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贸易论文范例

摘  要：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本文从中日两国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应对措施与效应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期为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实现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本研究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互联网上以“版权贸易”、“走出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段为2003年1月至2007年5月,经筛选共得到有关“版权贸易”研究论文123篇。本文对近5年有关版权贸易的研究进行评析,并同前期研究成果对比分析,以期对版权贸易特别是有关版权贸易逆差的研究再度梳理,通过阶段性总结找到新的重点和方向,并对如何促进我国版权贸易及扭转逆差有所借鉴①。   一、文献源分析   (一)文献分布以近两年为重点   对文献时间分布的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对版权贸易的关注程度,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研究版权贸易的文献最多。联系文献所关注的话题,对比前期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的总体趋势由对版权贸易现状的剖析及对版权贸易逆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影响国家安全)等,转向如何促进版权贸易输出及我国出版业如何走出去等问题上。对逆差的关注、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以及如何“走出去”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研究重点由现状分析转向对策分析。   (二)文献源类型以业内期刊为主   对文献源的类型进行分类可以了解关注话题的载体情况。从图1可看出对版权贸易问题的关注除了业内期刊外,业外大学学报、学术类(《河南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经济类(《对外经贸实务》)、法律类(《时代法学》)期刊也在关注,其中以经济类期刊居多,互联网上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对版权贸易的一些新闻性质的报道。其中,业内期刊80篇,占65%,可见真切关注该问题仍在出版业内,主要集中在:《出版参考》、《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分别是27篇、15篇和13篇。其余的业内期刊如《中国编辑》、《中国图书评论》、《编辑之友》等均不超过4篇,大部分为1~2篇。业内期刊的研究文献也主要集中在2006年,有30篇。对比前期研究成果发现,对版权贸易的关注保持了集中在期刊特别是业内期刊的这一特点;而载体范围的广泛性说明,对版权贸易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业内,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相吻合。   (三)文献研究主体以高校和出版社为主   研究样本中,100篇可以获得作者的情况,发现关注版权贸易的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出版社、媒体、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见图2)。高校教师最多,达40篇,分散于25所高校,地域和专业分布较广,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学科也较为广泛,如传播学、信息管理、国际贸易、法律等。　高校最集中的是北京印刷学院,共有8篇文献,其次是武汉大学4篇,剩余高校大部分为1篇。高校作者的研究从多角度展开,这也是由不同学科和专业决定的,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状的解读、分析,特别是对逆差现象的关注,如何解决逆差,促进版权输出以及对现有版权问题的研究综述及述评。前期研究也反映出高校学者作为研究主体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对比来看,高校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对逆差现象的剖析、寻找对策及“走出去”等。对比高校学者和业内人士的研究,发现前者比后者的研究相对宏观,能够关注实务背后和上层的理论及规律,虽然有所欠缺,但是一种进步。其次是出版社和媒体,分别为25篇和21篇,作者分布于23家出版社。中央出版社11家,集中在一些具有特色资源的出版社;地方出版社12家,集中在华南和华中等出版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出版社人员主要关注版权贸易的实务操作。媒体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业内期刊(最多的是《出版参考》7篇)和网站,及少数社科类期刊和综合性报纸,主要关注事件的报道和简短分析。政府部门研究以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版权局为主,研究机构中,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已成为有关版权贸易研究的主力,文献有8篇。综合来看,研究队伍有不断壮大、学科背景更趋多元化的趋势。但研究主体在领域和视野上的局限也成为导致目前我国版权贸易理论研究整体落后于实践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献研究对象、主题与方法分析   (一)研究对象侧重国内版权贸易   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国内、国外及国内外情况对比三种。国内研究116篇,占94%;国外研究只占2%;中外对比研究占4%。这表明国内媒体及研究人员主要关注本国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重视本土版权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也说明有关研究离不开具体的国情。部分中外对比研究是从借鉴经验的角度出发,落脚点也是促进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   (二)研究类型以实务研究为主   本文将研究类型分为理论研究、操作实务及其他(一般的介绍性文献和新闻报道类)三类。操作实务类84篇,占68%;理论研究16篇,占13%,这表明研究主体关注点在操作层面,而理论研究则相对欠缺。在少有的理论研究中,理论都来源于国外,因此,有关理论研究还需要创新,这个问题在前期课题研究中已经发现,但近年仍未得到很好的改善。大量实务分析使实践探索成为我国业界关注重点,说明在现阶段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主要为操作实务型发展,趋向是在实践分析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并给予实践以正确的指导。   (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方法指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性研究有92篇,占74%,多是纯文字的描述,少有数据的分析,或者通过少量的数据来佐证观点的描述,这是目前有关版权贸易研究的主流。定量研究仅占7%,比例偏小,但部分文献属于综合性论题,涉及内容较多,在谈到版权贸易的现状时,基本都采用数据说话。虽然定量研究的篇幅不多,但对比2003年之前的研究,发现采用数据说话已经渐为业内人士接受并成为发展趋势,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所做的定量研究也将为定性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四)研究主题侧重输出、对策   本研究将文献的主题分为:引进、输出、逆差、对策、综合、国际对比、述评、其他八类,其中,对策研究里,包括引进、输出等各个方面的对策,也包括一些实务操作类的文献,综合研究即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献。从图3可以看出,有关输出的研究文献最多,达25%,从年份分布上来看,七成多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对逆差问题的研究位居第四,占11%,同输出的研究类似,近六成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可以看出,研究趋势是如何正确地看待版权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如何促进逆差的缩小,其中一个重要和直接的途径就是促进版权输出。另外,有关对策的研究也很多,占18%,对策研究一般是从较宽泛和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对策,其中大部分研究都会提到促进输出及缩小逆差。对引进的关注只占6%,是直接关注输出研究的1/4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趋势和“拐点”的出现。#p#分页标题#e#   三、研究内容分析   (一)版权引进———我国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版权引进与输出同知识在全球的分布和流动有密切关系,是知识传播在国际和地区间的流转。我国科技文化知识总量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经济建设对先进科技文化成果的需求旺盛,形成了现阶段我国对国外引进需求强劲的局面[1]。从宏观层面来看,版权引进是吸收国外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既满足了读者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又客观促进了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差距。从图书市场看,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2004年引进版图书消费分析表明,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引进版图书市场规模的同比增长均高于同期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同比增长,引进版图书市场的发展比整体图书市场快[2]。从出版社来看,随着版权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出版社认识到版权贸易的重要作用,引进不是目的,是加速自我发展的手段,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引进)作为出版社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了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3-4]。   (二)版权贸易逆差———我国出版业的长期困扰   1996年以后,我国版权引进以年均57%的速度迅速增长;而版权输出的增长速度则十分迟缓。1996年以来,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率基本维持在10∶1左右,2002年升为7•9∶1,2003年又跌至15•4∶1;从2004年开始,版权贸易逆差开始逐渐缩小,见表2[5]。　政府部门曾一度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关注版权贸易逆差问题。随着版权贸易研究的系统和深入,普遍认同版权引进是知识流动的正常现象,是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需求所致,在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引进。但国家及出版业内人士也认识到应从各个方面加大版权输出,通过版权贸易实现我国的文化输出,推动我国版权相关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版权贸易“顺差”———我国出版业的“拐点”   2006年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国版权贸易协议和议定版权合作意向达到12064项,版权输出和引进基本持平。签订版权输出协议1096项,引进协议891项,输出引进比为1•23∶1,这是我国出版业在大型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实现版权贸易顺差[6];同年第58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我国共输出版权1936项(合同820项,意向1116项),与版权引进1254项相比,又一次实现顺差[7]。虽然这两次顺差不是我国版权贸易整体意义上的顺差,但具有重要意义,给我国版权输出带来了新动力,被称为我国版权贸易的拐点。之后,我国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及报道,国家许多政策纷纷出台,以促进我国的版权输出及文化输出,为实现文化强国而有所作为。   (四)版权贸易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版权贸易中的主要问题有:版权资源合理利用率低、版权贸易结构不合理、版权贸易的市场定位模糊不清、操作模式不灵活、引进与输出比例严重失衡、运营思路和手段与国际惯例相冲突、版权贸易从业人员素质偏低、量质失衡等。   1•宏观层面原因分析   宏观分析,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影响全球,文化感召力弱,科学技术不够发达,运用市场的能力不高,出版业对世界图书市场把握不够,版权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省市版权管理部门对版权贸易重视不够,管理力量不足,对新技术产生的新内容和形式还没完全适应[8]。