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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期，经济地理学研究在经历了文化、制度及关系三大理论转向之后，出现了大量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这不仅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且其动态性本质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从而为经济空间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理论依据。在这一背景下，近期有相当数量的文献系统性地研究了产业空间演化问题，该类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模型分别是由Han?nan等发展的组织生态分析框架以及由Klepper提出的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其中，Klepper的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尤为引人关注，同样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从静态角度来看，产业之间的确在技术密度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从动态角度而言，每一个产业都会经历从高技术密集到低技术密集的过程。因此，处于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是产业异质性的一个更为一般化的维度。而目前国内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因此本文将具体研究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中，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变化，进而体现集聚经济在产业维度上的动态变化特征。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变化。国内的相关研究至今未涉及对集聚动态性的考察，特别是从产业动态性的角度研究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国外研究尽管已有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但是实证证据十分有限，特别是利用大量产业较长时间跨度的研究更是不足。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不仅可以更好地反映产业性质对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相对重要性”这一经济地理学经典问题的影响，同时也能体现集聚经济在产业维度上的动态特征，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集聚经济的性质，从而为我们制定更为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政策提供理论基础。（2）在对两类集聚经济的度量方面，本文使用了“市场潜力”型指标，以体现集聚经济的空间溢出性质以及这一溢出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特征，从而纠正现有文献中绝大多数使用的绝对数及相对数指标带来的对于集聚经济估计的偏误。（3）本文通过调整对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标准来对文章的基本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一做法不仅能进一步体现产业生命周期对两类集聚经济相对作用大小的影响机制，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因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划分误差产生的对基本实证结论的影响。
理论假设
我们依据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分析地方化经济及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的不同作用，进而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同时对于产业生命各阶段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创新强度、创新类型以及竞争类型三个方面。
（一）初创阶段
产业初创阶段的一个特征是技术不成熟，为了尝试不同的技术创新可能性，产业的创新强度较高。但是由于技术远未标准化，所以在技术上存在普遍的非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Gort和Klep?per［16］认为，关于创新的信息可以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来源，且主要来自于本产业之外的领域。因此，城市化经济中的产业间知识溢出对于初创阶段的产业而言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产业创新以产品创新为主，城市化经济中的高技术劳动力、由于多样化产业结构形成的多样化知识溢出以及完善的研发及商务服务环境均有利于这一阶段企业的创新活动。而本地化经济中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知识溢出以及相关的技术合作也会有利于该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但由于这一阶段中企业数量有限，这一机制的效应要明显小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产业初创阶段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产品质量的竞争，而非价格竞争，且产业产量较小。因此，地方化经济的各种生产成本节约机制在这一阶段并不发挥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的，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的产量较低，城市化经济中如租金、工资等各项高生产成本并不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样的，城市化经济中的大市场规模对于这一阶段的企业而言也不产生作用。然而，大城市中有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费者群体，他们对于价格较高的新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这将有助于该阶段中企业的创新及进一步发展。
（二）成长阶段
产业成长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企业进入率急剧上升，而企业退出率极低［17］。有实证研究发现在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本产业内企业数量会增加30％以上［18］。在这一环境下，产品呈现多样化、差别化，企业继续通过产品差异策略相互竞争［19］。因此，高强度的研发带来的产品创新在这一阶段仍然十分重要。这使得城市化经济中有利于产品创新的因素在这一阶段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产业的这一生命周期阶段中，风险投资、贸易协会、相关配套机构、大学以及专业服务机构开始参与到产业的发展中［20 21］，而上述机构往往坐落于大城市中，因此，城市化经济在这一方面同样有利于产业的快速成长。这一阶段中，在初期比较成功的企业会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本产业的集聚程度，同时有利于成功的经验在本地复制与扩散［22 23］。通过本产业内企业的集聚，劳动力得以在企业间流动，产业内知识溢出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产业发展。这一事实表明，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在产业的快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正在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它们的发展。但由于产业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本地资源积累较少，特别是上下游产业网络还未形成，专业化劳动力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同一产业内企业数量的急剧上升会使得产业内收益下降，相似地，在同一地点上企业集聚程度的迅速上升也会引起一定的负外部性，比如地租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污染问题等［25］。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仍然不明显。
