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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曲玉红 靳清 单位：中国计量学院后勤服务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无论是总的社会物质福利还是个人主观上的福利都一样处在危险之中；经济的增长也就背离了它的真实意义。另一方面，技术的等级决定着经济的等级，因而可以说，当今经济世界的绝对支配力量不是文化、制度，也不是地理禀赋，更不是人的肤色，而是科学技术及其范式。
循环经济作为广义经济问题的特例，有技术范式与经济范式的丰富内涵。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已有的文明，生态环境恶化如不及时遏制，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这被认为是“循环经济”的第一次鸣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乐观的时代，她坚信进步。19世纪中叶，非技术的专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为人造环境日益发展壮大而陶醉。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就是新技术的表彰大会，功利主义哲学家们也认为“机器”帮助社会实现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新技术完全适合于新自由经济。但是即便在技术就要成为迷信的时代里依然有人冷眼旁观着。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反技术倾向还是印刷在反技术文学作品里，像《寂静的春天》、法国波尔多大学教授杰克•埃洛尔的《技术》。埃洛尔认为，技术已经变得强大，以至于政治和经济这样的社会现象都是“属于它”，而不是“被它影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完全为技术的价值所支配，技术把人类从时间和空间的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但是解放意味着什么呢？解放会朝着完全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吗？
198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这一法案赋予一系列“责任方”“严格的责任”，以令他们负担清除环境中的有害废物的成本，法院里关于“刺破公司有限责任的面纱”的案例不断增多，这意味着股东应该对比他们投入更多的财务损失负责任。科尔内（JanosKornai）的“软预算约束”不幸成为传统计划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都被感染的“病毒”，只不过表现出来的病症不同而已：传统的国有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经营，它们可以把成本“外部化”转嫁给他人，尤其是转嫁给国家。因此，他们没有责任感，也没有效率；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则鼓励了公司去进行经济冒险甚至是不道德的冒险。而“看不见的手”范式对“软预算约束”不能有效“杀毒”，因为这三项制度——有限责任制度、中央银行制度、破产法——被“看不见的手”遗漏了。在这个隐藏着破洞的经济范式里，技术可能被人类领入歧路。
“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这句中国汉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天人感应”成为了现实世界的“解说词”，气候问题、极端天气、臭氧洞警示人类要保障共同的未来，要“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实际上，技术范式与经济范式是一条道上两套车。经济上苛求速度与消费，因而对这个星球“暴饮暴食”；技术的神通广大也在大众意识中形成一种新的“谶纬迷信”，以为技术带来的问题技术可以解决。
事实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彻底性隐约露出技术的“命门”，技术不一定就是“全能战士”。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能源的消耗也包括其它资源消耗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技术并没有解决能源接力的下一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学者还认为：能源技术的基本约束条件不是资源问题，而是环境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二者都是问题。技术与经济必须联袂寻找一条“回路”。自工业革命后，人类选择的范式路线也是直线的，其基本特征是从自然界中大量获取资源，进行大量的生产和消费，然后大量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并已经超过自然界的自净化能力，即“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线性开放式模式。这种单向线性开放模式也像盖伦的学说一样，必然让位于具备“回路”的模式，这就是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新范式，它具有两个向度——经济的向度和技术的向度，既规定着经济的取向，也规定着技术的取向，是技术范式与经济范式的合二为一。经济向度上，目标函数不再仅仅是“充分就业”，或者“总的社会物质福利”，而是要加入“环境福利”，也就是消除企业的“外部性”问题，以修补“软预算约束”的漏洞，“看不见的手”范式也就一定程度地实现了“超越”；技术向度上，实现技术的自我“节约”和“清洁”，构造生产的“闭路系统”，以减少对环境的榨取与伤害。由此不难得出基本的结论，循环经济具有技术与经济范式的内涵，人类提出循环经济的各项理念与措施时，必须同时考虑技术与经济的规律，需要二者充分协调，用新的信念、周全的技术方法应对技术经济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只有人类感召于这一信念，才有望确立真正的循环经济范式，这种范式才有可能造福于人类、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