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图书阅读习惯、阅读心理的不同,给我国的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造成了障碍。贸易的发展有赖于市场化分工,而我国实现版权贸易国有专营,行政垄断导致版权贸易低效,版权贸易不可能完全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有效交易和竞争,导致版权市场化程度不高,版权门槛过高,市场优势难以发挥,业务狭窄等不利因素。另外,几个政府部门分管文化产业,造成条块分割、行业壁垒重重[9]。   2•中微观层面原因分析   版权输出的弱势反映出版界乃至民族原创力的缺乏,以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我国出版业特别是出版集团创新能力差,没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未实现集团内部一体化,也没能按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来运行,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品牌效应的发挥。版权贸易工作与出版工作机制不匹配、发展速度与出版发展速度不匹配、发展战略和定位与出版发展的战略和定位不匹配[10]。从行业来看,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人才严重匮乏。版权市场信息不畅通,版权作品的产生和使用发生“断链”,版权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版权价值未能得到体现,版权增值能力差[11]。版权贸易人才缺乏,我国目前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才多为编辑或总编室人员的兼职身份,很多出版社没有专门的版权机构,难以完全适应国际化专业分工的高要求。另外,从业人员的收入和处境(职称、晋级等受到限制)都比较尴尬,人员流失比较严重。版权不成熟成为限制我国版权输出的“瓶颈”。无论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及介入的流程都十分有限,无法满足需求,无法同国外的版权抗衡。版权委托人市场还没有形成,输出版权未形成规模,版权资源需求不足,缺乏经验和操作规范,对版权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12]。   版权市场不规范,无序竞争和违规操作情况严重,诚信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还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起来,我国的版权贸易观念是“以产定销”,而国际上是“以销定产”[9]。此外,有的出版社不熟悉版权贸易的流程,大部分出版社受利益驱使,不维护市场,对热门选题盲目跟风引进,或者通过哄抬版税的方式来竞争,导致市场混乱、无序。另外,对外出版的信息沟通十分薄弱。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信息不通;出版者相互之间的信息不通,选题雷同,相互撞车;中间服务商(图书公司)与出版者之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也不畅通,很少提供客户的需求信息,难做到个性化服务[13]。   (五)促进版权贸易发展———政府、行业、出版社齐抓共管#p#分页标题#e#   文献中涉及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层面。   1•政府层面着重在政策倾斜和促进建立市场体制上   (1)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在文化输出方面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出去”的速度与强度。特别是在海外中文图书市场开发难度较大、单靠出版企业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大规模突破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外国许多政府都扶持文化产业,如韩国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设立文化产业振兴基金、出版振兴基金等,德国、法国设立国家基金资助翻译出版[14]。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适时制定明确的扶持版权输出的规章制度及资助办法,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根据海外读者的需求,策划选题,让出版社竞标,通过多途径保证版权输出的规模和力度。出版“走出去”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五大战略之一。政府积极鼓励图书出口、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开设境外书店。版权输出是出版单位开展版权贸易和“走出去”的传统形式和主要形式。国内一些出版单位已与境外有实力的出版集团结成战略合作联盟,走联合出版发行之路取得了成效。到境外举办书展、开办公司或与境外的出版单位合资办出版、发行等也可以促进“走出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将是走向世界的主要形式。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在对外版权贸易竞争中的核心目标是如何保护本国出版企业的利益和如何搞好对外宣传,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虽然可以通过制订“倾斜性”甚至“不对称性”政策帮扶本国媒介获取优势以保证和保护本国政治利益,但又需要考虑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多边利益平衡[15]。此外,政府除了政策上的扶持,也采用经济手段,以财政、税收、融资、投资等经济政策为杠杆,运用多种措施鼓励出版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激励版权输出。   (2)建立市场化机制。政府应加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步伐,打破贸易壁垒和行业垄断,营造开放有序的市场新格局;建立科学、合理和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打破垄断经营,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此外,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版权贸易统计制度和统计口径,使统计数据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真实情况。   2•行业层面着重在版权机构、版权和人才培养上   (1)整合出版资源,发挥规模优势。我国出版业应该发挥出版集团的规模优势,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入手,推进集团化建设,塑造新的市场竞争主体。产品开发要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跨行业、跨媒体的开发,转变规模化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主张出版企业输出版权时组建版权集团,以壮大输出版权的资源、人员、渠道力量;联合共同参加大型国际书展,集体推出自己的版权;联合共同策划对外宣传的方法、手段、策略和渠道;联合外设机构[16]。出版集团自身也要引进先进版权及版权贸易运营理念,实现版权定位与出版定位统一:集约化发展,以集团为平台进行部署;专业化发展,规划专业领域和强势方向;多元化发展,围绕品牌建设进行相关衍生品的开发[17]。不盲目引进与输出,利用国外出版商的产业链资源,立体开发经营,实现国内外出版资源统一整合,共同开发。   (2)促进版权的发展。版权要健全法律体系,并不断修订。同时,也需规范化建设,对版权人员实行资格准入制度[2]。行业力量要促进版权的专业化发展,应介入选题的策划、营销,与出版社和著作权人深度广度合作,为图书、报刊、音像、广播、影视等多媒体全方位版权,将出版社为主变国内外作者为主。出版社可与版权机构实行专业化分工,避免不正当竞争。   (3)加强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加强与文化、教育、外宣等部门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选择重点院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选用海外学成归国专业人才,增加人才储备;有的放矢地选派一些外语基础好、业务素质强的人员赴欧美等地考察或短期进修。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国际化人才的集聚,大力推进引进人才方式的多样化,开创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创新模式,扩大人才国际化的流动趋势,聘用“洋教练”,取长补短,从工作实践中积极加快国际化的接轨与运行[18]。   (4)建立版权贸易协会,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出版行业协会是政府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我国目前还没有对涉及图书的版权贸易进行有效规范的专门行业协会。目前版权经理人仅在北京有一个民间组织,亟待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版权贸易协会,建立信息完备的专业网站,深入交流,维护我国出版社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规范和解决我国目前出版社在版权引进时互相抬价、无序竞争的问题,使版权贸易更趋理性[19]。   3•出版社层面着重在经营管理战略和策略分析上   (1)实施外向型战略。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是出版企业走出去,以资本输出带动文化输出,参与国际资本竞争。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是实施外向型战略,要放眼国际市场,从海外市场需求的角度统筹规划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进行版权产品的综合立体开发、跨媒体开发和深度加工,实施图书出版产业与其他传媒产业的联动。要建立市场主体,组建业务范围立体化的文化企业集团,多渠道融资,推进文化创新[15]。注重开发有利于中国移民了解祖国的图书;开发外国人学中文和介绍中国成就的图书;以多种形式译介中国的古典名著,如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连环画等;将民间故事和传说改编成连环画或动漫输出[20]。   (2)利用视觉文化传播输出版权。视觉元素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比语言符号传播失真少,有其优越性。可以充分发挥图片、绘画、音乐、影视等形式作品的优势促进版权输出。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使用生动的视觉形象取代部分纯文字内容,如以漫画或连环画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利用图解传达信息,开发音乐作品输出文化等等。   (3)注重宣传营销。图书版权贸易的宣传包括出版社总体实力的宣传,出版专业特色宣传和品牌图书的宣传,以及寻找理想的版权等。可以借助区域文化合作、多边文化会议、各类国际性书展主动地向外推销优秀出版物;有计划地组织国外重要媒体人士来华进行专题文化采访,组织驻华外国记者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涉及出版业务的文化活动;积极与旅游部门合作,促进对外出版物进入旅游市场,直接面向国外游客,可以开发衍生版权产品,发挥各方面优势,多层次多渠道推介我国出版物。#p#分页标题#e#   四、结　语   我国版权贸易受诸多因素影响,引进与输出之间的差距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版权贸易逆差的扭转还需经过一定的过程。政府不仅要加强政策宏观指导和扶持力度,也要增大资金投放力度。行业协会和业界必须认真贯彻政府的各项政策,根据市场运行规律,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加强对外贸易宣传和贸易渠道的建设,推进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的发展。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关版权输出的研究正在崛起,并不断深化,能够揭示一些规律,但仍处于尝试阶段,在这个阶段,版权输出必然会继续经历失败以吸取经验才能成功。可以预见,今后的版权输出会保持增长的趋势,但因为其不稳定和不畅通,可能是螺旋式的上升,受大的事件或政策的影响,版权输出也容易表现出震荡。但随着国家政策扶持的加大,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行业层面的建设和规范,出版集团规模效益的发挥以及出版单位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成熟,版权输出会有大的突破,最终平衡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从输出驱动的视角着手，将输出驱动假设中的“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贯穿于大学英语翻译课程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本互动和人机互动四个层面。通过对学生进行开放式访谈，发现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评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了不同反应阶段。最后得出结论，以输出驱动为指导的互动式翻译教学模式符合当前高校大学英语翻译课堂发展的实际需要，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照顾学生的适应情况，不能急于求成。

