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范例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

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议题的前沿动向

1.回归阶级分析。

社会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经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传播产业从业者、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因其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其“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上述新阶级直接参与了对更底层的剥削。莫斯可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引发传播产业革命、传播秩序充满阶级间抗争与协商的新语境下，应在研究中更多地将阶级作为关系的维度(RelationalDimension)和构成的维度(FormationalDimension)来考察。李•阿茨(LeeArtz)批判了“传播的自由市场”假说，解释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传播技术的运用，为维护现行制度、巩固阶级位置，作为霸权机构复制现有阶级关系的功能。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发现数字鸿沟争论主流化的后果之一是，对技术和不平等的释义掩饰了妇女与信息技术的日常接触，忽略了女性对技术合理的“批判性的矛盾态度”。

2．新劳工形式。

传播新科技的飞速进步不仅参与塑造了新型阶级构成与关系，也直接影响和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场所与方式。莫斯可认为，在全球化、企业兼并及科技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对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Dyer－Whinheford)从理论层面提出了“数字劳工”概念，他汲取马克思“物种”概念用以诠释数字劳工的精神与肉体本质被当下电子网络和生物技术所异化。乌尔苏拉•休斯(UrsulaHuws)关注“创意劳工”群体，讨论了企业与资本必须在其对创新观点的无尽需求和对知识产权及创造性劳动的控制管理中寻求平衡。另外，有学者以好莱坞“制作花絮”短片中创造出的享受劳动并收获导演明星崇高敬意的幕后知识劳工为例，讨论这一形式带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裂的具体化，遮蔽了好莱坞创意劳动的国际化外包，从而消解了跨国剥削的问题。

二、新媒体语境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焦点

面对新媒体技术冲击下的传播与社会，传播政治经济学积极地开拓诸如网络与社会运动、数字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议题，力图在当下全球信息社会语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劲的阐释力。

本文作者：希罗科拉德

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完全脱离学术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斯卢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皮里亚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种情况中，科学被意识形态所顶替，而学者则变成了党的宣传员。后一种社会学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数众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那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队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我国经济学所处的这种艰难时刻开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按照上级命令进行的，并非经济科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使然。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上述补充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表面上的，新观念的真正使命是赋予当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观经济规律的地位，从而保持对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的信念。竭力赋予政治口号以科学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原罪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没有能够消除。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帮助执政党，为其服务，这是它的主要职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主导经济学家们指出，“我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由“苏联进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决定的”②。稍后承认，提出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样的目标纯属乌托邦。20世纪70年代苏共宣布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承认，这过急了。苏共中央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针对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道路和时间的简单化的观念的。但以后对发达社会主义解释的着重点逐渐混乱了。

一、“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原因

当今，中国人口政策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是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时导致劳动力不足；还是重新回到生育毫无控制的时代，导致资源短缺加剧，社会问题出现。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人口选择的时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粘锅”

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面对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人口政策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也只能算是“小鲜”。“小鲜”数量繁多，且很脆弱，久烹则糊，需要及时翻动。计划生育已经四十多年了,“小鲜”早已“烧糊”了，人口政策现在该翻就得翻。小鲜越糊越粘锅，如果不果断翻动的话，全部都会粘锅。同样，计划生育实行了几十年，已经跨越了最佳发展阶段，渐渐进入衰退期，导致生育率大幅减弱、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龄化加剧，非常“粘锅”。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的发展”。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扭曲了民众心理，很多人将计划生育政策当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千篇一律的执行。总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粘锅”会演变成“砸锅”了。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带有社会性，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撇开社会来谈人口。我们在考查人口政策调整原因时，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考虑问题。新形势下，社会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单独二孩”政策的开启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更是扩大了人民消费的需求。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平稳，GDP保八发展显示疲态；市场的供求关系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也从扩大储蓄和投资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会导致需求不足，这与我们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口红利周期，即相对提高了新增长人口数量，促进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三）家庭生育心理的推动