（三）成熟阶段
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企业间的竞争从产品竞争转变为价格竞争，进而突显出要素成本的重要性。大城市中的各项高成本成为不利因素，相反，地方化经济中的低劳动力搜寻成本、由于上下游产业的地理接近而降低的中间产品的运输及库存成本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同时，流水线式的生产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减少，因此大城市中的高素质人才供给也不再成为优势。但是，市场规模对于这一阶段的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大城市不仅有较大的本地市场，而且可以通过较好的国际贸易条件帮助企业的产品延伸至海外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发展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总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确。在这一生命周期阶段，研发重点从产品创新转变为过程创新。过程创新需要专业的、特定的设备、技术以及诀窍（know?how）。这种诀窍通常具有强烈的缄默特征，传统产业区中的“干中学”以及“模仿”是获得这种缄默性诀窍的有效途径［26］。本产业内企业的地理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等机制有利于企业间形成共同的语言体系以及技术框架，从而有助于产业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及创新。另一方面，成熟阶段的产业往往处于大规模生产时期，大量的专业劳动力以及专业化上下游厂商网络的存在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以应对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因此，在这一阶段，地方化经济将显著有利于产业发展。#p#分页标题#e#
（四）衰退阶段
产业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产品价格下降，利润空间小，有大量的企业退出或倒闭。在这一阶段，某些产业甚至会出现高达50 ～80％的企业数量减少。而那些仍然存活的企业将调整已有的企业模式并更加重视采用新的管理理念与战略。这些新的理念包括地理上的重新选址、产业多元化以及收购兼并。如果这一战略调整成功，那么产业将会起死回生，重新开始新的生命周期过程。因此，这一阶段企业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对原有生产模式的改造和突破中。
在这一结构调整以及“创造性毁灭”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企业而言将带来巨大的负效应。本地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将只能为企业带来落后的生产技术，并通过劳动力的流动继续复制落后的生产经营理念，并承担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上下游产业关联将使得企业锁定在缺乏竞争力的本地供应链网络中，而这一网络只能为企业提供低质量高价格的中间产品。产业内的知识溢出则只会给企业带来过时的、没有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并通过“锁出（lock?out）”效应使企业难以获得新的产业知识。产业衰退阶段同初创阶段一样，需要大量的创新以获得新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城市化经济的各项要素资源将为企业的产品创新及制度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假设是：在产业的早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产业发展没有明显的作用，而城市化经济的正向作用明显；进入产业成熟阶段，地方化经济的正向作用明显，而城市化经济对产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产业进入衰退阶段后，地方化经济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而城市化经济则为产业进入新一轮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我们将上述理论假设总结为表1。
我国制造业部门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
本文实证研究的对象为我国九个制造业部门：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首先，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我们重点考虑在样本期内没有改变类别及范围的产业以确保长时期数据的一致性。其次，我们分散产业类型，包括了传统产业及高技术产业，并排除了如石油、煤炭等资源类产业。
目前，国外对于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以下指标来判断：产业中企业的进入、退出率；产业内小企业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强度的比较；产业内小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以上方法均使用微观数据，鉴于我国数据的可得性，计算上述指标较为困难。国内学者在划分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拟合生长曲线，如逻辑增长曲线、龚伯兹曲线等；二是依据几个产业指标综合判断。使用曲线拟合法的前提假设是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产出或销售增长率符合缓慢———快速———缓慢的特点，即呈现出S型曲线规律。现实中，产业的发展除了遵循上述基本规律之外，还会受到许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多数产业而言并不会表现出经典的S型发展规律，而往往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中交替变化。因此，本文采用产值增长率这一指标来划分我国制造业部门的生命周期阶段。
根据我们计算的产值增长率数据，参照相关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将增长率低于0的年份视为产业的衰退阶段；将增长率大于10％的年份视为产业的成长阶段；将增长率介于0至10％之间的年份视为产业初创或成熟阶段。由于本文样本时期仅从1986年开始，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的创立时间都远远早于此年份，因此我们将增长率介于0至10％之间的年份视为产业的成熟期，而非初创期。同时，我们仅对连续两年及以上出现的共同趋势合并成为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对单独年份出现的异常值做归并处理。对各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划分如下图1所示：（略）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模型设计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集聚经济的作用。由于缺乏各产业各地区的资本数据，劳动是这一生产过程使用的唯一要素。具体形式如下式（1）所示：（略）