关键词：输出驱动；互动式教学；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证研究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版）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培养学生“翻译能力”，并从“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三个层面针对翻译材料的熟悉度、翻译速度以及译文质量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但是，在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中，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2013年12月以前，全国大学英语考试中翻译题的比重仅占5%，导致在教学过程中翻译能力的培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本文将尝试从输出驱动视角着手，将互动翻译教学模式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来，以期为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一些理论层面的参考。

一、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一）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从当前阶段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活动的基本现状来看，翻译课程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虽然当前阶段已经有部分“双一流”大学开展了包括翻译在内的大学英语专门课程，但是大部分地方性高校都没有专门设置翻译课，而且翻译方面的内容在教学中所占比重偏低是不争的事实。

（二）教学模式囿于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效果不明显

数字化出版①产业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必然要经历的飞跃。   一年一度的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是两岸出版业界加强沟通、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2010年该论坛以“数字出版与两岸合作”为主题，掀起两岸数字合作探讨的浪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两岸出版界在推进华文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应携手合作，共创华文数字出版的美好未来。他建议加强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他欢迎台湾出版企业到内地去落户发展，与内地业者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产业集群，两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果的数字化呈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影响力；同研发华文数字出版的核心技术。在重大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方面，充分利用两岸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既懂技术、管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再次提出，面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两岸业界要在出版内容、产业链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标准4个方面加强合作。[2]论坛上，内地和台湾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描绘了推动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与发展的蓝图，积极寻求推动华文数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对策。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数字出版的广阔市场前景下，应注重出版产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让数字出版与服务社会相统一，保持独立的价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两岸各自推动数字出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机制与前景分析为视角，藉此探讨两岸数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基础   所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数字化的图书产品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的特点，比传统纸业出版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纵观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内容制作环节，比如作家、出版社、新闻媒体；第二是交易服务环节，比如传输、资料库的交换和结算服务，主要指资讯服务商家；第三是阅读器的生产环节，比如手机、IPAD等。   随着网络和无限移动使用者的增加，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步向数字化转移，这是数字出版市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出版领域，发达国家电子阅读数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业者亦引用研调机构数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进1,100万名北美地区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至少1台电子书阅读器。[4]由于网络的影响，不少图书的线上版的需求量超过了纸质版，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高调宣布，因在线版需求大大超过纸质版，在编的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将不再以“砖头”面目示人，只出电子版；而荷兰威科集团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已经占到其34亿欧元营业收入的52%。[5]可以说，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出版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成熟。   内地的数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内地第一份网络期刊《神舟学人》的诞生，以及2000年第一个由传统出版商开发的电子图书产品“掌上书房”。而由清华同方集团建设的“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开始运作，至今已经成为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专利标准、海外文献资源等于一体的大型网路出版平台，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同时，不少通讯业者也相继推出数字出版公共平台，民众可以运用数字产品得到资讯信息，数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贴近民众。很多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数字传媒公司也不断出现，2008年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内地数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手机出版的收入超过网络游戏。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线广告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尽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线广告市场规模仍以2%的增长率增至552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至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2011年~2014年将以超过11%的速度持续增长。[6]十一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0%，2010年总产出超过千亿元，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超过8%，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开始普及，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达到32.8%，为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创造了条件。[7]   再看台湾地区，全球四大主要电子纸技术供应商中已有两家为台湾厂家掌控，为台湾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台湾的电子加工制作业一直以来都很强，因此台湾在自主研发电子书阅读器上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出版相关产业比如软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纷纷转身关注数字出版。台湾政府在2002年将数位出版列为“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新闻局将2004年定为“数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过了为期5年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旗舰计划》，并予以新台币1.77亿元补助，到年底时更追加至38.85亿元新台币。   由此看来，内地和台湾的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商业模式也日益成熟，数字化阅读方式广泛普及，华文数字出版业已经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两岸数字出版合作走向国际的互补优势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各有长处，现在的电子书大部分还是以实体书为基础，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来或许可以实现独立出版。电子书潜在购买人群存在年龄低、学历高、以互联网为主要购买渠道、完全电子化付费等特点。在数字出版方面，台湾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而内地则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两岸合作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也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而是优势互补，增加产业的主动性与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间必然广阔。#p#分页标题#e#   2010年，内地数字出版的总体规模和营业收入都达到1千亿元。内地的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产业规模远远大于台湾，这也是因为内地经济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导致的结果。同时，内地出版的内容比较丰富，2008年，内地共出版图书275668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03%，内地共出版电子出版物9668种、15770.64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1.74%，数量增长了16.10%。[8]2009年内地共出版图书301719种，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较好，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9]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87种，图书品种增长8.84%,电子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也稳步增长。[10]再加上人口数量，内地将会是数字出版最具潜力的受众市场。   而在数字出版技术上，台湾的步伐比内地要早，发展也快。近年来，台湾电子阅读器产量不断扩大，电子阅读市场比较大。同时，电子阅读器的用途范围涵盖休闲娱乐、工作阅读以及学习课程阅读。2008年7月，由台湾52家出版业者与电信业者、通讯服务业者、图书馆共同筹建的台湾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数字出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台湾元太收购拥有“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专利的E-Ink，该种电子纸易读性强、低功耗，强光可看，通过这次收购，元太成功成为电子书行业上游技术的主导者。同时，台湾的友达与台达电均在电子纸领域投入，实力强悍。在阅读器生产领域，台湾明基等生产厂商与内地有很多技术合作。   如果两岸出版产业界合作，充分将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这块蛋糕做大，让两岸出版产业与技术上的优势相互补充，并辅以台湾对欧美市场的了解，以及台湾过去较为优质的内容编排、发行与作者因素，共同抢占国际市场，将是在数字出版上重振华文的盛事。   三、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两岸数字出版，对第一序位的板块内容关注是最重要的，丰富电子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必然要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出版物的数字加工制作，形成传统出版单位与电子书出版单位以及著作权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促进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在内容资源上的协作共享。笔者认为，以下是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一）繁简字标准化互换以及专业名词互换。如何将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繁体字与现在内地民众所使用的简体字相互转化融合，是两岸数字出版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规则，比如繁简体字转化固定所使用的软件与程序，比如当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或者当简体字变成繁体字时，相关的版权及其他权益要明确界定等，这样才能让两岸数字出版的内容传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够为两岸民众所接受。应该说，尽管繁简有区别，但毕竟同文同种，文化相近，因此这一障碍的消除并不困难。   （二）合作培养两岸数字出版人才。内地缺乏数字出版人才是事实，因此未来两岸携手对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地的出版教育专业虽然被统一称为“编辑出版学”，但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却各有侧重；出版专业虽然都设有实习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论教学。从出版编辑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度来说，内地的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密切度显然不够，出版专业涉及的各环节其实并未被紧密结合。反观台湾的出版类专业教育，早已将编辑出版、新闻、大众传播、传播管理与信息管理、广播电视与视觉传播、出版与印刷传播、传播科技、图书信息、广告等密切关联，甚至中文系也开始普遍设置与编辑、采访、创作相关的课程，这种“跨科系”、“整合性”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为台湾新闻传播与出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数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养不能单靠市场调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内地的教育部门要对高校涉及出版类的相关专业进行调整并完善，将数字技术和相关内容落实于教育中，并且让两岸的出版教育专业与行业界的师生、从业人员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机会。   （三）规范数字版权贸易和保护。数字出版的诞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数字出版才能真正繁荣。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保护和传统的出版业并无不同，但现实的状况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内容的电子版权都没有厘清，毕竟从前书稿在出版之时并不会连带电子版权一起授权。中文在线公司董事长童之磊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出版需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而保护版权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为维护著作权不受侵害，两岸相关部门应该赋予电子出版品法定权利，鼓励自由出版与销售，授权纸版书版权的同时考虑电子书的版权，并尽可能在关税减少设限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岸在版权合作时必须积极考虑数字版权的合作。   著作权是数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两岸法律、版权立法及执行存在差异，同时数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数字出版合作中，还有两部法律也值得关注。一是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业者，往往因商务营销等掌握读者的相关个人资讯，而数字出版与电脑技术等高科技紧密相连，利用数字的技术很容易造成用户资料泄露。虽然内地也有隐私权保护，但是目前还没有单独的一本隐私权保护法，对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盲点。反观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隐私保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在两岸数字出版合作中，可参照这部法律，就读者个人资讯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费心思，防止遭恶意或者无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出版业者之间为了竞争所进行的联合行为可能导致对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或者出版业者可能为之进行的搭售行为等都可能触及该法律。两岸数字出版合作应以此法为准绳，积极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共同繁荣出版市场。   这些年，两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的版权贸易中，台湾地区位居内地版权输出、引进品种数的首位。[12]2009年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第一位的依然是台湾地区。[9]2012年2月15日的国台办新闻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在两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出版交流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加强两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民众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13]#p#分页标题#e#   华文是海峡两岸民众的共同财富，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核心技术，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集群，以及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人才，必然将是未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方向与内容。

