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煤炭矿区开发的价值损失，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对煤炭资源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强力地推进了煤炭资源的开发速度，也促进了煤炭矿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榆林市是我国著名的煤炭资源富集区，也是我国正在开发的国际级能源化工基地，2009年全市煤炭产量达2．09亿t，仅次于相邻的鄂尔多斯市，是我国第二产煤大市。在榆林市的经济结构中，煤炭产业占据着榆林经济的"半壁江山"，煤炭是榆林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也是壮大榆林经济实力的资本。近年来，煤炭行业上缴利税一直占到榆林全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是榆林的第一财源(表1)。根据榆林的发展规划，在未来20年甚至更远，榆林经济发展仍然将以煤炭等战略资源为主要支柱和主要支撑。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高度依赖资源开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据榆林市调查统计，榆林市煤炭采空区达499．41km2，每年新增70～80km2;已塌陷118．14km2，每年新增30～40km2;损毁房屋4500多间、耕地1600多hm2、林草地4387多hm2。榆林市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现在的79个;全省最大的内陆湖红碱淖近6年水位下降3m，水面由6年前的7000hm2缩减到不足4666．7hm2。 随着"陕北跨越式发展"战略的确立，因煤炭开发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必将成为制约榆林矿区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瓶颈因素，因此，如何处理因煤炭资源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榆林矿区亟需解决的事情，而评估煤炭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失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基于此，文中将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通过调研榆林煤炭矿区周边居民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ToPay，WTP)，估算当地因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以期为解决煤炭资源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 自从Randall等(1974)第一次将CVM应用于关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研究以来［1］，各类相关的文献日渐增多，但应用CVM对矿区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进行研究的文献却相对较少。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矿区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较为著名的文献有:R．D．Rowe等(1985)运用CVM对美国科罗拉多州伊格尔(Eagle)矿危险废物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评估，得出:恢复期内，全科罗拉多州因伊格尔矿危险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为4500万美元［2］。D．Damigos和D．Kaliampakos(2003)运用CVM对希腊雅典附近采石场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评估，得出:雅典市居民为治理城市附近采石场的支付意愿为30．75～58．2欧元，因采石场开采每年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在55．66万～105．34万欧元之间，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在国内，CVM近年来也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评估生态环境改善的效益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但应用CVM对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进行评估的文章十分少见，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刘治国、李国平(2006)［4］、赵敏华等(2006)［5］。其中，刘治国、李国平(2006)的研究是在我国首次运用CVM对煤炭矿区资源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行评估，他们运用支付卡式问卷对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牛家梁镇的煤炭矿区居民进行了抽样调研，并以陕北煤炭产地人口数为计算单位估算了陕北地区煤炭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具体结果为:陕北地区煤炭产地平均每人每年意愿支付意愿为131．66元;陕北地区每年因煤炭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在16693．38万～34650．02万元之间;他们也分析了可能影响人们支付意愿的社会经济因素，支付金额随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4］。赵敏华等(2006)运用CVM测算出了神木县大柳塔镇、西沟乡和榆阳区牛家梁镇3个乡镇居民因煤炭开采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接受赔偿意愿分别为每户每年4634．52元、2671．35元和4813．27元，并发现家庭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对调查对象的接受赔偿意愿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最终给出矿区因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总量［5］。 由于交通、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调查选取榆林市的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作为调研区域。其中神木县、府谷县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该煤田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占全国探明储量的15%，相当于50个大同矿区、100个抚顺矿区，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阳区横跨榆横、榆神煤田。这三县(区)的资源都以煤炭为主，并都已进入煤炭开采的兴盛期，因煤炭开采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充分显现，十分具有调研价值。调查在2010年7月份进行，历时15天;调查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硕士研究生;调查以户为单位，每户选取一名对家庭情况较为清楚，并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成员作为被调查对象。 文中在对调查资料进行统计整理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讨论:1)调查情况介绍;2)居民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3)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评估;4)总结全文。 1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评估的CVM调查情况 1．