一、中国金融市场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假说提出与理论阐释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一、幽默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1865年到1867年之间，马克•吐温凭借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和长篇旅行文学作品《傻子国外旅行记》初登文坛，并很快成为当时美国西部幽默作家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在马克•吐温成名作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中，他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形象。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吉姆斯迈利的赌徒，终日都想着如何来满足自己好赌的心理，并想方设法寻找一切机会和别人打赌，无论什么方式什么内容，只要有人愿意赌他都满心欢喜，赌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价值。无论是斗狗、斗猫、斗鸡或者是其它更夸张、更离奇的赌约，吉姆斯迈利都一律奉陪。这篇小说的篇幅极短，但简单的内容通过夸张、生动、形象的描写，便将吉姆斯迈利无所事事、嗜赌成性的赌棍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勾勒了出；，同时也将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的美国小市民恶习表现的淋漓尽致，极大的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随着对社会认知的加深以及个人经历的坎坷不幸，对社会阴暗面的揭发和尖锐的讽刺逐渐成为马克•吐温作品风格的主流。在其中期作品《竞选州长》，后期的代表作《百万英镑》《败坏了赫得莱堡的人》等作品中，对于美国社会的堕落腐败、资产阶级的虚伪无耻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揭露。借一幕幕令人捧腹大笑的闹剧，对资产阶级伪善、丑恶、贪婪的本质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其别出心裁的构思和独具匠心的风格都标志着马克•吐温已经成为一位非常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二、幽默技巧的运用   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非常善于运用各种技巧来制造幽默，其中使用较多的技巧之一是对比。   被称为德国苏格拉底的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就认为，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思维和表达方式之间的不和谐，以及伟大的令人尊敬的和无价值的、豪华的和卑鄙的、壮丽的事物和低微的事物之间的对比，都是可笑的。这样的对比在马克•吐温的作品《汤姆•索耶历险记》中有非常经典的运用。当牧师正专注的布道，而教徒们正恭敬的倾耳细听时，出乎意料的跑进来一条狗，并为捕捉一只甲虫而上窜下跳，与庄严肃穆的布道场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一幕让在场的人和读者都哑然失笑、忍俊不禁。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我最近的辞职》中，讲述了一个身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抱负的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职员，为了自己的良知而分别向海军、陆军、财政等各位部长出谋献策，却到处碰壁，或是干脆被轰出大门。到最后，他忍无可忍的提出了辞呈，而其原因竟然是他寄出的咨询的收费通知单遭到拒绝。从上面两幕可以看出，当教堂的牧师正绘声绘色地布道时，我们会全神贯注的倾听；当忧国忧民的职员英雄无用武之地时，我们会心生不平。然而，当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事态从天而降出现时，瞠目结舌之余也会使我们处于紧张的心理松驰下来并为之一笑。这种写作技巧的运用符合现代心理学中所认为的，笑是在大脑适度紧张后，突然松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马克•吐温还利用对比这种写作技巧成功的写出了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王子与贫儿》与《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   除了对比，马克•吐温还善于利用夸张的写作技巧，通过对事物的一个侧面，事件的发展进行适度的夸大以达到幽默的效果。这与哈哈镜夸大了人的形象却使人感到开心是同样的原理。马克•吐温的作品中，无论是情节安排、语言运用、人物刻画、主题揭示上，往往都弥漫着夸张的气息，然而这夸张也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其作品《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正在忙着撰写政治经济学论文的书呆子，因避雷针安装工无所顾忌的愚弄，而在房子上极其夸张的装满一百五十枚高达数百英寸的避雷针，并成为镇上一景，日夜被水泄不通的围观，甚至有许多人从乡下专程赶来观景，而剧院却因此变得萧条不堪。结果在雷雨时，这位书呆子的房子，在四十分钟内遭受到高达七百六十四次之多的雷电袭击。这个例子中，热衷于经济学的书呆子对于避雷针常识一窍不通，令到装避雷针的工人有恃无恐的捉弄他，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幽默效果，令我们开始忍不住嘴角上扬。而当上百根避雷针夸张出现时我们笑得更畅快了。在马克•吐温另一部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两个骗子自称是公爵和国王，冒充三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女孩子的叔叔，并因此骗得了大笔遗产。   当见到女孩和其邻居时，其中一个骗子抱着最年长的那个孩子吻了十六七次，感动得所有在场的人挥泪如雨，以致地上都湿了。这一幕中，在当事人被愚弄欺骗的同时，带有色情的幽默使人们的性欲在压抑造成的紧张中缓解下来并由此产生了快感。这是西方幽默的主要特点之一，但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却总是与讽刺嘲笑、鞭笞丑恶联系在一起。夸张本身也许并不会导致幽默，但与其它表达技巧巧妙的结合后便会产生幽默的效果。马克•吐温也认为，重复在幽默的领域里具有很大威力；重复多次是夸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能产生强大的幽默效果，可见其对于夸张的钟爱。   马克•吐温作为一代文豪，其幽默是一种洞彻生活世事的练达，是一种综合了艺术家想象力、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批评家的犀利尖锐的幽默，使人在笑过之后回味无穷。其作品中幽默技巧的娴熟运用和不落俗套的语言艺术魅力，使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作者：朱富强 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源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提炼，并且与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注重社会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经济学；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中后期，经济学逐渐摆脱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影响，并与道德哲学相分离，从而逐渐发展成一门非价值取向的并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理论”科学。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受到了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以致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边际革命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始注重演绎分析，并开始大量使用数理逻辑。同时，纯理论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从“应该是什么”转向了“是什么”，相应地就促进了实证主义思潮在经济学中的壮大，乃至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到了20世纪初叶，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取代了旧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地位，并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此产生出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计量经济学。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实的归纳法，科学命题可以且应该被经验证实，从而科学应统一于物理学；从这个角度上说，只有实证方法才是科学的，其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将人的主观性排除在外而充满了价值观，从而是不科学的；二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着眼于具体问题而没有构建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从而是含糊的。问题是，实证主义崇尚价值无涉而批判和摒弃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但这里的判断逻辑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无法对任何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科学永远不可能以某种学说具有价值倾向而否定它。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衷于应用所谓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并由此发表了一篇篇“求新求异”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嚣尘上的实证分析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优化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过分偏重于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现象解释、事件预测还是实践指导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以致有人将经济学的性质也作了蜕化理解。其实，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理论上都已经过时了，从而不再注重从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中汲取营养。问题是，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果真可以抛开前人的智慧吗？当前的经济学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经济学大师更加高明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狂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现代经济学人并没有取得多少认知上的进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深度总体上甚至并没有超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对当前流行的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和问题作一剖析。