[摘要]新疆处于“一带一路”中心地带，是重要边境省份。借助边境贸易方面的资源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投入，获取了更多的发展驱动力。本论文以2001-2019年的新疆边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代表数据，用ADF单位根、最小二乘法、Granger检验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边境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边贸进口额的促进水平不如边贸出口额。最后，结合新疆边境贸易对新疆经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和检验结果提出了促进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新疆；边境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边境贸易是个特殊的贸易形式，是衡量沿边开放成效的重要指标，有利于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和睦友好的外交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而对于边境贸易的研究更着重于国家战略和地缘战略的研究。因此，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入手，通过各种方法检验了边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学者对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如下：徐楚乾以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广西东兴口岸现状及发展历史，借鉴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及解决方法，针对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张希平定量分析云南地区边境贸易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明边贸促进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但依旧存在影响边贸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了结合边境贸易优势，借助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建议。矫德阳以黑龙江省边境口岸绥芬河市为例,采用计量软件对边境贸易总量对GDP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GDP变化有相关性,其中一般贸易的显著性比边境贸易显著。张宏昊等人利用贸易数据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二者的关系,得出西藏边境贸易对西藏经济增长有正相关性。王垚等认为，边贸对边疆地区GDP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比投资等经典要素，边境贸易的影响力度不太理想，作用还是较弱。国内大部分边境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以上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比较赞成边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助推地区经济发展。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边境贸易在GDP所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够明显，远远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主要是因为各研究地区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地源特征等。

一、新疆经济增长与边境贸易发展现状

（一）新疆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结果，2019年全区实现GDP为13597.11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81.28亿元，同比增长17.1%；第二产业总增加值4744.4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071.85亿元，同比增长26.64%。

（二）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状况

摘要: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较为单一，许多高职院校为了实现与产业的无缝对接，往往会积极与有关企业展开合作，这种单向的靠近导致校企交流缺少互动性。而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教育，则是校企合作的升华状态，是学校与企业相互交流与沟通的过程。高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教育改革想要实现产教融合，就需要帮助学生将所学理论有效运用到实践中，以此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基于此，针对当前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双创团队、实训基地、电商平台三个维度，提出了有效的教育策略，以期推进产教融合教育改革，确保商务英语人才满足市场需求。

关键词:商务英语;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现状;教育策略

引言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利用产教融合，学校可以为企业提供所需人才，企业则可为学校提供先进的教学设备，充分实现了校企资源共享。与此同时，校企双方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收益，而这也是实现产教融合的基本动力。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引导行业各大企业积极参加应用型人才培养培训，加快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及课程改革，拓展实践训练内容、提高师资力量，全方位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因此，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联系企业并融入产业，不断推动产教融合的深入发展，借此来保证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质量［1］。

