征收负价值税，而后对有效处理废弃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给予补偿。只要长期坚持这种政策，就会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形成负价值的价格形成机制。这样一来，市场机制就有了解决部分外部性问题的功能。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各种要素在模型中内生化的问题，其实外部性问题如何内生化到市场机制中去更值得研究。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还很幼稚。如果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走下去，那可能离实际经济生活越来越远。我国年青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不必把这种范式奉为圭臬，亦步亦趋，而要大胆探索，走出自己的一条新路来，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