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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原因
当今，中国人口政策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是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时导致劳动力不足；还是重新回到生育毫无控制的时代，导致资源短缺加剧，社会问题出现。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人口选择的时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粘锅”
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面对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人口政策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也只能算是“小鲜”。“小鲜”数量繁多，且很脆弱，久烹则糊，需要及时翻动。计划生育已经四十多年了,“小鲜”早已“烧糊”了，人口政策现在该翻就得翻。小鲜越糊越粘锅，如果不果断翻动的话，全部都会粘锅。同样，计划生育实行了几十年，已经跨越了最佳发展阶段，渐渐进入衰退期，导致生育率大幅减弱、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龄化加剧，非常“粘锅”。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的发展”。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扭曲了民众心理，很多人将计划生育政策当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千篇一律的执行。总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粘锅”会演变成“砸锅”了。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带有社会性，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撇开社会来谈人口。我们在考查人口政策调整原因时，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考虑问题。新形势下，社会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单独二孩”政策的开启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更是扩大了人民消费的需求。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平稳，GDP保八发展显示疲态；市场的供求关系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也从扩大储蓄和投资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会导致需求不足，这与我们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口红利周期，即相对提高了新增长人口数量，促进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三）家庭生育心理的推动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代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大到国家层面的经济、政治关系；小到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国家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的人口心理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人口政策调整。从功利角度讲，人的行为要追求善的最大化。边沁认为，“人类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家庭选择生育的子女数时便会考虑快乐和痛苦的收支，趋利避害。在经济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有的一套“人口价值学说”，当家庭认为每一个孩子在将来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使家庭更加富裕的时候，他们会趋向于多生育子女。在我国农村地区，男孩不仅被认为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同时也是农业的重要劳动力。在精神上，出于各方面原因，如担心独生子女遭遇不测，以防万一，或者是认为生育两个孩子对孩子心理、品德成长更有利，这时父母都会选择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愿意生育两个子女，是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微观条件。
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绝大程度上缓解了低生育率状况，使人口政策与社会现实更加紧密结合。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生育率短期显著回升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如果长期低于1.8，或长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历史证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最高时曾经到达7左右，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总和生育率才得以下降，降至目前的1.5-1.6。“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大大放宽了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地回升，并逐渐向1.8靠拢。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可知，全国范围内有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至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单独二孩”政策是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实行，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可以防止一下全面放开两孩，短期的累积效应会使生育率大幅度上升，大大超过更替水平，对长期发展不利。
（二）消费结构的变化
消费结构是指消费中不同商品或劳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着我国商品市场化和资源的共享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逐渐增加。“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使得少年儿童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改变，从而也影响了消费结构。“单独二孩”政策少年儿童人口的消费更偏向于一些基础的、低水平的消费，如儿童生活用品花费，初级教育文化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水平的消费金额比例下降，如高科技方面的消费，而高科技方面的消费的减少会导致高科技企业的资金积累速度变慢，抑制了相关产业的规模，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经济的实际增长“乏善可陈”，但对市场的运行、资源的浪费，甚至于环境的破坏却是可以预见的。
（三）耕地压力加大
耕地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必需的生产要素,一定的耕地保有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孕育人口最重要的保障。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的人口大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而土地则是一个既定的存量，它不仅不能再生，而且还在日趋锐减。据统计世界人均耕地而积为0.32hm?，中国只有0.09hm，少0.23hm。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更多的土地资源被需要，这些地从哪里来获得？不就是从耕地面积里去拿，如此一来耕地压力不仅是水深火热，更加是雪上加霜。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单独二孩”政策加剧了人地矛盾。国家“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各省市的细则也陆续出台，政策上的鼓励满足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育二胎的心理意愿，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加入了生育二胎的队伍中，大幅度加快了新生人口数量，这对土地的承载力是更大挑战。
三、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人口数契合生产最优化
所谓的生产最优化指的是生产与环境、资源、消费市场相适应，价值最接近边际效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只能人去适应规律以谋求发展最大化。同样，我国的人口增长也存在着客观规律，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客观规律，那么解决人口问题将不再是空话、梦话。因此，第一，人口数量变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和，所以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的人并非是生理上的人，而是社会生产中的人。也就是说社会中应该有多少人应该根据社会生产所决定。进入21世纪，我国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水平极大提高，我们必须改变人口政策，以达到统筹人口最优数量的目的。第二，劳动力数量与就业数量相吻合。早有中国学者提到劳动力数量与就业者数量吻合之后能保持人口零自然增长率。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下，人口结构按各年龄段平均分布，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政策引导，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二）提高人口质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到：“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的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困境，探求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必须提高人口质量，使人口优势变成人才优势。邓小平强调：“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提高人口质量，增强教育水平和强化人力资本是必要的。据相关数据统计，工人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效率提高17%，假定一个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的企业将其职工全部换成高中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换成大专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因此，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明确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要求，从而达到增强人口质量的目的，明晰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三）保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
确保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对明晰我国人口政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人均耕地是上年末耕地总数与人口总数之比。所谓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指的是为了保障一定区域生产发展食物安全，而必须保护的耕地数量底线。计算公式为一段时间内人数、人均需要的粮食量的乘积与与耕地面积之比。我们可以从公式中看到：在我国耕地面积总数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假如短时间内人口增长速度高，分子变大，最小人均耕地数就会迅速提高，这时耕地压力就会显示出来。面对如此情况，今后我国进行人口政策改革，必须控制人口总量，保护耕地面积，坚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原则，否则将是人口政策之危，经济发展之末、人类生存之尽。对此我们要：第一，保护耕地，尤其是保护肥田，用以保证必要的农业生产。第二，大力支持袁隆平院士领导的杂交水稻的培育研究项目，集中力量提高我国粮食的单位亩产。第三，在全社会倡导珍惜粮食的美德，减少在消费环节的浪费，减轻国家耕地压力。
作者：戚红蕾 段小艳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