一、产教融合概述

(一)基于校企合作的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各有不同的专业术语，换言之，也可将产教融合看作是校企合作的深入与升级。校企合作主要指的是学校与企业彼此配合一起完成某项工作，而产教融合则指的是教育主管部门联合产业部门，双方互相渗透，合二为一，实现教育与生产一体化，从而达到融为一体的状态［2］。协作与融合有着不同的内涵，相对于协作来说，融合涵盖的内容要更加广泛和丰富，更能突出生产与教育之间的交流、协调、紧密、和谐的关系。校企合作是学校实现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对接，积极向企业靠拢，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是单向的从学校到企业的实践过程，如果企业在尚未从学校得到人才与科技的切实利益前，双方是无法产生良性互动的，更无法形成强大的合力。也就是说，产教融合相当于校企合作的更深更高的一种状态和阶段，因而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短暂性和不定性的特点。无论是校企合作还是产教融合，其围绕的主体都是学校与企业，强调的都是教育和生产之间的紧密结合，但它们的结合程度却并不相同。产教融合属于一个双向输出与双向融合的互动过程，是高于校企合作的一种状态，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和稳定性特征，是当前高职教育体系要实现的终极目标［3］。而在校企合作当中，学校占据着合作的主体地位，企业则充当的是配角，只有校企双方均为主体时，双方才能相互融合，才能从校企合作升华成更好的产教融合。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教育改革的正是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只有符合市场需求，才能紧跟当下高职教育体制的发展脚步。