二、计量经济学贵在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的契合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交叉性学科。显然，扎实而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揭示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这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阐释；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实验进行检测，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2］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项都并非是充分条件，而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计量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法学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认识：“在各种科学中，都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写出该科学的历史，因为唯有他们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识来源，并且获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国内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p#分页标题#e#

摘要：体育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现代体育经济现象相结合的产物。关于该学科的科学理论思考鲜见。从学科的发展规律来看，学科的科学理论思考是学科进入科学领域的首要步骤，缺乏应有的科学理论思考，学科定位与发展将无从谈起。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概念与发展现状进行概要性的讨论，然后在证伪主义、范式理论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科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与之相关的科学理论的蕴涵。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证伪主义；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交叉学科

1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溯源

在欧美国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研究者一些相关的、少量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球员工资、转会）、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体育场馆）、产业经济学（主要关注职业体育市场竞争）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国学者罗滕伯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体育经济学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学者认为罗滕伯格在此篇论文中勾画了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其中“不变性原理和消费者偏好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假设”，被后人视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国学者斯隆发表的《职业足球的经济学：足球俱乐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开创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国足球实践指出，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以获胜最大化为发展目标，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张的利润最大化”［2］6。德国早期有关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论文集中于体育观赏活动的分析，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被应用到体育观赏活动的研究中。在德国，体育由体育协会和体育联合会管理，但这一组织类型长期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加之经济学家在当时的体育学研究领域未获得认可，体育学长期受到非经济学科的影响，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趁机进入该研究领域。多曼认为，非经济学研究者极少使用经济学中已建立的规范标准来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和不重视核心的经济学概念而饱受诟病。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体育经济学在概念生成中缺少准确性。我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经济学》标志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启蒙与发展。1991年，在我国体育经济学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当时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缺乏西方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1］。在对体育经济现象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既与经济学发展有明显的衔接，也存在断层。针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促进了一种管理学视角的建立，这一视角超越纯经济学领域而为行为学相关学科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经济学为导向的企业经济学向系统的管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管理学到底是一种用科学方法进行解释的科学，还是一种纯艺术性科学。企业经济学是一种能够引导不同学科进行融合的学科。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经济学传统路线的影响，它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经济学下的纯子集”，其中经验目标仅限于体育中真实存在的行为体。另一方面，体育经济学并没有明显参照经济学进行构建，同时也不是一种与管理学相同的学术体系。布罗伊尔和蒂尔将体育管理学称为一种由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体育法学和体育社会学构建的科学。纽弗与比勒的研究虽然没有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区分开来，却突出强调了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与体育法学是体育管理学重要的相关学科，且与体育经济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显然的，但是作为应用研究性的学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种趋势”［1］。综上，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可分为经济学与非经济学2条传统路线。经济学传统路线明显局限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学科理论，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则运用不同交叉学科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中出现的经济问题。这种非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够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类理论数量和性质的限制，进而生成一系列学术理论性问题。

2体育经济学概念争议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就是对那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体育的恰当归纳。之后，蒂姆建议将体育经济学用来指代人们所参与体育行为中的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则指特殊的企业经济学原理。霍希一方面区分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体育经济进行区别。霍希认为，体育经济学指的是扩展的、与问题相关的概念，它与一种有限的、与学科相关的概念相对立；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体育领域，也就是体育经济；关于体育乃至所有体育中的经济学问题，它首先依赖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或心理学、组织学原理来解释，因此，这类科学在国际上称之为体育管理学。与霍希的“体育经济”概念意义相同，多曼使用的是“体育经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体育经济学是将企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理论机制应用到体育的各个领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张使用“体育经济学”名称来表示“经济学中的子学科”。我国学者苏义民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基本构成来看，体育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体育经济学也可称作一门部门经济学；体育已成为一个产业，体育经济学同时也是一门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产业经济学。”［3］丛湖平、郑芳则指出：“体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不是简单地研究体育或经济，也不是某个运动项目的经济学研究，而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体育资源实现价值的各种规律的学科”［2］9。此外，哈格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为经济学中的应用型子学科和体育学中的理论场域，用来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格鲁普认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领域；体育商业化的加强，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体的出现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普廷格尔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体育学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以及连接体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如今他强调经济学原理对体育的适用性，并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体育学新的分支领域。按照尼区关于体育经济学的建议，体育经济学是体育中的经济学和体育的经济学。前者关注体育研究领域之外的普遍性现象，同时这些现象具有经济学意义，而后者是对体育进行经济学解释，以全面重建一个独有的领域。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