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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战后日本经济历经了快速复苏、经济崛起、产业结构升级等重大发展与变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日本在产业发展、结构升级上取得的成功曾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探讨日本经济模式的成功之道，如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研究、日本型产业竞争力研究、日本型雇佣、日本型金融、日本型政治文化、日本的IT业及服务业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日本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因素，试图解析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成因。另外，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探讨如何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较多，而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角度分析资源和环境要素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如何通过节能环保优化产业升级的研究却很少。对于日本战后由于经济迅猛发展及其偏重型产业结构而导致的公害事件及环境污染这一人们关注的话题亦是如此。事实上，战后日本产业的发展、结构升级背后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这条主线密不可分。本文重点围绕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日本在1970年前后，面对产业结构偏重，环境污染问题凸显的背景下，以节能环保为目标，通过实施环境一体化产业政策、投资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强化环境治理、科技研发等综合手段，促使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环境依存度较低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产业升级。通过分析日本节能环保促进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提出资源、环境刚性约束是产业升级重要的外部因素，探讨如何使资源、环境变压力为动力，通过环境保护优化产业升级。日本经验对现阶段我国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特点及6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带来的困境 战后日本历经了经济复苏（1945-1955年）、经济高速成长（1956-1973年）、经济低速增长（1974-1990年）、经济全球化（90年代以来）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伴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巨变，与此同时资源利用与环境质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产业结构和资源环境的特点划分，以1973年为转折点，大体可分为“重工业、轻环保，重环保、促发展”前后两个阶段。1973年前期（经济复苏期及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以煤炭、钢铁、石化产业为主导大力发展重化工产业，有效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对环境问题的漠视，为日后的产业结构过重、工业污染引发的大规模环境问题埋下了隐患。 1.“重厚长大型”产业结构的形成 战后日本为了快速回复国家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制定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政策，形成了日本70年代工业化、重型化的“重厚长大型”产业结构。战后日本首先制定实施了“重点生产方式”（也称“倾斜生产方式”，1947年）的产业复兴政策，通过资金倾斜、价格倾斜、物资倾斜等手段重点扶持煤炭和钢铁等生产能源与原材料的基础工业部门，目的在于快速利用国内资源，迅速重启工业化、拉动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出台的政策有《钢铁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1950年8月）、《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1951年2月）、《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3年3月）等，运用财政投资、海运利息补贴、外汇配额等方式确立了煤炭和钢铁产业的基础地位。50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府在《新长期经济计划》和《国民收人倍增计划》中确立了“推进重化学工业化”为60年代产业政策的中心目标。除煤炭、钢铁以外，重点支持的产业增加了石油化工、造船和现代纺织产业。产业政策成功的促进了日本工业发展，50年代中期日本国民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工矿产业年均增长达到20%。尤其是重化工业发展迅猛，从1955-1960年日本重化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由44.6%提升到56.4%，制造业年均增长17.5%，钢铁工业19.9%、有色金属19%、机械工业28.5%，而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为9.7%和5.7%。1970年重化工所占比例已经达到62.1%。出口贸易结构发生巨变，1956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位造船和船舶出口国，钢铁出口超出了棉纺织品，位居出口商品首位。但由于此时对环境问题的漠视，为日后的产业结构过重、工业污染引发的大规模环境问题埋下了隐患。 2.重型化产业结构导致资源环境问题凸显 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复苏到来的是环境污染。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中就有四例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战后初期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约占40%~50%，由于没有良好的减排措施，50年代各大工业城市的煤烟型大气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但当时人们对环境污染意识不同今日，大阪曾因被誉为“烟都”而自诩，北九洲市洞海湾的“七色海”现象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们搁置。60年代末，日本大城市河流已经受到普遍污染。以东京为例，1969年在东京21个河口取样调查，发现17处溶解氧值不到5ppm，其中8个河口断面低于2ppm。这与同一时期其它发达国家大城市河流水样调查结果（莱茵河，劳比特市，1969年5.1ppm；塞纳河，巴黎，1971年3.5ppm）相比水质差距较大。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城市的大气污染也不容乐观。能源结构发生改变，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二氧化硫以及飘尘污染问题日益加剧。东京与大阪市内二氧化硫的浓度年平均值达到0.062ppm和0.083ppm（1968年）。公害事件的爆发是日本民众开始真正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的导火索。如熊本县新日本氮肥株式会社和新泻县昭和电器株式会社排放含有甲基汞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造成附近居民患病的“水俣病”事件；三井金属矿山株式会社排放含有镉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造成附近居民患病的“痛痛病”事件；四日市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因排放含有二氧化硫及其它重金属微粒的工业废气造成附近居民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四日气喘”事件等。 三、日本资源、环境促进产业升级的要因分析 多数学者认为直接导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是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使日本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造成的结果，这是一条不争的事实。