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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福昌 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从化地处广州市东北面,珠江三角洲到粤北山区的过渡带。县境东邻龙门、增城二县,南接广州,西与清远、花县相连,北与佛冈、新丰县毗邻。全县总面积2009平方公里。从化7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一些明清时期的古村落、古建筑保存至今。从化是世界闻名的温泉之乡,境内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山、水、林、果、泉、湖为特色的山水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吸引了古今不少的文人墨客。但从化历史文化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想就其乡村经济的开发与生态变迁问题作些研究,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表征和明清小冰期的历史记录
从化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根据当代的科学考察,该县年平均气温19•5~21•4摄氏度,年平均雨量1800~2200毫米。四季特征为春季冷暖多变,阴湿多雨,有“倒春寒”;夏季晴多温高,时有大风和暴雨;秋季气爽少雨,常遇干旱和“寒露风”;冬季多晴天,气候干燥,常见霜冻。气象灾害有水灾、旱灾、低温冷害、大风和冰雹等。[1]P•1明清时期,从化县的气候基本上也是如此。《从化县志•气候志引》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年任从化县令的郭遇熙曰:“从化密迩省会。其地少阴而多阳,节序常早。如立春桃花盛开,三月芙蕖大放之类是也。兼以四时恒燠。”该志《气候志》又引岭南古语云:“四时皆是夏”。[2]P•10可见当时从化气候的总体概况与现在是基本一致的。从该志《灾祥》的记载来看,明清从化的气象灾害亦与现今基本一致。[2]P•62~65众所周知,历史上气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我国来说,近五千年来气候出现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400—1900年,即大约在明清时期,我国的气候十分寒冷,被学术界称为“明清小冰期”。
这五百年间,我国最寒冷的时间是17世纪,特别是1650—1700年为最冷。清初东南沿海一带冬季最低温估计比现在低5~7摄氏度。[3]P•15~38[4]P•33从地方志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从化县气候这种变化。北回归线从县南境穿过,在正常的年份可谓是“绝无霜雪”。但在明清时期却多次霜雪的记录。仅从嘉靖16年(1537年)到雍正七年(1729年)就发生较大的霜雪3次,具列如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冬十二月,雪三日。时冱阴寒甚,雪昼下如珠,次日如鹅毛,六日至八日乃已。山谷之中,峰尽璧立,林皆琼挺,父老俱言从来未有也,自是连岁大稔。呜呼。粤地恒燠,霜雪不降,偶然有之者,不过以为异,志变也。而必如父老言,则康熙二十九年,冬寒屡雪,而次春即大旱饥荒,几至酿乱,抑又何说哉?[2]P63崇祯七年(1634年)春正月,大雨雪。四日至十日不止,山谷有积者。[2]P63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冬十一月,霜雪降。霜雪屡下,树叶尽枯,果木杀伤甚众。明年荔枝不熟,春夏大旱。[2]P65这3次霜雪现象皆出现在17世纪,就其影响来看似以康熙29年(1690年)的霜雪最为严重,出现了“树叶尽枯,果木杀伤甚众”的情况。
二、县域经济的开发与微地貌的变迁
地貌是在遥远的地质年代,经过复杂的地质运动自然形成的。从化县的地貌特征是山地丘陵占绝大部分,沿流溪河、潖江河流域零星分布着一些串珠状的河谷盆地。据新编《从化县志》载,从化县山地面积共118•1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39•22%;丘陵面积为89•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9•83%;台地面积为31•62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10•49%;阶地面积为9•3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3•09%;平原面积为43•95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14•58%。