引言   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主要有艾维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2]等。中国学者全汉升[3]根据历史资料对明代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作了一番梳理，钱江推断“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实际贸易额可达到三亿比索，约折合白银二亿二千五百万两”[4]认为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银的开采。上述学者的论文对笔者写作本文有很大启发，但他们没有清晰详细地对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据史实，对明代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十七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①而中国物产虽丰富，白银却稀缺。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所以导致了丝绸、陶瓷外流，而白银内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贸易有三条主要航线：欧洲、美洲、日本。中国对欧洲贸易航线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澳门是中欧贸易枢纽；中国对美洲贸易航线西端起点为福建的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转口岸，其间澳门一度垄断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东端终点为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中日贸易分直接贸易和通过葡萄牙人进行的澳门-长崎转口贸易两条途径。明中后期白银内流，由航海时代的海上“三剑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担纲；而日本，凭借与中国传统的交通往来和地理上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路   15世纪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开端。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伴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海洋贸易时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扩张的急先锋。葡萄牙拥有长达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其中里斯本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纪末，这个国家也只有110余万人口，经济并不发达。葡萄牙是第一个摆脱摩尔人（穆斯林）统治，完成民族统一的欧洲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力量，在建造能够容纳大批水手从事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胜过其他国家。   1415年，绰号“航海家”的亨利亲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军攻占摩洛哥休达（Ceuta）港，揭开了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壮举。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控制了波斯湾口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岛）、印度西海岸第乌（Diu）等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权。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海军基地和东方殖民地的首都。随后占领了当时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据点马六甲，在科伦坡（Calombo）、苏门答腊、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苏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贸易。   葡萄牙王室垄断果阿、马六甲、澳门等亚洲主要商业据点的贸易和香料贸易，对马六甲对香料的垄断持续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岛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给各国市场运去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陶瓷等，给中国市场则是大量白银。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罗(RafaelPerestello)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从那里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前往中国。   1517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达广州。托梅•佩雷斯使团出使本欲建立通商关系，然葡萄牙使臣“潜入京师，见部不拜，朝欲位先诸夷”，①全然不顾中国温良恭俭让之礼，使团翻译火者亚三自恃与佞臣江彬关系密切，骄横跋扈，尤为举朝大臣所深恶。武宗驾崩未几，火者亚三即与江彬同案被处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广州，其出使一事无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设法赢得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信任，走私与合法贸易双管齐下，终于打开对华商路。1553年，在澳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人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晒货物，需要上岸短暂停歇，正式获准在澳门暂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断扩充势力，逐渐垄断澳门贸易。澳门自开埠后，拓展了与欧洲、印度、日本、菲律宾、东南亚乃至美洲的贸易，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东南亚各港的国际贸易航线，澳门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与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东南亚地区货物交换中国货物，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葡萄牙人逐渐改用现金采购中国货物，1582年（万历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银结算，中国海关向葡萄牙商船征税也均以白银计值。后来荷兰、英国等国商人亦跻身对华贸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的西端从里斯本扩散到了多处港口，但东端一直集中在澳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作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地位由此可见一般。#p#分页标题#e#   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巨大进展刺激着西班牙人的神经。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建立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管辖。由于那时的菲律宾群岛尚属蛮荒之地，本地物产低下，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在菲律宾刚刚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积极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获取中国方面的日用消费品供给。而且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和优惠措施。从事对菲律宾贸易的华人，为菲律宾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约翰•福尔曼（JohnForeman）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到：“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5]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原因使得海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御倭战争”的胜利及其随之而来的明朝政府的开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②为标志，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战，戚家军歼灭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残寇夺渔舟远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结倭寇多年的大盗吴平从海路窜逃安南途中被闽、粤官军全歼。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势使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历史教训，史载“隆庆改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③。   明政府随重开中断40余年的海外贸易。隆庆开放海禁后，明政府对私人出海贸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须由政府发给凭证（称为“由引”），但出海贸易的决不仅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国海岸线漫长，海商们熟悉地理形势，没有由引也照样私自出海。当然海商通过向海关官员行贿，可以得到出海凭证。有的海商则通过转借来的出海凭证出海。顾炎武对此现象评价道“：奸民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违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员也卷入到海外贸易中来。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门购买并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过广东、澳门每年向菲律宾输出生丝和绸缎价值150万比索。这些丝绸大部分又转输美洲和欧洲。除了输出中国的丝织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广州的黄金运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利润可达75%－80%。   二、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路：“大帆船贸易”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初次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就已发现菲岛存有中国物产。1521年，麦哲伦在候蒙洪岛上看到过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岛看到过广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务岛上看到过中国的描花漆碗和黄色丝织头巾，并从宿务居民口中得知，这个岛和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1565年，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航线开通。美洲的白银经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启航，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在马尼拉，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将这些物品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时称“大帆船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中国海商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的贸易，因中国王朝政府严禁外国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宾进行，故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称谓，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自1574年开始至1815年结束它的使命，历时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大帆船贸易”的繁荣，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发达的丝织业急剧衰落。1573年，菲律宾省督拉米沙礼斯报告西班牙王说，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输出到中国去的货物，“没有一样不是中国所己经具备的。所以，对华贸易必须向中国输送白银。”⑤1584年，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达发洛斯报告西班牙王说，“中国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银都弄走了。我们没有货物给他们，除去〔银币〕里尔以外，什么都没有，请陛下命令指示我们怎么办。”①1586年,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②。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争趋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   1570年（隆庆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队初抵吕宋时，马尼拉华人仅40名。可至万历十年（1582年）时，马尼拉华人之多，已使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给菲律宾总督，对中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给以免税待遇，这大大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旅菲华人数目随之剧增。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2万余，其中多数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满打满算，把驻军包括在内，也仅有2000名。[7]马尼拉转口贸易规模之大，从船舶大小及年均进港数目可见一斑。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上通常是两艘大商帆编队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吨以上，1746-1761年间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罗萨里奥号为1710吨，1762年被英国海盗劫掠的圣特里尼达德号则达2000吨。南下的中国商船多为二桅平底帆船，载200-400人。