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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栾贻信 沈传河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软科学研究基地
最近总书记提出“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进而正在展开深入的讨论。借此我们也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这三个方面是:社会生产力中精神文化含量的高低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含量是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社会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型首先要进行文化形态的转型。
一、社会生产力中精神文化含量的高低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从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角度研究社会发展的精神特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马克思研究生产力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意识形态,也就是通过社会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来揭示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这是马克思研究生产力发展的一条重要思路,也是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践的一条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更是我们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特性应当坚持的指导原则。马克思研究生产力发展的另一条思路,主要是研究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和内在关系及其转化趋势。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如对前者的研究那么系统,但他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构想却极为重要;而且与我们从生产力构成要素转化的角度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特性极为密切。所以,它是我们从生产力的角度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特性的基本指导思想。众所周知,生产力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生产多少的能力。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力。
从生产力的这两大构成因素来看生产力,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把生产力的人的因素(人及其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称为主体生产力;把物的因素(劳动资料)称为客体生产力,即对象形态的生产力。主体生产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称为“人们的生产力”或“诸个人的力量”),是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实现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由此,也可以把主体生产力分为体力性的主体生产力和精神性的主体生产力。作为客体生产力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借以影响和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力量;而作为客体生产力的劳动对象,马克思认为主要是以劳动为媒介的各种天然物质和原料所构成的“自然力”。因此,如果对对象形态的客体生产力进一步加以区分,又可以分为本质意义上的客体生产力(劳动资料)和更深层意义上的客体生产力(自然生态生产力)。就客体生产力与主体生产力的关系而言,从决定论的角度看,应该承认客体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决定主体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它们则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可以说不论精神生产力的进步还是物质生产力的进步,都是在二者相互依赖和转化中实现的。而转化的前提性条件主要不是客体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主体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精神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不只一次地说过,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力的开发和利用是以科学成为生产过程中的独立因素为前提的。
正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不断被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并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因素和职能,科学才和其他因素一起构成了整个社会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从生产力的构成因素看,虽然社会生产力分主体生产力、客体生产力,但起主导性作用的是主体生产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根本的是人的生产能力,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而作为主体生产力的人,真正代表自身生产能力的并不是人自身的体力因素而是人自身的精神因素,这是从作为主体生产力的体力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关系而言的。从精神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的关系而言,作为代表客体生产发展水平的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也是由精神生产力转化来的。就现代客体生产力的发展而言,作为客体生产力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代表近代客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机器系统,它本质上是科学知识的物化形态,它的存在形式是物质的,但它潜含的内容却是精神性的,可以说它是以物质存在的形式对人的精神性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正因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主要以人的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标志,所以整个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自然的生产力的发展为主导的历史时代;以体力性的生产力发展为主导的历史时代;以客体生产力的发展为主导的历史时代;以精神性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为主导的历史时代,或者说以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志的历史时代。
具体说,蒙昧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自然的生产力的发展;野蛮时代是以自然的生产力发展为主导、以体力性的主体生产力为辅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而人类发展到自然经济时代,人的劳动经验和技能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的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劳动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仍然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发展成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力量,所以它本质上仍然属于以体力性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时代。随着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近现代历史脚步声的到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社会的发展,主要不再以体力性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标志,而是转向了以客体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标志。而且封建社会之所以解体、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诞生,实质上就是由客体生产力逐步取代和占有体力性的主体生产力,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引起的。
当今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动向,这主要表现在,随着知识经济的曙光渐露,社会的发展正在出现以客体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标志向以精神性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为主要标志转化。这一转化虽然在总体上还没有到来,但已初见端倪。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有着极为深刻的人自身解放的意义。如果说客体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意味着人的手的解放、体力的解放的话,那么客体生产力向精神性的主体生产力的转化,则意味着人脑的解放,人的精神大解放。如果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人类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自觉地统一起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它就会大大促进人自身的精神解放,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人自身生产能力的发展,或者说支持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精神生产力。我国现阶段所进行的生产方式的转型,就是在为以精神生产力为主来支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创造条件。#p#分页标题#e#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含量是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
社会的发展不但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取决于以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和运行机制发展。就我国而言,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特性,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文化支撑呢?大多数人都承认,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对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等体制特征的总概括。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商品经济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运行和发展机制,它体现着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模式的规范化以及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秩序化。所以,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文明也就不单单是一种经济运行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我们认为,具有互补性的两大理性文化,即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理应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文化含量和市场主体行为的精神支撑力量。所谓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文化,主要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的竞争意识、科学技术理性、现代科学管理、市场法律制度。市场法律制度,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以及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有序的交换活动的概括化和规范化,应该说它具有价值理性的特性,但它作为建设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它本质上仍属于经济理性的范畴。市场经济的文化除了经济理性之外,还有价值理性,它在特定意义上显得比经济理性更重要。
因为它是市场经济是否健全、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内含的价值理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主意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由精神、平等观念,特别是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利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在特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而也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民主的经济。二是伦理道德,它是市场经济秩序真正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也是市场经济主体自身利益的获得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的价值尺度。现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便与某些市场主体丧失了道德良心有关。三是社会公平精神。公平是人的本性之一,公平意识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众所周知,把交换价值的追求看作自身目的的市场经济,只具备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这种公平已内含着不公平),但它却内在地拒斥竞争结果的公平,或者说公平竞争必然导致竞争结果的不公平。所以市场经济具有否定社会公平的性质。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社会公平,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两极分化,乃至引起整个社会的动乱。