[1]P154~156群山与众丘的绵延之势、重叠之态,加上河谷盆地的小幅度延展,构成一幅山区地貌景观,成为山民进行形形式式的生产生活布局的地貌前提。但这种地貌形态在当时更多的影响是消极的,集村地之少、交通之难、农田开发之不易,随处可见。因之,人们极需对地貌加以夷平和合理的利用。首先是聚落的兴建。聚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是人们生产、生活、休息和进行政治、文化活动的场所。[5]P1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明清从化县的农村聚落不断增多。据新编《从化县志》的考实,明建县初,从化辖16图。明崇祯7年(1634年)全县划分为水东、水西、马村、流溪4堡,18图,186个村。清雍正8年(1730年),全县仍划分为水东、水西、马村、流溪4大堡,下设110小堡,共381个村。民国2年(1913年)全县设20个区,分辖1066个村。[1]P97~103[2]P19~24清雍正8年(1730年)村数是明崇祯7年(1634年)村数的204%,民国2年(1913年)村数是明崇祯7年(1634年)村数的573%。其发展速度的很快的。夷山填谷建造聚落,在自然景观中竖立人工建筑须要平整土地。这一行为改变了自然地貌。
除了一般的居住建筑,还有众多衙署、学校、寺庙和城垣等建筑。据清雍正《从化县志》记载,从化县有寺庙30间。[2]P56~60这些个建筑使自然景观改造为文化景观,也是人们利用自然的一项成就。其次,农田的垦辟。从化县农田主要包括水稻田和旱地二种,其中水稻田占绝大部分。因本地区“避处万山之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绝大部分,所以,水稻田又多是梯田,平坦的“井”字田较为少见。房前屋后以及一些灌溉困难的畸零地则辟为旱地,用于种植蔬菜和其他旱地作物。伴随着农田建设,水利事业也相应得到发展。人们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按照一定的要求,平整土地,形成田坵,变自然景观为农田景观,有目的地改变了自然地貌形态。[6]P17[7]P4再次,道路等设施的建设。道路是人类物质、能量和信息传输的必要方式。随着经济开发,明清时期从化县的道路建设也取得较大的成绩。据雍正《从化县志》载县至省城陆路240里,水路480里;南至番禺界六十里;由南向西至花县六十里;由西南向西至清远七十里;由西向北至英德界一百五十五里;由西北向北至长宁一百七十六里;由北向东至龙门县界一百八十里;由东北向东至增城界六十里。[2]P16这些道路相互联结,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交通网络。假如比照今天的交通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几乎是重叠的,可见当时已奠定了从化县的交通基础。除了上述道路外更多的则是乡间小道,包括村村相连的小道、农田道路和渔猎樵采之路。这些道路或凿山、或填泽、或建桥梁、或通河,为了行人中途休息之需又广建茶亭,崭山掩谷,铺设路基,所有这些又构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把闽粤赣三边地区的山川切割开来或粘连在一起,形成亮丽的水陆交通景观。[6]P18地球表面空间形态的这种改造,对于庞大的地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是人类对地球表面空间布局形态进行截割,建设人类家园的尝试。#p#分页标题#e#
三、栽培作物、畜产的增多与野生动植物的减少
生物因子和其他生态因子一样,在其自然状态下,并不一定适宜人类的生存。对此古人早已有认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面貌。随着从化县的经济开发,明清时期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不断增多,有些动植物是外地引进的,在自然状态下为本地所无;而原有的野生动植物趋于减少。雍正《从化县志•物产》载郭遇熙曰:昔者任土作贡,必生物产。虽邑小者,亦胪列焉。说者谓南粤为阳气之所炳耀,故罕以珍奇特闻。然皆洋贾黎人,航海破浪而至,从化不产一焉。虽然,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古人之垂训,于有国者且然,况凋瘵如从,乃欲作诠巧之技,希难得之货乎?民自耕桑外,竹木果窳,可鬻于汗;鳞介羽毛,可登于俎,孜孜焉,惟日用养生之物致力也,庶不俟他求而自裕欤。[2]P94从郭遇熙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察知时人对该县的开发是有明显目的性的。他反对“欲作诠巧之技,希难得之货”的做法,主张“不贵异物,贱用物”。他认为因地制宜来安排生产,发展民生,就可走上“自裕”之路。这种目的性甚强的社会生产势必改变动植物群落内部结构。而这种改变若没有超出生态系统允许的范围就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良。