其中，Q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产值，L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劳动力数量，Tpit为技术项，该项体现了i产业t年p地区的集聚外部性，这里将其具体区分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两类。尽管本文中对于资本项的省略存在一定的潜在问题，比如，由于城市中的资本价格较高，因此在城市中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成本较高，但转而使用低资本密集型技术就会产生负效应，从而降低城市化经济应有的作用。这种对城市化经济估计的偏误来自于将资本要素对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恰当地包含在集聚外部性项中。但是，只要对于α的估计值接近于1，那么这一问题产生的影响就是有限的。因此，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式（2）所示：（略）其中，cons为常数项，Localpit为i产业t年p地区的地方化经济水平，Urbanpt为t年p地区的城市化经济水平，α、η、λ为待估参数。对于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指标，均采取滞后一年以避免与劳动力数量之间可能的多重共线性及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数据按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为三组：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并分别进行回归，检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中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总产值的不同作用。
（二）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
1．总产值（Q） 被解释变量Q具体使用的是各产业各年份的工业总产值。尽管工业增加值是一个更好的度量产业发展的变量，但是由于在早期年份的统计资料中统计的是工业净产值，因此无法获得连续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总产值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劳动力投入（L） 劳动力投入指标采用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各产业的“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数据。3．地方化经济水平（Local）与城市化经济水平（Urban） 对于两类集聚经济的度量最早使用的都是绝对数指标，比如某产业的就业人数［37 38］、企业数量［39］、城市总人口［40 41］等。之后，在绝对数指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对数指标。在对地方化经济的度量中，主要有本产业就业人数、企业数在本地区所有就业人数、企业数中所占的比重［42］以及区位商［43］。在对城市化经济的度量中，以Ciccone和Hall［44］为代表的学者以城市的就业密度来度量城市化经济水平。尽管相对数指标是在绝对数指标基础上的进步，但是，上述两种指标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能体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经济。空间溢出是集聚经济的重要性质之一［1］，为了体现这一特性，近期的研究都采用了“市场潜力”类型的指标来度量集聚经济，从而使集聚经济不再受到地理边界的局限，并能体现这一效应随地理距离衰减的性质［45］。本文中，具体使用下式（3）及（4）分别对地方化经济及城市化经济进行度量：（略）槡π＋ ∑q≠pqEqitd( )pq（3）其中，Localpit为p地区i产业t年的地方化经济水平，Epit为p地区i产业t年的企业数量。这里使用企业数而非产值数是因为某地区某产业较大的产值数可能是由于单个大企业的存在造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集聚经济，企业数比产值数更好地体现了本产业的地理集聚。Ap为p地区的地理面积，Eqit为除p地区之外其他地区i产业t年的企业数，dpq为p、q两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其中，Urbanpt为p地区t年的城市化经济水平，Ppt为p地区t年的总人口，Pqt为除p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的总人口，Ap以及dpq的定义同上。#p#分页标题#e#
各产业各年份各地区的企业数数据（Epit）来自于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年度各地区总人口（Ppt）数据来自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区）土地面积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各省（市、区）之间的地理距离采用省会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需要说明的是1996、1997以及1999年国家并未出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同时，由于2005年进行了全国经济普查，因此当年并未出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但是当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数据。
（三）结果分析及检验
1．回归结果与分析
横截面回归的主要计量问题是异方差，特别是成长期以及成熟期的估计中包含的样本量很大，因此在估计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主要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但是由于使用潜力指数的方法来构建地方化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指标，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们与本地产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关性。同时我们对于两个集聚经济指数均采取滞后一年处理，进一步减少与当年本地区产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关性。最后，在回归中对模型的VIF值进行检验，以定量判断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个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回归结果如下表3所示：（略）从表3中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同时，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模型总体的显著性水平以及各变量的显著性均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产业的整个生命周期阶段中，城市化经济对成长期及衰退期产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城市化经济对产业发展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地方化经济仅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促进产业发展，而在产业的成长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产生较为明显的负作用。以上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假设基本一致。
在产业的成长阶段，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重大的技术创新，生产规模较小，对于生产成本的考虑较少，因此地方化经济所提供的一系列降低生产成本的机制对于产业的发展并不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反，在这一阶段由于本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快速上升，本产业的地理集聚反而可能带来一定的负外部性。Henderson［46］以及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均指出，新兴产业对于创新的要求更高，更偏向于多样化的经济环境，因此这些产业的城市化经济效应通常会强于地方化经济效应。