据学者罗荣渠统计，马尼拉年均进港华舶数目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国学者威廉•莱特尔•舒尔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书中称，1575-1815年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数一般在20至60艘之间。据估计，中国商船运来的货物一年缴付的关税是4万比索，当时的税率为船运价值的3％，据此计算，每年运入马尼拉的商品价值约130万比索。时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足见对华贸易之重要性。[9]#p#分页标题#e#   依靠对华转口贸易，马尼拉崛起为当时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1580年，两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葡船所装载货物以中国货为主，次为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594年，西班牙国王敕令，禁止菲律宾、墨西哥直接对华贸易，将此项贸易特权留与澳门葡萄牙人独享。澳门与马尼拉贸易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费尔南多•席尔瓦1626年称：“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10]   为适应对欧洲、美洲贸易急剧增长之需，自16世纪下半叶左右始，广州形成了一年一度、为时两三个月乃至四个月之久的商品交易会，自1580年（万历八年）起增加为每年两次。两次交易会的时间安排分别与西南季风、东北季风相吻合，商人们在广州采购后可以即刻启航，不致占压资金。每年一月冬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云集广州采购货物输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每年六月夏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采购货物输往日本。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11]1603（万历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吕宋机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华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有24，000名华人遭杀害或被投入监狱。对华人的第二次大屠杀发生在1639年，原因与中国商品竞争力有关。   中国纺织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丝织业日渐倒闭，而大量的银元又被走私到菲律宾，甚至连秘鲁的银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购买中国的货物，结果墨西哥的经济走向萧条，马尼拉的财政也遂逐渐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从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和对华人的大屠杀[12]。西班牙殖民者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必然使中菲之间的贸易大受影响。1604年仅有13艘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中菲贸易额由1603年的133万比索骤减到1606年的53万比索，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也骤然减少了4万比索。   三、中日海上贸易：“广州-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因富产白银，16世纪后期以“银岛”而闻名于世。顾炎武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④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贸易长期受到不正常外交关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开始，中日关系已不正常。朱元璋虽在《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入“不征诸国”名单，同时却告诫子孙：“（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胡惟庸勾结日本人谋反、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侵朝更使两国关系一落千丈，明廷将对日贸易列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明廷虽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贩日之利，倍于吕宋”⑥，商人的趋利本性和沿海豪门高官的私欲最终使贸易制裁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日本的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都盛产白银，十七世纪中叶又引进的新式白银冶炼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银产量急剧上升，占世界产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储备了足够的贸易用银。   “日本国银子多产，故上国之人交通往来贩卖，而或因漂风来泊”。⑦走私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赴日走私贸易因风漂流至朝鲜而被解送回国的闽人即逾千人之众；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纨指挥双屿之役，估算在外洋往来走私贸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贸易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起着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从长崎把白银运往澳门，再将买来的中国商品运往长崎，如此往来，获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日不和所给他们创造的巨大商机。1555年12月1日，耶稣会士卢伊斯•弗罗伊斯在寄自马六甲的一封信中写道：“对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来说，中日之间的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帮助；因为，中国人不会到那儿去出售他们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机，通过谈判来处理自己的世俗商务。”[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国从广东驱逐出来，来到福建和浙江一带活动，随后与中国海盗王直同船到达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较友好的通商关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开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间中国海盗王直曾盘踞多年的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成为日本外贸中心；1571年，长崎成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经营葡日贸易网络进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刚刚占据澳门时，葡萄牙人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还在澳门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终将“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以葡萄牙人为中介的中日间接贸易网络。   由此日本生产的白银开始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历史学家估计，在17世纪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运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14]葡萄牙人在日本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二则获取先进西方火器赢得对其他大名的军事技术优势，①故均优待葡萄牙人。耐人寻味的是，16世纪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比较广泛，并赢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实际上也存在贸易利益动机，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兰殖民者，他们在无法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情况下，于1625年非法占据台湾岛南部，切断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企图在中西和中葡贸易中分一杯羹。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对福建沿海实行封锁，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均会遭到拦劫。中国大陆商船在遭到拦劫后，只好转向与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贸易。据荷兰驻台湾总督皮特•纳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说：“中国船逐渐转到我们这里贸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马尼拉的。”[16]即使有胆敢去马尼拉的，也不敢多载货物。在荷兰殖民者的这种强制贸易情形下，荷兰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商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如1626年到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商船载运的生丝仅40担，而到台湾的船只却载运了900担。葡萄牙从事中日中介贸易利润丰厚，一直令荷兰人垂涎。#p#分页标题#e#   荷兰人千方百计拉拢德川幕府，不择手段排挤葡萄牙人在日势力，企图取而代之。1636年，荷兰通报日本当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缴获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着又发现一封致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谋反”信件，其内容大同小异。1639年，德川幕府颁发第五次锁国令，下令驱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处死一个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使团首脑，葡日贸易网络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易额大增。他们控制了中国生丝在日本的贸易，每年通过他们之手进口到日本的中国生丝数量自1633年开始上升，1637年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却跃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万斤[17]。从日本运出来的大多数是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至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18]   结语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20]。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16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量最多的时代，金银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增产，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间是最盛期。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据有独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间。这个时期中国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国对白银似乎有一种无限渴求。一位英国商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1635年当他的船停靠在澳门时，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机会获取白银，“这种急切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简直难以置信。”[22]17世纪末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观察者们也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这种对白银的急切需求解释了为什么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商人情愿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菲律宾做贸易。   可以说，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了美洲和日本银矿产出的突然剧增，而美洲和日本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则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废除海禁，与世界各国通商，带来海外大量白银的输入，促成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明政府在此形势推动下，改革两千多年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田赋制度，明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最终在制度上确立了以银钱取代实物的纳税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贵金属白银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如果没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明代银本位制不可能稳定。明代银本位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于国内白银无法自给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银来源严重依赖海外进口，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纠正一个错误的史学观：中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事实上，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相反，中国同西方及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和市镇崛起及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还是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而且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24]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资料支持。