时人把被利用或被认识的动植物分为谷、蔬、果、花、兰、药、木、竹、香、藤、兽、鸟、鳞介、货十四类。大致上,谷、蔬、果、花、兰、药、木、竹、香、藤为植物,兽、鸟、鳞介、货为动物。每种类型又包括若干种动物或植物,多的达三、四十种。总数最多达到二、三百种。这些动植物,有栽培植物、家禽家畜、家养鱼类,亦有野生的动植物。大别之,谷、蔬、果多为栽培作物,花、兰、药当是栽培和野生参半,木、竹、香、藤当多是野生;兽、鸟为野生,而鱼类中有的可以家养。要之,明清时期从化地区栽培作物、家禽家畜、家养鱼类不断增多、不断拓展,而野生的动植物有些减少。但是当时的自然植被仍保持较好,野生动物还是比较丰富。举兽类中的老虎来作例证。明清时期从化老虎之多绝非今所能想像,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载,“从化山中多虎”,“从化县凶年多虎”。[8]P473、482又据雍正《从化县志》载,“万历二十一年春三月,有虎患。从处万山中,虎患常事耳,何以书?以乡民遭噬者,百余之多。知县罗文灿为文祷于神而驱之也,书之乃贤贤侯之诚格也。”[2]P62老虎是大型的吃肉动物,高居食物链金字塔的顶端。“山中多虎”的现象是以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为前提的,而野生动物的丰富又是以良好的植被为前提的。另外,今天的珍稀的金丝猿、鲮鲤等动物存在也说明了明清从化县生物的多样性。
四、水、土的利用、改造与变迁
从化县内主要河流有流溪河、潖江河和连麻河。流溪河是从化县第一大河,由县内小海河、吕田河、楠木江、龙潭河、牛栏河、汾田水等溪流汇聚是成。据现代科学的考察,该河全长157公里,流域总面积2300平方公里,其中县内河长113公里,流域面积1612平方公里,年径流量20•85亿立方米。潖江河为县内第二大河,由黄罗河、民乐河等河流汇聚而成,县内河长29•5公里,年径流量4•27亿立方米,河床平均坡降为1/145。连麻河为第三大河。[1]P174~179“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转换成当代的语言,即水也是一把双刃剑。事实正是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人类既充分享受了水的甘甜,又饱尝了水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时期从化县民普遍采取兴水利、避水害,改造水环境的举措,在长期的开发中,水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来看雍正《从化县志》的一条记载:从化夹处万山之中,涧溪急湍处处有之,不过分支派流,回环而汇注者遂成大川焉。其始于流溪一水,去城二百余里,源出于五指山下,潺湲数十里为黄龙石太,又五十里为惊滩,水中有石,多触行舟,又六十里为草石迳,两岸怪石相啮,水激怒涛,舵工蹙额焉。又有所谓石榴花带水者,山多野石榴,每花盛开,夹水相映。流溪受之为巨津,遂四十里,而奔于县前之五里滩,名为水口。水之自西而来者为犁塘水,水有二源,皆在风门岭下,一出于新开峒,由龙潭而至,一出于小坑,会于石磕,又绕豸角岭至此,而始于流溪水合焉。水之自东南来者为曲江水,水亦有二,一源于中心山,一源于槩峒,俱在县之东五十里也。又一源于蓝粪山,为白芒潭,纡折五十里,与中心槩峒水会,又奔注十余里,乃与流溪水合焉。纳三水而汇为一溪,则从之商贾舟楫至此,始得阔然而放泊也。继是而十五里之井冈水附之,五十里之沙溪水又附之,六十里之圃心湖水又附之。众派潆洄,波澜荡折,依山而行四百余里,始达于珠江,以朝宗。由大海上。
流溪一线渠耳,高出万丈,水势甚急,故居民以树木障之,作水车以灌田,其利甚溥,颐不重哉。车之制以竹为之,形如车轮,缚竹筒于四围,以汲水,其下置水槽,水激车运,自注槽中,不烦人力。广州十七邑,惟从增有之。他水皆通潮汐漫流,不能运也。至于水之所不能至者,村人各有塘以蓄水,塘之名不可胜数。举其前代所留者有三,一在县北三十里为白水塘,宋时所凿,计广八十余亩;一在县西二十五里为鱼江塘,明洪武间所凿,计广四十亩;又一在县东五十里为杨州寨塘,正德间所凿,计广八十余亩。井之数亦不可胜数,举其味最清冽者有二,一在县署观民堂侧;一在县北十八里为大凉井。出三子岭下。泉之数亦不可胜数,在县北二十里为饭甑泉,出西源岭下,原泉□沸,相传有洗甑者没于龙潭,自此流出,故以此名之。又汤泉二,一在县之北四十里草石迳溪旁;一在县之东北九十里黄纛嶂下,其出如汤沸,可熟生物,有硫磺之气也,噫,亦异矣。城北三十里山下有湫,是曰龙湫,祷雨辄应,乡人相传岁旱投铁于中,须臾云起雨至。明顺德梁文康公储谓此湫可辟以溉禾,遂捐工锹凿,接引龙潭之水灌注城北一带村田,不下数千百亩,硗瘠皆成沃壤。又迤逦而来,环邑成濠,附近之池塘得借以润泽,旱蓄潦泄,从人便之,咸称曰阁老圳云。[2]P30~31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察知以下几条重要信息:一是当时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河流的流量较大,水清如镜。在流溪河各支流水势急湍,有的地方山“多野石榴,每花盛开,夹水相映”。二是人们对河流的水文现象有了较为深入的观察。依科学考察,流溪河在良口镇以上约10公里的上游河道穿越于深山峡谷中,河床平均比降为1/1250,因而水流湍急。
