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新移民乡村经济变化，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孟庆梓 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一、问题的缘起
“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1]。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东南沿海侨乡地区出国移民潮发展迅速,据有关学者统计,近年来,福建省和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数已达90余万,广东省海外新移民人数也有60余万[2]。其中,从迁入地分布来看,这些新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并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3]。就迁出地分布而言,这些新移民的来源主要集中在沿海传统侨乡和内陆新侨乡地区,特别是福建省福州、三明(明溪县)、南平(建阳市),浙江省温州、丽水(青田县),以及广东省江门、梅州等地农村地区海外移民现象最为显著。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当代东南沿海侨乡出国移民潮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征和移民网络,并对当地农村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不少学者对海外新移民的迁移动因、移民网络及其海外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但对其所引发的当地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研究尚显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福建省福清市J村为个案,运用实地调查材料与相关文献资料,从微观角度对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乡村社会变迁进行解读与思考,以期为制定该进程的健康引导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性资料。考虑到篇幅所限,本文仅围绕经济方面的变迁展开讨论。
二、个案基本情况简介
J村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隶属于福建省福清市,这里既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侨乡,也是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现象凸显的活跃区。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实现求富的理想,先后有数百个J村人通过各种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或地区谋生,对村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村委会记录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该村在海外(包括港澳地区)的新移民群体中合法定居者共有552人,占了全村总人口数的1/5强。按照村民的普遍反映,村内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国打工。就其周围环境而论,J村所在的镇辖区、市辖区均是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活动频繁的典型地区。这种实况与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市(青田县),以及广东省江门市、梅州市等农村出国移民潮迁出地聚集区有着颇为一致的人文地理环境。因此,考察J村个案对于认识我国当代农村人口出国移民潮的整体社会经济效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三、实证调查状况解析
(一)农民收入的迅速增多与巨额民间资金的形成
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的出国动机主要发端于经济原因,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与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始终是其主导目标。笔者在J村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被访者对于出国动机的回答均为“赚钱”和“多赚钱”的一致表白。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福建侨乡的移民潮,以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为主要流向,其实是一种以民间方式运作的跨境劳务输出[4]。”根据村民的普遍反映,笔者在调查中总结发现,目前J村新移民在国外务工的年收入基本呈现出三个层次。美国是第一层次,一般月收入在2万元人民币左右;英、法、意等欧洲国家是第二层次,一般月收入在1万元人民币左右;新加坡则是第三个层次,一般月收入在7千元人民币左右。依此标准估算,这三个层次下每年每人的国外总收入依次为24万元人民币、12万元人民币和8.4万元人民币,平均为14.8万元人民币。考虑到农村出国人员在国外生活普遍节俭,以及按照村民们的普遍说法:“全村(国外)打工的70%-80%的钱都会寄回来”,因而估算每人每年寄回家中的平均款额在7、8万元人民币以上。并且,由于一个家庭中有时还不止一个人出国务工,所以几年下来,一个农民家庭仅靠国外打工的收入便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财富。用村民自己的话说,“我们早就小康了。”当然,若是对于部分在匈牙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国做生意的新移民来说,百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资产也是有的。由此可见,当代农村出国移民潮最显著的经济效益就是促使个体家庭收入迅速增加。个体家庭经济收入的普遍增多必然使全村整体资金数额变得日益庞大,从而汇聚成一股巨额民间资金。据一位退休的村干部估计,以每位新移民一年寄回7万元人民币的保守标准计算,那么全村500多位新移民的侨汇总额将达到3500万元以上。不仅如此,随着村内出国人员数量的继续增多,这个数字仍有增长的趋势。如此看来,目前J村的侨汇资金流入数额是相当巨大的。甚至有村民反映,几年前村里就有了存款总额上亿元的说法。巨额民间资金的形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但大大推进了农民生活奔小康的进程,而且还为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储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实现闲置资金向工业生产领域的转移,对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巨额民间资金的合理使用过程却并非那么顺畅。就目前状况而言,J村巨额民间侨汇资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偿还出国成本中的债务①;家庭生活消费支出②;“换代迁移”的成本资金③;经济创业投资;公益事业捐献;银行存款。其中,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庞大建房投入造成很大的资金浪费,而经济创业投资的资金使用比例则明显不足。这种多元化资金流向反映出当地村民在如何合理使用巨额侨汇资金的想法上还不成熟,特别是在如何处理消费资金与生产资金之间的协调方面认识不足。“侨汇是国际移民将其在国外所得的部分收入寄回原籍用以赡养家庭和其它用途的汇款,是移居者对家人的一种回报,也是移民输出国在流失大量劳动力后的一种经济补偿[5]。”合理利用这笔巨额补偿金促进新移民迁出地乡村经济发展,对于我国当前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一个新机遇,也是一种新尝试。该问题涉及侨汇的消费、储蓄和投资使用等多方面内容,其最终的合理解决尚需要各相关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做出更多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