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对创新的需求降低，处于大规模生产阶段，价格竞争激烈。此时，地方化经济的作用凸显。杜凯、周勤［48］对我国18个制造业子行业计算了集聚－竞争力弹性，即地方化经济水平的提高对于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如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等传统产业的集聚－竞争力弹性较高，而技术密集型和中高技术型产业的该弹性值相对较小。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果，因为上述研究中的传统产业大多都处于成熟阶段，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我国总体上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对于成熟阶段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张卉等［49］分别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于劳动生产率及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地方化经济的作用明显，而对于西部地区，产业间的集聚比产业内的集聚产生更大的作用。在解释这一差异时，作者认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较为成熟，可以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因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多表现为产业内集聚的影响。而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尚不成熟，需要其他产业提供的零部件或中间产品作为支持，所以该地区的产业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产业间集聚为主。这一阐述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产业的衰退往往是因为代表新的产业领域的替代品的出现，从而使得整个产业面临被淘汰的可能。这就意味着该产业原有的劳动力以及上下游网络已经无法为该产业中的企业提供竞争力，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获得新的竞争力来源。为了使得衰退产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发达国家对衰退产业一般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进行产业转移，将其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去，通过开辟新市场使其重新焕发生机；二是对其进行高新技术改造，通过提升其技术含量来创造新的需求［50］。这也进一步说明，衰退产业的重获新生主要依赖于打破原有的产业内网络、减少对原有产业内资源的依赖，通过获得新的技术、资源及市场打破使得产业走向衰退的“惯性”。因此，在产业衰退阶段，城市化经济有利于产业较快进入新的发展周期，而地方化经济则不利于产业的调整与转型。本文的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从其他研究成果来看，Potter和Watts［51］对马歇尔发现地方化经济的谢菲尔德钢铁产业集聚区进行了重新考察，发现现阶段该产业集聚区中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地方化经济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作者进一步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英国钢铁产业进入衰退期，因此认为进入衰退阶段的产业专业化集聚只会降低其中企业的经济绩效，并为该产业集聚区带来大范围的报酬递减，从而使谢菲尔德成为了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综上所述，两类集聚经济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产生不同作用的原因在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于空间要素的需求不同，因此集聚这一空间形式只能满足特定阶段产业的发展需求。另外，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也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两类集聚经济发生作用的微观基础不同，而不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中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也不同，因此在特定产业生命周期阶段，某一类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会比另一类集聚经济的作用机制更好地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具体而言，地方化经济的微观基础有三个：充足的专业劳动力供给、上下游产业的紧密联系、专业知识溢出［52］。就这三方面的微观基础而言，均需要该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这就意味着在该产业的初期成长阶段，地方化经济还未形成。在产业的衰退阶段，该产业的劳动力、知识以及上下游网络均已丧失竞争力，因此，尽管地方化经济作用的各项机制仍然存在，但充裕的产业劳动力、产业知识以及产业上下游联系均只能为产业带来负向效应，强化产业的衰退因素，加快产业的衰退速度。而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一定的产业规模使得地方化经济已经形成，地方化经济的各项作用机制均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根据Duranton和Puga［47］的研究，城市化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分享、匹配和学习（sharing，matching and learning）。由于这三种作用机制，城市化经济极其有利于创新，因而对产业的初创阶段及衰退阶段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城市化经济的产生依赖于产业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因此，只要是坐落于大城市地区的产业，即使处于产业形成初期，城市化经济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p#分页标题#e#
最后，我们将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论证上述基本结论。我国学者尽管没有直接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进行理论与实证探讨，但是却区分了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产业层面上，柴志贤、黄祖辉［53］以我国省级19个二位数制造业为对象，研究了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不同产业的作用。结果发现，城市化经济对如电子通信、仪器仪表与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石灵云、刘修岩［6］也进行了相似的研究，结果发现地方化经济对如食品制造、家具、化学纤维等传统制造业产生普遍的正效应。在地区层面上，林秀丽［54］的研究发现，地方化经济对东部制造业增长的影响为正，对中西部的影响为负。城市化经济对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均为正。张卉等［49］同样认为地方化经济对东部地区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正，而城市化经济会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从上述研究中有以下几点发现。首先，在产业层面上，地方化经济主要对传统产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而城市化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具有正效应。这与本文的基本结论一致，因为传统产业在我国多数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高技术产业大多仍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从而表明地方化经济主要作用于成熟阶段的产业而城市化经济对于成长阶段产业具有促进作用。其次，在地区层面上，多数研究认为地方化经济对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作用。城市化经济对于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的促进作用相对平均。这一结论同样与本文的基本结论相符。