所以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是保证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公平前提下的效率,因而公平意识应该是市场经济应具有的价值理性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文明,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运行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所以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大力加强市场经济自身的建设外,还必须大力加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两大理性文化建设,进行精神文化观念的转型。
三、社会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型首先要进行文化形态的转型
就社会发展而言,当今时代不但要研究它以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和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而且还要研究非持续性发展向可持续性发展转型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即社会发展从非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化所涉及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转型问题。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提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对立造成了自然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这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人类试图改变这种境况,从自我拯救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但其深层次的问题却不仅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一般物质关系上,而是存在于人自身的基本活动方式,即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发展方式)和与此相联系的文化形态上。也就是说,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如何调整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而且包括社会生产力如何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以及人类自然观、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生活观念的转变,即文化形态的转型。而且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必须建立在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转型的基础上,后者是因,前者只是果。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化形态转型的研究。因而把文化形态的转型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也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富有意义。人作为一种马克思所说的双重存在,或者说自然、社会、精神三者的统一,决定了人的存在和活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人只能通过与自然物质交换和物质代谢而生存,否则人就一天也不能存活,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既然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自然对人的活动方式就具有限制和规范作用,并随着自然界自身的演化对人的行为方式不断地进行选择,而这种选择主要表现在对人的生产方式和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形态的选择上。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离不开人的生产方式的调整和文化形态的调整。纵观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接受自然选择和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的选择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历史。如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向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再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都与自然对人的生产方式的选择有关,也与人为了适应自然对人的行为的选择而积极主动地或被动地调整和转换自身的生产活动方式和文化形态有关。特别是人根据自然对人的生产方式的选择所作出的对工业生产方式的选择,它与人类前两次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选择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带有人类自身积极主动的选择的性质,由此也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位移。如果说,在人的前两种生产活动方式中,自然还主宰着人,人不得不屈从于自然或顺从自然,工业时代的人的生产方式却变成了人戡天役物,占有和统治自然。这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对社会发展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潜在着不容置疑的隐患。从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方面来说,自然选择人,人也选择自然,二者是一种互动关系。人过度地依赖自然,自然对人的发展就成为一种限制,马克思曾谈到自然对人的发展及人类文明发展的限制作用。
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选择工业生产的方式,便标志着人打破了对自然的神秘崇拜,人从主要以自身的自然属性与自然发生联系转变为更多地以精神的方式与自然发生联系,即以科学技术与自然发生联系,致使人从被动地依赖自然变为主动地改造自然和占有自然。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变化,也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因为人对自然毫无节制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必然使遍体伤痕的自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出震怒,以自身应有的方式对人类进行无情报复和惩罚,迫使人不得不回过头来反思自身,反思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文化形态的弊端。这种反思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反思是对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反思。如我们前面所说,工业经济代替自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客体生产力替代体力性的主体生产力,而这种替代主要表现为以科技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替代人的体力劳动。从这方面说,它具有解放人的手、人的体力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造成了人的精神与肉体、人的精神世界的双重分裂。就它所造成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分裂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作为科学物化形态的机器把人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造成了科学与劳动(体力劳动)的分裂,机器对人的统治。#p#分页标题#e#
而就精神世界的分裂而言,主要表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虽然有不同的特性,但本质上是整合统一的,但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殊作用,有意无意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立起来,使人文精神变得无容身之地,从而使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而人这种自身精神世界的分裂,反过来又加剧了人的灵与肉的分裂,因为理性,特别是科学技术理性,主要是一种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手段,或者说它是对人的肉体需要的一种肯定方式,它与人的人文精神需要相对立,用人难以填满的物欲掏空人的精神灵魂。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则进一步把人的精神分裂推向了极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人自身的发展有两方面的限制和扭曲:一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决定了社会生产力和少数人的发展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来实现;二是商品生产本身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即商品生产把物(交换价值)的追求摆在人的发展之上。商品生产不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而是把人当作手段,颠倒了目的与手段、人与物的关系。
作为以客体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志的工业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经济,通过科学技术的垄断和市场机制的泛化把人自身的精神分裂推向了极端。对工业经济条件下客体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反思,就是以机器体系为代表的客体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对自然力的占有和利用能力,同时它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要毁坏自然。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客体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转化为固定资本,使之成为与整个资本相适应的存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它占有自然力的威力。所以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1]393马克思又说:“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就不仅会促使与单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必然会“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2]423这可以说是近代客体生产力的发展所发挥的划时代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作为科学理性物化形态的近代客体生产力,它作为工业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在人的过度澎胀的物欲的支配下,已经形成了一种追求高投入、高增长、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模式,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无限制地排放废物,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产生活方式。
这就必然导致客体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大力增长和对资源、生态环境的极度破坏这样一种链锁式的双重结果。所以,有人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罪责全部推到工业经济的头上,虽然失之公允,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而不少的人都认为现代工业化的道路是一种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教授曾深刻指出,现代工业化道路是一种难以保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中说:“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国家紧跟先进国家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
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似乎走过了头,的确不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3]88-89正因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是直接关系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转型的问题;或者说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为人从依赖于物的发展转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精神世界三者和谐一致的系统整体的发展,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深刻变革,所以研究我国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型,首先要研究文化如何转型。就文化形态的转型而言,首先就人的存在而言,可以说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是以自然的方式存在而存在和以社会的方式存在而存在的统一,人的本质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自然关系的总和。因而人的环境价值观,也就必须从单纯的环境的价值观向环境的价值与环境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观转化;而人的生产力观,也就应从单一的物质生产力观向生态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相统一的生产力观转型;而生产关系也应从单一的物质生产关系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相统一的生产关系转型,等等。因为社会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所涉及到的文化形态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在这里只能先简单地提出问题,难以做到具体回答问题。以上就是我们学书记提出的“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思想的初步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