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阐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丁志国 徐德财 赵晶 单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和谐与公平开始受到拷问，并可能最终影响我国未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整体看效果并不理想。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大多聚焦“三农”问题，并且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显然，我国正处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要正确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建设农村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按照传统经济学逻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农村金融是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林毅夫等，1994)。因此，过去农村金融为了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成为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温涛等，2005)。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的农村金融并非内生于农村经济，其发展也不可能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显然，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反而极有可能会抑制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失调(冉光和，2008)。因此，在新形势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重新理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促使和保证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丁志国等，2011)。
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发展我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农业信贷投入对农业增长产生了制约效应，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参与的农村金融活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指出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市场很难达到有效，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同样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2001年银行业政策调整阶段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进而使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由此，撇开外部政策干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援农村发展，然而这仍然依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整体的活跃程度。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何广文(2001)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明显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张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别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没有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的回归分析，因此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杨栋和郭玉清(2007)分别实证研究了农村信贷效率和农业信贷效率，但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传统农业内部，不涉及农村经济的其他方面。谢琼等(2009)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我国西部农村地区1978—2008年的数据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投资水平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贾立和王红明，2010)。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源于该区域农村金融整体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整体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张敬石和郭沛(2011)进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效率则有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总体而言，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现有文献为这一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尚缺少一致性结论，尤其缺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选取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基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用协整检验、Grange因果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而科学甄别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回答农村金融是否真的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为保证有的放矢地发挥农村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二、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基本判别
为了有效刻画和判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现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验证农村金融是否真正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本文选取了农村实际人均增加值、农村投资比率、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存贷比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指标说明及其处理见表1。有效识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并剖析两者发展态势的背后动因是分析相互影响机理的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对比描述和统计分析。图1描绘了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金融信贷的基本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基本保持趋同的增长趋势，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确实随着农村产出的增长呈现同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与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双向协同。然而对比农村存款和贷款的变动趋势来看，虽然两者同样保持了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但农村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额却逐步放大，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求不协调的基本现状，同时也暗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结构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金融体系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图2中给出了农村金融市场信贷和投资状况与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的趋势分析。由表1可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农村存款比率(ck)、农村存贷比(cd)和农村投资比率(tz)都不同程度地剔除了农村产出增长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因此图2中对比给出的农村人均增加值与农村信贷投资结构变动趋势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发展的基本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相比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稳步增长趋势，存款比率虽然较平缓，但仍表现出较明显的协同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储蓄率处于较平稳的增长态势。投资比率所表现出的平行趋势表明我国投资产出效率在考察期间并未出现显著的调整，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功效有限。图2结果进一步显示，金融相关率和存贷比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且两者呈现此消彼增的特征。相对而言，金融相关率反映了我国农村整体金融市场规模，而存贷比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转化比率，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结构。不难发现，金融相关率虽波动较剧烈，但基本趋势随着人均实际产出而增长，说明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基本保持平行发展。而存贷比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可能与政策调整和政府扶持力度相关。另外，1990—2010年存贷比处于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信贷结构正朝着不协调方向转化，这可能影响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撑功能的实现。总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虽并未完全一致地与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趋同，但是总的趋势可以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p#分页标题#e#
三、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关系分析
上述基本判别的结论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金融确实对农村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选取
为了有效测度金融发展对产出的影响，Pagano(1993)引入了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以表示产出与投资存量之间的相关特征。由此，Pagano指出金融可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经济体的产出模式以及结构。事实上Pagano所提出的结论已被大量学者的经验结论所验证，然而这里忽略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体系之间内生的相关性。按照经济学理论，理性人对储蓄和消费的决策取决于其财富基础，其中收入是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收入本身又受到经济产出和价格体系的影响。金融虽会显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但其在本质上又依赖于经济增长，因此单纯考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两者存在的内生相关性，其所得结论虽反映了经济系统的部分信息，但是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值得推敲。为此本文基于Pagano(1993)所提出的结论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测度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相关关系，真实反映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共生依赖的事实。本文数据选取区间为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于《新我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我国统计年鉴》、《我国农村统计年鉴》及《我国金融年鉴》，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数据指标的选取与处理参见表1。按照基本的操作步骤，本文首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并基于平稳性结果实施了协整检验，以确定农村经济发展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稳定长期相关关系;而后则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手段考察两者的相互影响机理。