1CVM问卷设计 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顺序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矿区居民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第二部分是为将本地区的生态环境恢复到资源开发前的状况，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第三部分是矿区居民的社会经济信息，如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等。其中，对当地居民支付意愿调查的引导方式选择了开放式:开放式引导技术避免了其他引导方式因投标值的设定而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调查者长期居住于矿区，对煤矿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开放式引导技术的使用前提。在设计问卷时，对开放式引导技术进行了改进: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每年为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被调查者回答"不愿意"，则询问拒绝的原因;如果被调查者回答"愿意"，则询问他的愿付金额，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问卷设计好后，在2010年1月份进行了预调查，根据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1．2主要调查信息统计#p#分页标题#e# 调查采用随机入户访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80份，问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问卷535份，问卷有效率为92．24%。 1．2．1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最小16岁，最大88岁，平均年龄39．78岁，被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21～60岁之间;文化水平以初中为最多，其次分别为高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和未上学最少;职业以农民最多，商人、工人、学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人均年收入集中在3001～20000元之间(表2)。 1．2．2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 在被调查的535份有效样本中，个别被调查者虽然表示"愿意"为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支付一定的费用，但出于家庭收入较低等原因，而回答了零支付，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这部分样本归为"不愿意"样本，因此，文中表示愿意支付的被调查者均具有正支付意愿。根据对有效样本的统计，65．98%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支付，即有效样本的支付率为65．98%(表3);愿付金额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两个档次上，选择这两个档次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愿意支付人数的30．88%和37．96%。他们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保护生态环境是一种社会责任。34．0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支付，其中的原因: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不愿意支付;认为污染企业和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生态环境恢复没有信心，担心生态环境恢复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2居民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 2．1模型选定对于CVM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多采用能够分析受限数据(即将抗议性零支付样本删除后，剩下被视为合理观察值样本)的模型，但大量抗议性零支付样本被删除，不但缩小了样本的规模，更有可能造成抽样偏差，引起估计结果被高估的倾向。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愿意参与消费，因此对于零支付的解释有两种，一为真正的零支出与另一类非正值的消费支出［6］。近年来，Tobit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对零支付的解释，使得CVM调查中零支付的处理有了较好的方法。通过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存在一些零支付，但并不能确定这部分被调查者的真实支付意愿就为0，其中可能包含了抗议性零支付样本，被调查者不愿意支付的原因:1)认为污染企业和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2)担心生态环境恢复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文中选用T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Tobit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解释变量xi是可观测的(即xi取实际观测值)，而被解释变量yi只能以受限制的方式被观测到:当y*i＞0时，取yi=y*i＞0，称yi为"无限制"观测值;当y*i≤0时，取yi=0，称yi为"受限"观测值。即，"无限制"观测值均取实际的观测值，"受限"观测值均截取为0。 2．2变量设定及计量结果 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内外应用CVM对矿区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评估的研究文献，文中选定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信息指标，即: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状况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可能影响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几乎都以家庭年收入作为支付意愿的解释变量，考虑到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比家庭年收入更能反映一个家庭的富裕状况，因此选择了家庭人均年收入代替家庭年收入作为支付意愿的解释变量。据此，文中建立如下Tobit模型:WTP=β0+β1INCOME+β2EDU1+β3EDU2+β4EDU3+β5EDU4+β6AGE+β7FAMER+μ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Tobit模型分析(表5)。 2．3Tobit模型结果分析 (1)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对受教育程度划分的5个档次: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未上学"、"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的愿付金额比"高中"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少269．33元、184．00元和191．10元。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高中"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在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性差别。刘治国、李国平(2006)的研究也发现了"未上学"和"初中"文化程度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要比"高中"程度的被调查者少，而且未发现"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跟"高中"文化程度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别［4］。 (2)家庭人均年收入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根据Tobit模型的计量结果，调查发现，家庭人均年收入每提高1000元，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增加7．62元。被调查者的年龄对其支付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越大，其支付意愿越强，并且该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调查的访谈中了解到，年纪大的被调查者对煤矿开发破坏生态环境的认识比较深刻，而且相对于年轻人，年纪大的人更愿意留在当地继续生活，所以他们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3)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其支付意愿也具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调查区域的煤矿多处于农村，煤矿开采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地、地面建筑物等的破坏直接影响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因此煤田开采对农民带来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职业。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虽然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一份力，但同时也认为自己才是煤炭开发的直接受害者，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主要责任者是政府和污染企业;而其他非农职业者，相对具有较高的收入，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较为客观，往往具有更强的支付倾向。结合Tobit模型的计量结果，文中实证发现，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农民比非农民的支付意愿低143．03元。 3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评估#p#分页标题#e# 目前，运用CVM评估生态环境价值损失的文献几乎都是利用被调查者的平均支付意愿和调查相关区域的居民户数量或人口数的乘积来求得生态环境破坏的总价值损失，如文献［2－4，7－9］等。鉴于此，首先需要计算被调查者的平均支付意愿，以此作为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每户每年为改善因煤炭资源开发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平均支付意愿;其次，结合当地的居民户数量，评估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额。 3．1支付意愿计算 根据调查资料，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10］对平均支付意愿进行估算，该模型对开放式问卷和二分式问卷均有效。(1)计算被调查者中正支付意愿的平均值:E(WTP)正=AiPi=347．92元式中:Ai为支付金额，Pi为被调查者选择该数额的概率。(2)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对平均支付意愿进行修正，经过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付意愿E(WTP)非负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E(WTP)非负=E(WTP)正×65．98%=229．56元由于选择零支付意愿的被调查者其真实的WTP并不一定为0，因此E(WTP)非负可被认为是对支付意愿的保守估计，E(WTP)正则认为是上限。综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每户每年平均的支付意愿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 3．2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估算 根据利用支付率对调查相关区域居民户数量的处理方法［7－9］，文中以调查的支付率与调研区域居民户官方统计数量的乘积，推算矿区愿意为改善生态环境而提供一定资金支持的居民户数量，即有支付意愿的家庭户数。然后，将有支付意愿的家庭户数乘以每户每年的平均支付意愿，就可得到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 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09》的资料，榆林煤炭矿区共有居民664184户，按照调研的支付率调整后，应该有438229户愿意为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支付一定的费用。据此推断，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0059．98万～15246．85万元之间。如果以生态恢复周期为20年，结合当前银行利率计算，榆林煤炭矿区因煤炭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大约在208231．56万～315594．60万元之间。当然，文中的估算结果与刘治国、李国平(2006)的估算结果相比偏小，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问卷核心问题选择的不同，刘治国、李国平(2006)运用的是支付卡式问卷［4］，文中选择的是开放式问卷。开放式相对于支付卡式问卷避免了因投标值的设定而对被调查者WTP形成的偏差。二是计数单位不同，刘治国、李国平(2006)［4］对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总量的计算是以陕北煤炭矿区(包括榆林矿区)的人口数量为计数单位，文中是以榆林煤炭矿区的居民家庭户为计数单位，而且对家庭户数量按支付率进行了调整。 4结论 运用CVM对榆林煤炭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价值损失进行了研究，在被调查的535份有效样本中，65．98%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为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在对调研资料运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支付意愿具有明显的影响;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增加，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越高，家庭人均年收入每提高1000元，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增加7．62元;被调查者的年龄越大，其支付意愿越强;被调查者的职业对其支付意愿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农民比非农民的支付意愿低143．03元。按榆林煤炭矿区的居民户数量计算，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0059．98万～15246．85万元之间;在生态恢复周期内，榆林矿区煤炭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大约在208231．56万～315594．60万元之间。 结合调研情况以及CVM的研究结果，文中认为当地政府应大力宣传有关生态环境方面的政策，增强居民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的认识，提高他们参与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其次，有效做好当地生态环境恢复工作，提高居民对恢复当地生态环境的信心，以具体的行动感召当地居民参与到恢复生态环境的活动中来。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升12年教育的普及率以及高校入学率，积极探索其它成人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第四，积极引导居民从事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活动，特别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结构，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