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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广才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视野下，现代经济发展推动着各地区经济模式转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必将引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的变迁。文化顺应现代经济发展而作的文化调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潜移，这种文化在潜移过程中会与固有的传统民族文化产生新的冲突。如何在城市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在现代化经济模式大行其道的当下，找到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新途径，在发展经济、保持传统文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达到既发展民族经济又保持传统文化的双赢目的，这不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著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p#分页标题#e#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再次，在现代化人际关系交往模式转变过程中，文化意识中的原始习惯定式对新变化的不适应，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调适困难，影响着经济发展。如:鄂伦春人中的“乌力楞”氏族组织中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即使是氏族内部劳动技能差的人也能够得到基本乃至最好的物质保障，面对现代化竞争意识加强，一部分鄂伦春人显得无所适从。固守传统、缺乏积极发展新经济等思想观念，加之骨子里民族性格中的耿直因素，使他们很容易与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模式合不上节奏。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对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处于一种茫然状态。内心深处对驰骋大自然的留恋，使他们对农耕文化或更进步一些的现代文明产生纠结。
“鄂伦春族如何继承民族意识的优秀成分(比如互助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等)，同现代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尽可能消除或减弱唯利是图、金钱万能观念对鄂伦春族的消极影响，这是鄂伦春族在新时期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事实上却不那么乐观，在鄂伦春人中不仅明显存在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奋斗精神不强的现象，反而在现代意识的强烈冲击下无所适从，特别是在长期扶持政策的作用下，形成了依赖意识和盲目的优越意识，影响了鄂伦春族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环境。”［6］一些民族的适应性，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会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此外，社会主流文化变迁过快与民族传统文化本身相对稳定这一特点，使文化与经济发展相脱节，对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主流文化“体现着时代主导思想、支配着文化发展方向，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从根本上规定着社会制度、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内容，反映着特征时代文化的本质特征规范和引导者其他文化顺应文化主流的发展”［7］。
主流文化的特定决定着其他文化要适应它的发展变化。而传统文化由于其固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的历史性，在文化面临转型时期与主流文化的变化性与时代性会产生文化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要么是主流文化淹没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消失;要么是传统文化的坚守，使建立在其文化意识平台之上的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固守在一个战车上，结果是文化与经济原地踏步;要么是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融合成新文化，其代价是抛弃原有的文化特点。这是文化变迁中最好的结果，也是能够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不论是现代化经济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还是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经济发展的制约，它们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我们应该找到一方面能够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将民族文化优秀的部分加以改变，在保持民族文化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有时代特点、能够跟上现代化步伐的新的民族文化。“1979年，在联合国召开的基多会议上提出了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应尊重文化价值体系。我国少数民族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充分调动其体内资源进行综合运用，立足于传统文化不断进行调适的过程。只要引导利用得法，传统文化不仅不会拖累各民族的发展，反而会成为各民族发展的推进器。”［8］只有在保持原有文化基因，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善于与时展相结合，以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的进步，变传统民族文化中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发展中保持，在保持中发展，真正传承了“活”的民族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