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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武 吴磊 单位：海南大学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
一个世纪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辛亥革命，冲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而来，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为中国追求和实现现代化鼓与呼的理念、思想、理论、学说正面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大舞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创建并兴起的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学科“，是研究并阐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理念、理论与学说、学派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与规律性的科学。”[1]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基本相一致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其中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诞生、“”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历史新时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里程碑式事件。
一、辛亥革命开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给了帝国主义沉重一击，同时，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更是再次撼动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孙中山最早用“民生主义”把中国的大同主义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结，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思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中国“，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已经初步奠定了其经济发展思想的大致理论框架，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其“旧三民主义”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特别是其后来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他一生中极为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到了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实际上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在革命前后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伟大事件，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也为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孕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
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先声。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性质及的伟大历史功绩所决定的。从辛亥革命到，虽然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在当时世界革命大背景下，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种全新的思潮及一系列全新的理论诞生了。这些全新的理念也为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并以中国实际为依托获得广泛发展，它以自己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而且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用的话概括“十月革命”的意义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打开了禁锢“民主”与“科学”的闸门，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其“传播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消化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过程。#p#分页标题#e#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思想是完全的“舶来主义”或“拿来主义”，而要发现其自身的根基与特点：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可以在苏俄确立，在其他类似国家也可以发展。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说，颠覆了以往绝大多数传统理论，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性社会思想的巨大变革“。十月革命”后，大量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夯实了基础，也为社会主义今后在中国的发展于理论层面上指明了道路。第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并改变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并取消其人———官僚买办在中国的特权。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与基本国情决定的。但由于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这场本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革命任务却被无产阶级替代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践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重大发展。这场特殊的革命也为中国走上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第三，中国自己特有的社会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实。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与“”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是相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其本质都是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消除严重的两级分化、建立平等和谐社会。“民主”与“科学”是的基本精神。在追求这种基本精神的时代中，马克思赋予了民主与科学全新的含义与内容，使得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更有特色、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回顾中国特有的商品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更能说明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与创新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之后，随着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中国特有的商品经济思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必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认识是甚为明确的。但这一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现了矛盾，恰好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说明了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同辛亥革命一样，虽然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本身提出什么创见，只是在介绍、传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且由于介绍者立场与认识的局限性及没有弄懂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使得这种介绍零散、孤立、不准确，甚至还有歪曲之处，因而这两次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产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不仅在于它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的本质内容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无数的前辈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奋勇向前，开创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作为后人，我们应该继续弘扬五四精神，更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又一重大里程碑式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现实载体与实践主体；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需要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是中国的实际。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终于找到了其特有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中国式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和全民族的共同富裕。这一宗旨、使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一时期思想与理论的杰出代表人物是。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形成了以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的指导下，将新民主主义经济进一步明确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智慧结晶与经验的总结”[3]，同时也是成功地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经济理论方面的首次概括“，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农民及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根据地、解放区经济结构及建设方针、策略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等方面”。[3]
这些理论又可概括为三个主要问题，即对旧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认识及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对根据地、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分析与概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预测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过程、方法、步骤、目的的理论分析与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宝库”。[3]依托中国共产党这一强大载体，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出自身的新特点：一是具有宣传性、批判性和实践性，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旧中国的经济制度，勾画在中国将要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轮廓，践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探讨建立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式。该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寻找到了最为合适的载体，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后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获得了特定形式并取得了实质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贡献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四、新中国开创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新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与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成为执政党，其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主体”[3]，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上升为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从1949年至1956年，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根据我国当时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和实际困难，为我党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科学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而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铺垫了道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式”[3]。这一创新性实践带来了理论上的重大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直接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具体国情必然赋予这一经济思想以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3]由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使得中国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与社会震动，比较顺利地实现社会改革，促进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开始了工业化建设。1956年4月，在总结苏联经验与教训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认为“片面地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随后，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强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与农业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并举的道路。1959年，再次提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1962年，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这一系列论述从指导思想上正确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深刻揭示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间的本质联系，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生产理论。新中国的成立，既成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起点，、、陈云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与发展理论。#p#分页标题#e#
五、“”体现出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
“”十年，使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到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的研究被唯心主义的说教所排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代替，几乎丧失了科学性，打上了深深的‘神学’与‘辩护学’的印记。从总体上看‘，’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被从‘左’的方面推到了极端，它是服务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这个时期经济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非科学性。这种非科学性首先表现在一些理论出台的依据和判断标准是不科学的；其次这种非科学性表现在这个时期的经济理论的空想性。二是其研究方法充满了唯心主义荒唐与形而上学的怪诞。”“全民族的思维僵化、凝固，经济理论的研究被纳入某种模式之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走入歧途，也导致了此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得不以闹剧开场，而以悲剧结束。”[2]但在这场令人发指的民族文化大浩劫中“，不乏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同志，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反复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性，提倡或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争将‘四个现代化’列入党和国家的大事之中。有的利用重新工作的机会，提出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整顿等政策；有的在撰文论述其他问题时，借题发挥而阐明一些正确的经济思想；有的甚至身陷牢房和牛棚之时仍在构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主体思想的错误而忽视科学思想的存在。”[2]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道路，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孕育着挫折的萌芽。在自满情绪日趋滋长的情况下，“”十年使刚刚走上振兴之路的年轻共和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六、新时期催生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新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结束了粉碎‘’之后的徘徊，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3]这个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也因此得以里程碑式的发展与创新。
1.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密不可分的。开创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邓小平经过拨乱反正，在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开始集中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战略问题，在这一重大的历史选择上，素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以国情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从而也就决定了他能够不断地从国情出发，发现、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形成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认识。”[4]
2.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得到全新的升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6]同时也充分参考与借鉴了世界主流经济形式与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的成功。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它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创立与发展起来的。“我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运行平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点与状况。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3]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不仅具有普适性、时代性，而且具有特殊性。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然选择的经济运行方式的风格与特点，不能不在其运行与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尤其不能任其自由放任自身的缺陷与弊端。特别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干预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不受政府干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不能脱离世界大背景，也不能忽视自身的国情与环境的特殊性，要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以使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日趋成熟与完善。
3.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围绕着30年来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性思路”。[3]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总结起来就是：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3]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包括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理论的升华，同时也是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理论的新飞跃、新概括，是新时期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必然产物。“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运行平台。”[3]“科学发展观规定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健康、稳定、协调、均衡发展的整体思路，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6]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的必然产物，是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对国内外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提出开拓了发展的思路，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同时，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正确回答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从战略的角度第一次把坚持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历史性超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当说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是指其主体理论的发展，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部分的发展。中国国民党方面的经济理论由于过去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大陆研究的难度很大。近几年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为研究民国时期及台湾方面的经济理论创造了一些条件。我们要抓住机遇，深入研究，弄清楚民国时期非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基本脉络和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确切原因，将其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加以认真总结并切实借鉴，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深入研究并科学完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动因。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成立“、”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六大里程碑”式的事件不仅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诞生与成长。每一次重大历史节点与变革都使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此前，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理念，指明了正确道路。相信未来，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依然会为中国现代化各方面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有效地推动我国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进入到一个新阶段。#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