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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武 王斯一 单位：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在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直接撼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开启了大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辛亥革命还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垫定了基础。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阐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近年来新建立的崭新学科，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一系列经济观点、思路、理论及学说的总和，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以追求并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总体情况看，起始于辛亥革命。虽然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与非国非共的“第三理论”，但就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而言，应当说，也是辛亥革命为其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其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随着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深入而逐步拓展为以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论、过渡时期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论、工业化道路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就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而言，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象征性起点，仍有不少异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线应该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近现代部分的历史分期与中国经济史近现代的历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实，中国经济思想史同中国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
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与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内在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思想相对于经济现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并未因为以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经济思想的主体是封建经济思想与封建改良主义;在此之后，经济思想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第三，从中国独特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显然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属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范畴。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自然包括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新)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
我们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背离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目的、内容及基本原则。因而，把辛亥革命后(新中国之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划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范畴加以阐述是不妥的。当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具有不同性质，各自形成的条件和特点也不相同。
首先，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性质看，一方面大量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来说，虽然其中有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影响，但封建经济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是主体部分。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也与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密切相关，但其封建性已不是主导，主体部分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其性质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看，虽然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各自具体的客观条件却相去甚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得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性质、矛盾、特点以及前途都出现了扭曲，已经不同于原本意义的封建社会。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却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体制”及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9年所预示的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p#分页标题#e#
再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各自的特点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一般具有变化颇大，更替迅速、内容和形式都很不稳定的特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不仅目标坚定、任务明确、观点独到、内容丰富，而且明显地具有革命性、实践性、真理性、创新性特点，这也是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不同的。
综上，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及研究对象的上限是客观的，符合其学科性质。这里，进一步认识孙中山三民主义经济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对于客观把握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系甚为重要。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把中国大同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相联结，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对于实现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平均地权，另一个是节制资本。”［1］“平均地权”，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在当时，平均地权的提出不仅跨越了旧、新民主革命两个时期，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之所以要提出平均地权及其基础上的民生主义，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意义在于:一是解救中国大多数农民免受痛苦，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避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甚至前途，力主实行社会主义;三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平均地权解决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客观上已具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
“节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首先要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其次，以赎买私人资本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和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再次，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最后，节制私人资本还必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节制外国在华的一切垄断性企业。“发达国家资本”，即发达国家的国有国营实业，这是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之要义。“发达国家资本”的实质内涵则在于“大资本国有”。在孙中山看来，只有节制私人资本，才能避免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路;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只有既节制私人资本又发达国家资本，才能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更深层次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2］
“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东方的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当年的评论错了，而是孙中山后来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点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孙中山当年所阐释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及其有无时代与现实意义，亦就迎刃而解了。“平均地权”与后来的、再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节制资本”与后来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国家资本、再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虽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所设计的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
之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原则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多样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其次，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再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任务与核心范畴。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认真而又科学地考察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其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只有如此，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的评价才可能是科学的，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关系的认识才可能是客观的。#p#分页标题#e#
二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独创性伟大贡献。它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与经验总结，同时也是成功的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第一步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概括与总结。中国的实际国情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后封建”和“穷”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性。与孙中山都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从实质性内容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又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言: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下决心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3］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而且是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首先，与孙中山构想的新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相一致。孙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方面和欧美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其民生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包括了多种经济成分:国有国营经济、地方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总之，孙中山所构想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公营和私营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包括: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等经济成分。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其次，与孙中山构想的社会上层建筑相一致。从社会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看，孙中山所构想的民生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独特的，即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性的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所构想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同样是独特的，1949年总结性地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第三，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设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在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阐述中国革命的过程与前途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3］63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众所周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亦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期准备，或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的这段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基本与核心思想与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始终保持着一致。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正确的“国情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之后又进行了多方面艰苦的探索，“国力论”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得“国情论”与“国力论”理论上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孙中山、、邓小平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关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亦是大同小异。孙中山概括为一个字:“穷”;认为是一句话:“一穷二白”;邓小平认为是:“人口多、底子薄”。这些认识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地位的理论。“初级阶段论”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综合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历史等各方面，既考虑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特点，又注意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性质与状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与社会交替形态的必然规律概括出来的现代化建设环境论。
应当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不断深化、细化和具体化的。辛亥革命的大功劳在于，把对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及其意义提到了日程上，并且为此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没有中山先生对于中国国情认识的基本概括，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国情理论，这是一个逻辑的理论序列，也是一个必要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有历史阶段，是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科学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p#分页标题#e#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其实就是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从过去了的实际情况看，世界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经济落后国家变革而来的，初期都面对如何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问题。在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基本事实更把中国工业化问题摆到了一个特殊的基础、环境与起点上，从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内容及其重要特色。例如，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并且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当然，在中山先生那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同样相当重要，他的建国方略洋洋大观，极为具体，至今不失现实性和前瞻性。由新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农业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举足轻重，必须置放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具体化。农业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问题，具体表现为增长方式与经营方式;农村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农民问题，说到底是经济关系与经济成分问题，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与利益实现形式。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农民工”问题(“四农问题”)，说到底是农业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具体表现为工农与城乡差别。这些问题，既是旧中国的遗留问题，也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解决这些问题，从“平均地权”到“家庭联产承包”，从“节制资本”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解决的方案与方法大同小异。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农业的综合开发，逐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要大力转换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使之尽快提高商品率，实现市场化;要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从而为农业的集约化提供基础性支持并现实地弱化工农差别以及脑体差别;要迅速推进社会的公共服务均衡化，以利于尽快消除“三大差别”。积极、慎重地推进并实现农业工业化，即从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一根本入手，则是有效与妥善解决“四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创新之举。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研究中国实际及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环境、定位而形成的崭新理论，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长期奋斗、力争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经验总结。
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改革与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力，是发展的原动力;对外开放，也是由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决定的。放眼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4］因此，我们要发展，必须开放。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改革。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斐然，通过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从思想向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百姓生活的平均与贫困向以人为本的小康与富裕转变。辛亥革命后，尽管社会动荡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但是，变革一直是主线。变革的主线不仅没有背离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实现民生，追求现代化，而且中山先生关于实行开放主义思想，包括主张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等等，在其后的实际过程中不断得到实践和发展。一方面，通过30年来改革，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另一方面，2001年11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及民生与国有企业方面的再改革也成为新时期最根本的任务与内容。
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全新的升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我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运行平台，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特点与状况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这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辛亥革命时期虽然来不及思考与讨论，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不存在。如果可以假设，那么，这些问题不仅会在实践之中提出，也会在实践当中解决。况且，中山先生在这些方面的思想也并不是空白，只是历史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关于科学发展观。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完善，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内容，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理论的升华深化与升华。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总结起来就是: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是紧密联系的，市场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运行平台。
科学发展观规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健康、稳定、协调、均衡发展的整体思路，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回答了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从战略的角度第一次把坚持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了对传统发展观的历史性超越。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当说，辛亥革命前后，关于中国的发展问题有着颇多的思想与讨论，特别是中山先生有很多的高见，其中不少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这些，人们是永远不会、也不应当忘记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大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实现了其主观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理念与阐释上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息息相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期形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与历史意义将载入史册。#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