雍正县志作者描述道:“从化夹处万山之中,涧溪急湍处处有之,不过分支派流,回环而汇注者遂成大川焉。其始于流溪一水,去城二百余里,源出于五指山下,潺湲数十里为黄龙石太,又五十里为惊滩,水中有石,多触行舟,又六十里为草石迳,两岸怪石相啮,水激怒涛,舵工蹙额焉。”古人的观察是很深入的。三是因地制宜,兴水利。流溪河上游一带,水在深谷中,两岸农田“高出万丈”,河水难于灌溉农田。时人转而根据“水势甚急”的特点,用水车引水,所谓之“居民以树木障之,作水车以灌田”。水车的形制是“以竹为之,形如车轮,缚竹筒于四围,以汲水,其下置水槽,水激车运,自注槽中”。当时广州府属下各县皆无水车,因此从化水车闻名遐迩。屈大均《广东新语•器语》“水车”条亦载:“从化之北有流溪河,自上五指山至黄龙石太,惊滩草径,凡百余里。两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树木障水为水翻车。子瞻诗:‘水上有车车自翻。’水翻车一名‘大輣’,车轮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轮转,自注槽中,高田可以尽溉。西宁亦然。每水车一辆,可供水碓十三四所。以樟、枫、鸡藤诸香舂末,以作线香,谓之‘香水车’。”[8]P398#p#分页标题#e#
“至于水之所不能至者,村人各有塘以蓄水”,或修圳引水,明清时从化乡村的塘和圳都很多,有所谓的“塘之名不可胜数”,“圳则各地都有”之说。[2]P30~31较著名的塘有白水塘、鱼江塘、杨州寨塘,圳以龙潭圳为最大。另外明清从化人们还利用黄金水道发展了水上交通。雍正《从化县志•山川津渡》曰:“津有渡,渡有直渡,有横渡。所谓直渡者,扬帆而至省城也,其渡属官;所谓横渡者往返于两岸之间,以济褰裳而病涉也,其渡属民。”其中官渡十一处,民渡四处。[2]P32不过明末清初从化县的水上交通似呈衰败之势,雍正县志说这些多为旧志所载,今“或废弃无考,或板杠而更代,或村人自驾小艇以应往来之呼”。[2]P32明清时期,流溪河一直可通船至上游,中下游一带的通航直1958年因修水利电力工程才最后中止。明清民国时期,潖江河也多有通航,建国初,木帆船从北江直抵龙潭圩。1958年后,因乱砍滥伐和不合理的开荒,水土流失,龙潭区内13•8公里河段日渐淤高才停航。[1]P177~178值得一提的是流溪河街口镇一段河道的变迁。据清雍正八年《从化县志•山川志》记载,流溪河流经麻村、塘下之后,过东风村的殷家庄口、田边村口到青苔坑(即今街口镇的北街口一带),转向今河滨公园、石角潭(即今县总工会址),折入鱼梁尾、陈屋(即今县物资局址)、流入古楼潭(即今县人民政府招待所址)、流下门口江、再流经洪山围门口而至蓝田古庙,在蓝田水闸口外有龙潭河汇入,然后流向东南方。现在,上述许多地方已为街口镇的建筑群所代替,流溪河则从镇东侧穿过。[1]P177土壤是地球表面的一层疏松的物质,由各种颗粒状矿物质、有机物质、水分、空气、微生物等组成。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和固着的场所。土地是财富之母、民生之本,我国古人历来视土地为生命。
至明清,在土壤的耕作方面取得了大大超越前人有成就。一是加强水利建设,改良土壤。如前言明龙潭圳凿成后“不下数千百亩,硗瘠皆成沃壤”。二是施用肥料。屈大均《广东新语•石语》“石粪”条云:“从化之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粪田,名曰‘石粪’。盖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气,田得其暖而阳气乃生。火生于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补之,亦一道也。英德、阳山诸县,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纯用石粪。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谷。予有畲田诗云:‘畲客石为田,田肥宜石粪。英州石太多,燔石无人问。’又云:‘火烧土膏暖,阳气发畲田。尽斩阴阳木,斜禾种绝巅。’”[8]P163本地区土壤多呈酸性,多冷水田,当地人民施以呈碱性、暖性的石灰。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提出,冷浸田均属酸性,土温较低,而且缺乏磷钾等元素,施用石灰、骨灰、草木灰等肥料,可以中和酸性,补充磷钾等元素,还可以疏松土壤。薰土、烤田和冬季放水浸田则可提高地温,改良土壤耕性。[9]P481~482可见,从化县在改良山区的土壤方面,已取得较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