摘要: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是未来期刊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以优化出版语言为前提，简要评述了机器翻译系统的应用，捕捉了当前机器翻译主流构建方式，提出机器翻译应成为学术期刊对外传播的一大助力。

关键词:学术期刊；对外传播；机器翻译

1引言

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是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1]。在法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权力理论与话语理论第一次结合，话语不再仅仅是解释说明的符号，更是一种工具，话语的主体可以通过控制主动传播信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这个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国家的综合国力强，该国对外的话语权也就更大[1]。学术期刊为主体的话语体系，包含中华传统文化、国际贸易规则、国际组织合作等内容，多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作为承载人类智慧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走出去”对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在学术期刊创立至今35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创新思想、创新科技、管理经验等创新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比例高达87%[2]。我国的学术期刊学术成果、传播学术热点、推广创新思维，是思想与智慧的聚集地；对学术交流、社会进步，对传播中国声音、交流人类智慧、共建人类文明、对链接作者与读者、中国与世界之间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学术期刊对外传播的影响力甚微且发展缓慢。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诸多，如穿透力不够、话语传播不均衡、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其中尤需关注出版语言的问题。语言的差异会给国外读者以及研究者带来阅读障碍，沟通交流存在不便。我国的通用语言汉语虽然使用人数最多，但并非国际主导语言。目前我国在列学术期刊有六千余种，出版发行语言大多是中文，英语及其他语种期刊的数量屈指可数，十不足一。从使用范围来看，迄今已发展1400年的英语是近60个主权国家的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俨然已是国际主导语言之一。这种不可比拟的语言优势赋予以英语作为出版发行语言的期刊在传播领域具有天然的统治地位。从世界各主要期刊论文检索系统中的数据可窥见一斑，如SCI收录的英文期刊占综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斯普林格（Springer）收录的2767种期刊中有2026种是英文期刊[3]。由此可见，出版语言使用的地域越多越广，接受传播的群体就越多，接受传播的几率也就越高。毋庸置疑的是，出版语言的优化可以帮助学术期刊突破语言障碍、增加竞争力、扩宽受众，从而增强话语权。

2机器翻译的历史

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究其核心，则都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4]。机器翻译（MachineTranslation，简称MT），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机器进行语言转换的一种翻译方式。早在1933年，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提出借助某种机器进行语言转换的想法，但直到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的三年后，即1949年，机器翻译这一思想才在美国信息论先驱之一沃伦·韦弗的《翻译备忘录》一书中正式面世。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之间的自动转换——机器翻译从呱呱坠地至今天的枝繁叶茂，几十年的成长之路漫长又曲折。而它的发展也和计算机的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学术期刊而言，大量的专业文献除了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文化基础外，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除了掌握直译或意译、归化异化、增词减词等翻译策略和技巧，还需要了解专业领域的翻译特点。人工翻译已无法满足学术期刊对专业文章高水平、全方位、多元化的翻译需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的驱使下，机器翻译在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覆盖语种、知识获取方式等方面飞速发展，其应用势在必行。除了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也对机器翻译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语言处理的角度来说，机器翻译需要语言学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不同方向为其提供合适、普遍的语言翻译规律。而语言符号的组合规律要应用于计算机操作，就需要数学家先将其进行加工，把它们代码化。由此可见，机器翻译是跨学科的，无论是语言学、数学还是计算机科学，缺一不可。机器翻译是依托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语言学、统计学等多学科而存在的自动翻译。我们熟知的Google翻译、百度翻译、有道翻译等翻译软件准确已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它们语料库、翻译方法、语言规则等各有不同，同一文本输入的翻译并不能得出一样的译本输出。同人工翻译过程相似，机器翻译也要经过分析、转换、生成三个阶段，其中转换是核心过程。对原文本语言、句法结构分析解读的深度不同，转换后合成的译文必然不同。根据转换原则的不同，机器翻译系统类型主要有：（1）基于规则的系统。依据语言学理论和语法规则，结合常用词和专业词词典，可以提供术语准确的译文输出。（2）基于统计的系统。通过对大量的样本数据的“学习”，建立双语对照的实例库，可以提供行文流畅的译文输出。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机器翻译系统是不同方法和策略的集合。

3机器翻译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