(二)农村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动
在出国移民潮出现以前,J村产业结构以传统种植业和简单捕渔业为主,但由于人口多,资源少,因此传统农业发展空间不大。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后,随着经济收入的迅速增多、人口结构以及个人观念的日益转变,也促使J村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动。
1.第二、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局限
按照一般的经济思维逻辑,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具备充足的闲余资金时,往往会把其中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某项事业中,以期通过充分利用资金的价值而获得更多的收益。J村新移民也不例外,多年的国外打拼经历使他们的见识更为广阔,他们开始在本地进行一些投资创业的尝试。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村委会的积极引导下,不少村民把侨汇资金投入到第二、三产业领域中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村委会带领下,部分新移民先后参与创办了纸箱厂、制衣厂、雕塑厂、加油站、液化站、饮食服务场所等8家个体企业,不但安排闲散劳力就业300多人,并且加快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步伐。这是有利的一种产业结构调整趋向。由于拥有颇为雄厚的侨汇资金以及更广阔的发展视野,新移民在当代J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整体而言,J村现有新兴企业个体在数量与规模上还比较有限。特别是相对于村内数千万元民间侨汇资金所蕴涵的潜能而言,当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还明显不够。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有投资环境薄弱的客观因素限制,也受心理氛围的主观因素制约。一些村干部告诉笔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村内集体兴办木具厂,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销矛盾过多而失败。80年代,部分老移民筹资兴办制衣厂,又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此后,一些村民也试办过制鞋厂、碾米厂、服装厂等个体企业的尝试,但均未获较大成功。诸多失败的历史教训在村民心理留下一定阴影,使其在当地创业的热情受到限制,民间巨额侨汇资金也因此无法顺畅地实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最终也阻碍了J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发展。该问题的解决,尚需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引导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解决。正如一位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村民所言,对于目前村内产业发展规划,“村委会能力有限,市里应有统一规划、指导。否则,只有钱(侨汇资金)还是不够的。”#p#分页标题#e#
2.传统农业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1)基础环境的巨大改善
农业基础设施的更新。出国移民潮兴起后,随着国外侨汇资金积累的逐渐增多,J村大部分家庭都已脱贫致富。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村委会可以放心地调整工作规划,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产业发展的基础建设中来。在实际工作中,村委会努力进取,积极向侨胞、向社会、向政府争取资金,逐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近两年来,累计投入70多万元,修建了3条总长2公里的机耕路,修复了3座海堤闸门,加固了1700多米长的海堤,兴修了3条灌溉小渠,改造了270多亩低产田,同时还推广了300多亩优质龙眼、枇杷品种。另一方面,出国务工潮的兴起迅速消化了本地的剩余劳动力,使原来地少人多的矛盾得以大大缓解,并为J村耕地、山林、海滩等农业资源的统一规划与集约化经营开创了有利形势。近年来,村委会重新估量了本地山海资源价值,不但发展了传统林业与经济作物种植业,还将部分海滩资源承包给外地人发展养殖业,从而进一步深挖了当地农业资源的潜力。
(2)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首先是适龄农业劳动力的过量流失。由于当代农村出国务工群体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6],且以男性居多,从而导致迁出地村落留守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和幼龄化以及女性化的方向转变。鉴于在当前我国还未实现农业完全现代化的前提下,具有较强体力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尤其是男性青壮年依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这种人口结构平衡的失调必然会对J村的农业生产造成冲击。尽管适量人口出国就业对当地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当适龄农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则会对田地的有效利用产生负面影响。有学者就此指出,“由于农业和非农产业比较利益的差别,农村中大批青壮年精英出走,使农业生产者队伍整体结构弱化,这必将成为福清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隐患[7]。”其次是村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与出国人员在国外获得的高额劳动报酬相比,村内原有传统农业劳动收入明显“微薄”。有学者对长乐市农村出国就业者在本地与在美国的收入做了比较,指出如以汇率计算,二者相差20至25倍,即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差距也在5至6倍[8]。按照J村人自己的说法,国外打工一年的收入差不多等于村内十年农业生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田地耕种的经济价值日渐失去吸引力。目前,J村的田地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由留守的家人(一般是老人或妇女)继续简单耕种;二是找亲属或他人(附近村人)代种。此外,还有极少量土地出现抛荒情况。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村民之所以选择继续耕种土地,主要是为了遵守政府禁止土地抛荒的政策或是因为多年的习惯使然而仍以少量生产劳动作为老人休闲活动的一种方式。这些状况反映了当地村民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日渐低落。再次是可耕地土地资源的逐渐减少。如前所述,由于村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不断下降,对田地“不怎么种”或“偶尔种一下”,再加上其他自然原因作用,从而导致村内耕地质量的降低。一位村民反映到,“如今村里田地草很多,由于临近的别人家的地荒了,我的地也就不好了。再加上山坡上雨水直接入海,海水咸缺淡水,地没法种了。”由此可见,尽快制定措施以实现可耕地资源的保护利用已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一个迫切要求。