总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方面都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同时，由于我国的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较少。因此，东部地区有更多的产业处于成熟阶段，而西部地区的产业则较多处于成长阶段。因此，地方化经济主要作用于东部地区的成熟产业，而城市化经济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成长产业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本文的主要结论总体上与从不同角度对集聚经济的检验结论一致，从而在文献方面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但是已有研究从区分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地区的角度对两类集聚经济的相对作用进行讨论，所得到的结论会因为不同的研究产业、不同的时间跨度而不同，因此没有总结出两类集聚经济相对作用的一般规律。本文从产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性角度来探讨该问题，使得研究结论更具一般性。
2．模型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划分标准对于回归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基本回归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产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具体做法是，将产业“成熟期”的标准提高，从而使得“成熟期”涵盖的范围变小，这将使得“成长期”和“衰退期”的产业相似度增大，导致集聚经济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产业的作用差异减小，具体变现为“成长期”与“衰退期”本地化经济指标的参数值差值缩小，对于城市化经济指标同样如此。进一步，我们再将“成熟期”的标准降低，从而使其的涵盖范围扩大，进一步导致“成长期”与“衰退期”产业差异性扩大，这将使集聚经济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产业的作用差异扩大，具体表现为“成长期”与“衰退期”本地化经济指标的参数值差值扩大，对于城市化经济指标同样如此。具体结果如下表4所示（略）。
与表3中的标准回归结果相比，在提高了“成熟期”的划分标准之后，成长期与衰退期的本地化经济参数差异及城市化经济参数差异变得更小，而在放宽了“成熟期”的划分标准之后，成长期与衰退期的本地化经济参数差异及城市化经济参数差异变得更大，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从而较好地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这使得我们对于随产业生命周期变化的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的估计更具可靠性。
结论与启示
国内外有大量的文献度量并检验集聚经济，主要的结论是集聚经济普遍存在，但是依据作者区分不同的产业类型，集聚经济的作用有所不同，且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相对作用也有所不同。然而，依据对产业类型的静态划分方法，我们较难总结出集聚经济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集聚经济的作用会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框架来理解集聚经济的作用规律。本文进一步利用我国九个制造业部门长时期数据检验了上述假设，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地方化经济对于产业的成长阶段以及衰退阶段均产生显著的负作用，且在衰退期的负作用程度更大，而对于产业的成熟阶段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其次，城市化经济对于产业的成长及衰退阶段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并不对产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形成以上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的早期成长阶段，革命性技术创新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化经济中的多样化知识溢出以及各类基础设施与专业服务更有利于巨大革新的产生，同时城市化经济能够为新产品的推广提供合适的客户群。而在产业的成熟阶段，价格竞争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化经济由于专业化而形成的成本节约对于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进入衰退期后，产业需要新的技术革新与制度变革来使产业重获新生，因而城市化经济的作用再一次凸显，而地方化经济只能使产业进一步嵌入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网络中，难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使用调整产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的做法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使得本文的基本结论更具可信度。
上述结论带给我们如下重要启示：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的空间布局。在美国的“硅谷”以及欧洲的“第三意大利”这样的专业化产业区的成功范例作用下，我国政府动用了大量资源建设产业园区、提供优惠政策以提高各产业的本地化经济水平。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东、西部二元结构的存在，大量的产业选址于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造成我国多数产业同样也享有较高的城市化经济水平。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不论是地方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其对于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有所不同。地方化经济仅对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具有促进作用，因此产业园区这一空间布局形式适合于成熟阶段的产业。城市化经济则对处于初期成长阶段的产业极为有利，因此新兴产业的选址应重点考虑大城市地区。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应当采用产业园区这样的空间布局形式，从而提高大规模生产效率。如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则应当选址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从而有利于这些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从企业角度出发，应当根据所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做出相应的选址决策，从而有效地降低成本并提高自身竞争力。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产业园区的建设应当依据产业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定，成长期及衰退期产业若同样以产业园区的形式存在，不仅有碍于其发展，更是对有限建设资源的浪费。同时，各产业应当在我国区域间形成动态转移机制，尽管新兴产业更适合于东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大量成熟期产业，这不仅无碍于此类产业的发展，更能帮助中西部地区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与就业空间，为该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条件。#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张丽华 陈伟忠 林善浪 单位：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