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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企业家能力:基于学习曲线的行为甄别机制
农村熟人社会信用声誉机制得以形成,其关键点有二:一是农村熟人社会是一个重复博弈的均衡解,违约会导致极大的损失;二是乡村精英的企业家能力,这种企业家才能本质上是由发现或觉察机会来实现某个目的、去获得收益或利润,以及采取行动来利用环境中产生的这些机会所组成的。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是成为企业家的两个必要条件,且都是在一个动态的获取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具备一些企业家素质,但是企业家赖以成长的经营能力、经验与知识的累积、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获取等皆来自后天的经济活动。
乡村精英的企业家能力在熟人社会声誉机制形成中具有关键作用,并降低了农村社区中金融交易的缔约与履约成本,从而导致了新的金融合约的产生。从图1可以看出,只有在获取一定高度以上的企业家能力和资本时,才能甄别出真正的企业家行为并显示出其成本优势,即获取信号的成本与企业家能力是负相关的在红星村,乡村精英由当地农业大户、村委会干部组成,他们之所以能从普通农户中脱颖而出,建立担保协会,一是因为他们通过劳动积累或各种社会关系获取、租用了足够多的个人资产;二是他们参加农信社开展的学习培训,并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吸收知识,加强了自身能力建设。这些使得乡村精英成为能力较高的企业家,并在当地具有相当大的威望,因此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丰富的信息以及组建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网络,也为改善农信社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出重大贡献。而对于非企业家,即使花很大的成本和努力,其资本和能力的上升效果也十分不明显,如图1所示。在传统的农村社区,由于分工不明显,农户的企业家活动主要表现在其再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生产规模的扩大或者生产结构的调整中,这种小规模的调整不需要动员多少社会资源,所以农户的生产性金融需求量在传统农村并不大,[7]所需资金基本上来自社区的金融活动。
但是,作为“都市里的村庄”的福建红星村,其产业结构在市场的引导下日益演变,由传统的农业产业演变为二、三产业共同发展。2003年,红星村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已占全村劳动力的80%以上,即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也日益走向了专业化、规模化。社区中的金融活动已经不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的生产性需求,而基于匿名社会而构建的现代金融体系又难以低成本地解决农户的融资需求。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乡村精英能发现盈利机会,但要获取这种外部利润,需要采取合适的组织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这就是红星担保基金协会产生的内在动力与经济根源
红星村担保基金协会:熟人社会信用与商业信用的联结机制
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它们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对服务“三农”和促进国家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农村,常规贷款模式是“银行(农信社)———信贷员———农户”,其中,信贷员是指银行(农信社)派出的测试贷款方所提供信息是真是假的工作人员,在信贷过程中甄别借款人的质量。引入担保基金协会后,信贷中的信息流与信用行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图2),传统的农村信贷合约演变为加入企业家能力的金融合约,是典型的金融制度创新。在图2中,乡村精英和信贷员共同组成了担保协会理事会,在银行(农信社)和农户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起到良好的中介作用。将信贷员纳入担保协会是实现熟人信用和商业信用联结的重大突破。
第一,在熟人社会,各个自然村的片长充分了解当地农户的资产、负债、项目经营、人品口碑等信息,将这些信息直接提供给信贷员,相当于担保协会代替农信社对客户进行信贷审查,而信贷员只需进行简单的核实,并将借款人相关信息呈报到农信社,建立个人档案,这样不仅有效地把熟人社会信息资源融入商业信贷中,而且大大改善了农信社与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缩减了贷款前期准备工作时间,使贷款更加快速地发放下来。第二,信贷员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可以弥补乡村精英相关知识的缺陷,同时帮助理事会规范担保协会内部管理,完善风险补偿制度,使组织更高效地运行。第三,信贷员借助担保协会平台,对理事会成员集中培训,再利用乡村精英的社交网络与其在熟人社会的地位,进行广泛传播,将商业信用理念输入农户家庭。一方面降低了今后农信社开展业务的成本,提高了农户金融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强化了农村信用文化建设,增强了农户诚信意识,优化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结论
红星村农民贷款担保基金协会模式是一种联结农村金融商业信用与农村熟人社会信用的制度创新,根据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基于社区信用的农村担保协会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是一种有效的金融创新。担保协会属于互助性担保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环节少、成本低,只收取较少的担保费,并根据会员的信用程度等实行各项优惠。与小额信贷相比,农户贷款利率较低、额度调整弹性较大,其贷款额度是缴纳的担保基金的3-5倍。农户一旦违约,很可能失去整个熟人社会圈子,比联保贷款中的后续惩罚更加严重,从而督促农户及时还款。第二,农村担保协会不但整合了社区中的传统信用,而且整合了市场中日益累积的企业家资源,从而提高了制度的创新效率。理事会由乡村精英组成,他们不仅自身有经济实力,而且可以凭借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筹措更多资金,这种基于企业家能力之上的社会声誉,降低了基金协会的融资成本;农信社的信贷员也是理事会成员,他们不但能够直接从各个片长获得当地农户的信息,简化资信调查步骤,节约信息成本,还能发挥专业优势,对理事会成员进行培训,利用乡村精英的社交网络将商业信用理念输入农户家庭。第三,红星村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与推广性。声誉机制的约束加上乡村精英的企业家能力,使得该模式在农村熟人社会可持续延伸。在农村急需大力发展的今天,担保机构可以在协会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模式,缓解农户信贷需求,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本文作者：刘祚祥 张芳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