(三)传统农村就业结构的迅速转变
农业生产劳动是J村传统就业结构的主导特征,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后,受国外高额经济收入的利益吸引,村民在“相对失落”心态[9]的刺激下纷纷出国就业谋发展。进而引发当地农村传统就业结构迅速转变。就目前状况而言,J村就业结构主要有如下一些职业构成:出国务工(主要是在欧美等地的中餐馆或华人工厂打工,该群体是出国人员的主流)、国外经商(个别新移民在匈牙利、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地经营服装或超市生意)、农业劳动(大部分留守在家的人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国内务工(有些未出国的年轻人往往也会前往省外或省内大城市打工)、事业单位供职(少量村民在当地乡镇、村委会或中小学工作)、国内创业(一些村民到中心城市或本地附近办厂或经商)。其中,出国务工与农业劳动两种就业方式所占比例较大,而出国务工又往往成为当地年轻村民就业的首要选择。与此相对,同样是打工,在国内就业的吸引力则大大降低,正如福清市侨联一位工作人员所言:“福清人现在观念变了,国内800-1000元的岗位都不愿干了。”由此可见,当代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对于当地农村多元化就业结构的冲击是强烈的。笔者在调查中感觉到,J村目前日益形成一种出国谋发展的浓厚社会氛围,在村民的观念中,出国打工行为已经成为一条致富的捷径。按照当地村民的反映,除了在国内已经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其他的年轻人一般都打算出国打工,正如村民的解释:“有工作的不出国,没工作的就要出国”,“出去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当地中学教师也反映到学校里已经有一些中学毕业生踏上了或者准备踏上出国务工的征程。近十年来,J村人口迁出规模呈现着波浪式演进的特征,虽然由于国内外出入境等政策变化而出现过短期的低潮。但总体上保持着年均数十人的规模。这种状况从量化角度反映了目前J村农民对于出国打工行为的某种“偏好”,同时也再度表明了当地就业结构向出国劳务转向的强劲趋势。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一方面,当代出国移民潮的主要动力源于当前国内与海外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差异的存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这种差异必然会逐渐缩小乃至发生反向变化。与此相应,出国移民潮的发展趋势始终存在自我停滞的潜在可能。对于这种长久隐忧,J村个别有远见的返乡新移民已经对此有所认识,一位曾在国外打工多年的村民对笔者指出,“我们这样过去只是打工,不是用脑子赚钱,卖苦力,不是真正的出路,等过些年中国发达了,汇兑变窄,在国外就难挣到钱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尽早为此未雨绸缪,以便在这种情况来临之前作好足够的应对准备。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迁出造成当地农村精英实力的弱化,进而也使当地产业经济发展遇到一定的人力资源限制。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出国移民潮带来的积极效应,既做到适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又能保留当地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人力资源,将成为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四、小结与讨论
#p#分页标题#e# 人口社会学理论指出,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但又影响社会变迁[10]。海外新移民现象是在迁出地农村的社会“土壤”中孕育而生的,随着农村海外新移民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其对当地原有社会“土壤”也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反作用,从而推动着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形态的迅速变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国移民潮的兴起正是引发当代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一种新动力。这种新动力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出国移民潮的兴起为迁出地乡村带来了大量的侨汇资金。这些侨汇的持续回流不但促使当地农民经济收入迅速增多,而且形成一股亟待开发的巨额民间资金,进而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有利条件。其二,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引发迁出地农村传统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动。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农业和第二、三产业发展中机遇与困难并存是其基本现状。客观而论,海外新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只是为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提供了某种动力和有利条件,而真正完成这种合理调整过程还需要社会各部门更多的努力协作和探索实践。其三,出国移民潮的兴起还导致了迁出地农村就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加速了当地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一元化就业结构向多元化就业结构转变,并且呈现出以出国务工为主导选择方向的强劲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态势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同样需要我们制定合理应对之策,以便更好地引导当地农村就业结构朝着科学化的方向演化。总而言之,作为当代农村经济变迁的一种独特类型,出国移民潮对当代乡村经济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是凸显而深刻的。对迁出地农村经济发展而言,这种变迁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有必要指出,本文个案呈现的以上状况在东南沿海其他农村海外新移民迁出地也有着不少一致或类似的反映。有鉴于此,如何尽快制定合理的应对之策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正确引导当地农村经济变迁沿着科学的现代化轨道前进已成为一个迫切而必要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