(二)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实证过程中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结果。鉴于前文分析和引述中指出金融相关率与存款比率两者在反映的基本信息方面存在交叠，且两者在统计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本文构建了两个不同的变量组以更好地刻画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共同服从单位根过程”还是从“个体服从单位根过程”假设出发的验证结果均表明组别1和组别2中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显著服从单位根过程。进一步对变量组内一阶差分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显示，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组服从平稳过程，说明组别1和组别2内变量都服从一阶单位根过程，因此存在协整的可能性。在表2的下半部分结果中，对组别1和组别2存在协整关系个数的验证结果表明，组别1和组别2均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组别1和组别2各自变量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其对应协整方程为:rpgdp=－7．52tz+49．86fir－24．03cdLoglikelihood=154．9(3)rpgdp=19．16tz+74．06ck－16．24cdLoglikelihood=175．2(4)从公式(4)和公式(5)给出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投资产出比率等途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对比方程(4)和方程(5)可以发现，由于在两个方程中分别以fir和ck反映农村储蓄率，进而影响了投资比率影响农村产出的性质，这是因为fir中包含了贷款部分，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贷款，因此投资比率在两个组别内的系数性质发生了改变。总体而言，农村储蓄率正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而存贷比这一反映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的指标则负向影响农村产出增长，并说明了农村信贷结构的恶化将有碍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事实。
通过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分析可知，本文所选取变量不能直接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但可以运用Granger检验变量之间短期的因果相关性，并选择误差修正模型(ECM)测度变量之间长短期相互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测度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影响效应。鉴于篇幅和阐述的必要性，本文在此略去对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的描述，仅以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反映回归分析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判断结果。表3给出了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短期因果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是投资比率和存贷比的Granger因”的假设在5%的置信水平下成立外，其他假设均在可接受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农村经济增长同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然而从上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关系，只是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彼此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一定的“惰性”，即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滞后，如表3中投资比率、金融相关率、存贷比以及存款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检验结果。不过表3中不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恰恰说明短期内部分金融发展指标外生于经济发展，这源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完善进度缓慢，整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显著成立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给出的结论，即农村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与农村金融发展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两者具有明显的内生交互效应。从图3所反映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冲击路径可以看出:
(1)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对来自投资比率的单位冲击反应迟缓，且从总体效应上来看，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影响效应为零，这说明我国农村整体投资效率处于“瓶颈”阶段，其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有限，如何有效转变当前农村投资效率低下局面成为政府决策的问题之一;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单位冲击虽在初始表现出负向调整，但后续则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短期内虽会降低投资比率，不过有助于经济发展推动投资产出效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本身虽会持续推动农村投资的增加，也会变相降低农村投资的产出效率，进一步凸显农村投资效率“瓶颈”问题。
(2)存款比率的正向冲击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且这一趋势会由于农村居民储蓄余额放大的存在而持续，这表明农村可用信贷规模真实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考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正向冲击使存款比率下降，表明模型中未包含反映农村消费变动变量所造成的缺陷，即农村经济发展会适度地影响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进而影响农户的储蓄倾向。#p#分页标题#e#
(3)存贷比的正向冲击降低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虽然实际增加值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具有2～3期的时滞，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会持续存在，进而说明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会显著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储蓄投资转化比的提高会推动经济增长，而这也暗含了农村信贷结构合理配比会改善农村金融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来自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冲击会使存贷比在1～3期出现大幅度下降，即经济发展会改善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效应在第4期达到峰值，但该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趋近于零。这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对信贷结构或投资转化比率的反馈效应具有时效性。总体而言，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比率影响农村市场的信贷规模，并通过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实际投资规模，进而通过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发展本身则会对农村金融发展产生反馈效应。基于协整和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均验证了上述结论，而方差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在20个年度的考察周期内，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达35%，经济增长指标对金融发展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为20%。由此证明了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内生于农村经济系统的事实。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协整检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表明，首先，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关系看，农村金融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和投资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金融规模，尤其是存款规模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源之水;二是我国当前存贷结构配比失调限制了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而另外一个制约要素在于农村投资产出效率;事实上，存贷结构以及投资产出比率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失血”严重的现状，而正是由于“失血”的存在，能够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可用资本相对较少，其真实的产出效应和资本的规模效应降低，进而表现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三是农村投资效率虽影响农村实际产出，但是从当前我国农村投资产出效率的基本增长趋势来看农村投资产出效率“瓶颈”限制了其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而这源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多年处于资金外流的局面，农村整体社会投资额增长率缓慢，能够最终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资本相对较少;四是从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来看，长短期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指标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具有显著的滞后性特征。其次，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影响机制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具有显著的长短期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时变特征，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这种调整和变化又会通过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反向作用于农村发展。
从本文的基本结论可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均内生于农村经济体系，两者虽然表现出长期的显著相关性特征，但从内在的相关结构来看，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尚存缺陷，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村金融体系结构完善也缺乏稳健性。为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一是从角色定位上，必须清醒认识到现阶段农村金融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为城市经济输送农村剩余资源，而是要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即现阶段农村金融的作用是吸引城市资金参与到农村经济发展中来，因此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这些新型的农村机构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缺口，同时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使原有农村金融机构能够更重视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提高服务农村的功能。二是在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选择上，必须做到有的放矢，避免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即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不是扩大规模，而是提升效率，尤其是利用合理的政策手段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提高农村市场的贷存比率，坚决避免农村金融机构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通道，即避免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失血”是发挥农村金融核心作用的基础。这要求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协调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注重对优质高效的农业产业的扶持，通过产业效率提升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向外输送现金流的倾向或动机，从而有效吸引和稳固农村可用资本，进而保障农村金融资本规模效应的实现。三是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予以政策和财税扶持，便于农村机构展开针对农村建设的服务，降低由于过程成本而产生的损失，同时要引入更多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合理权益，稳定其服务农村的信心，如金融资产的有偿转让、信贷合同担保保险、农业信贷税收减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