然而，除了能源危机之外，环境领域内长时间形成的“公害危机”同样促使日本对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以1973年为转折点，“节约资源、环境保护”成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产业相关政策、环境政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日本通过实施环境一体化产业政策、提高高耗能衰退产业的精深加工度、调整投资比重、调整能源结构、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强化环境立法、增强科技体系支撑等综合体系，来减轻以至摆脱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全面推进产业结构升级。#p#分页标题#e# 1.产业政策的“环境治理优先”主义与“前瞻性” “环境治理优先主义”是日本政策的重要特点，无论在产业政策还是环保政策中都能得以印证。70年代日本政府以石油危机为契机，主动把资源、环境与产业发展目标相结合，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获得了显著成效。在1973年版的《通商白书》中，日本政府指出，由于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以及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日本必须从自身产业结构入手，向省能源、省资源型、环境依存度低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为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增长的代价”和“外部不经济”问题，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政策。通过制定一些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政策逐步取代以产业化本身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在1974年出台的《产业结构长远规划》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节能、低污染型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四大方针：①为实现国民“真正的富足”，打好产业基础，建设福利型、生活保障型产业结构；②大力节省资源、能源，建设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型产业结构；③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④促进国际协调，建设适应国际经济变化的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此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主要目标。 在环保政策的制定中同样体现出“环境治理优先主义”。通常环境目标的设定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相适应或相匹配，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目标往往从属于经济目标。日本在最初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时，因顾虑环境政策会过分限制工业发展，涵盖了所谓与经济协调的条款，而这些条款在1970年修改时被删除。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应该确保人类处于优先地位”的观点占据了上风。正是由于删除了与经济协调的条款，使得日本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处于相等地位，甚至优于经济发展。因此，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实施力度确保了环境优化产业升级的效果。 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这也归结于日本产业政策的前瞻性。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画上句号，随后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改变。但事实上早在石油危机爆发前日本已经开始逐步调整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向高度化、知识密集化转变。在实行以重化工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政策期间，日本已经开始实施产业高度化政策。1956年为促进日本电子产业发展，颁布了《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并成立了日本电子工业振兴协会，目的在于研制与IBM650抗衡的电子计算机设备。1971年，日本以《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代替了《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扶持产业内容扩充了电子管、半导体等成品和半成品。这就为7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和几十年后日本电子产业排列世界前茅奠定了前期基础。1971年，日本“产业构造审议会”在答《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中明确指出需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政策，标志日本产业结构政策中心由重化工业型的产业转换为知识密集型产业。这些政策都是政府在重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主动提出，用来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2.改善工艺、延长传统产业加工链、减少资源消耗 环境污染较重的传统产业，对资源依附也相对较大，公害防治的推进使传统产业经营状况遭遇挑战。日本通过改善工艺、开发新技术、延伸传统产业加工链条、促进产品精深加工来减少资源消耗，达到环保要求，同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向附加价值高、终端消费产业发展。在改善工艺、开发新技术方面，例如水泥的“新型干法窑”技术研发、提高钢铁产业连续铸造率等，减少资源浪费。在延伸传统产业加工链方面，以钢铁产业为例，1973年产量为100计算，73年前和73年后的各种产品产量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73年以前各种钢铁产品的产量都保持着快速且均衡的增长趋势，涨幅大体一致。73年以后产品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在生铁、粗钢等基础性材料的产量趋于稳定并呈现缓慢下滑情况下，附加价值相对较高的镀锌板产量加速增长（如图1所示）。这表明日本在满足社会生产和建设的基本原材料的同时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向精加工、深加工发展，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3.调整投资比重、加大公害防治投资力度 调整投资比重是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手段之一。政府通过逐步增加公害防治投资、物流投资、非制造业部门投资进而调整产业结构。在强化法规条例约束前提下，日本逐年增加公害防治投资金额，积极鼓励民间企业投资。1970年企业公害防治投资同比增长25.8%，1971年比1970年增加了87.1%，其中环保研发投资是最主要投资方向。例如，机械加工、食品等行业的环保研究相关投资在总投资中一直占领绝对优势，甚至超过了扩大生产力的投资份额，从1975-1978年一直保持25%的增速。基础建材相关行业及造船行业的环保研究投资比例在1978年达到了15.9%，成为公害防治投资项目中的首位。而环保设备投资占总体公害防治投资比重也逐年增加，1971年约为10.2%。 4.调整能源结构、从能源供给阶段强调节能环保 日本能源大部分依靠国外进口，石油便是主要进口产品之一。70年代前日本能源政策核心在于全力保障价格低廉且长期稳定的能源供给体系。从7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越来越重视能源消费造成的大规模环境污染，因此从能源供给阶段开始注重“低污染、无公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措施有以下三点：①保障“低污染、无公害”能源供给，提高无公害能源消费比重；②重点推进节能技术、能源加工技术的研发和推广；③促进能源本土加工、提高进口深加工能源比重。日本采取逐步增加使用含硫量较低的原油、增设直接或间接脱硫装置、推广无公害能源从而降低能源的硫氧化物排放。首先，日本针对原油产地进行筛选，能源贸易对象由能够长期稳定的提供廉价石油产地国，增加了西非、印度尼西亚等含硫浓度较低的原油产国，并逐步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从原油进口上降低含硫量。其次，增加国内的电厂、矿场的脱硫设备，加强脱硫设备的研制开发。最后，开发世界领先的新型无公害能源。节能技术、能源加工技术是日本重点推行政策之一。天然气作为无公害能源，列入了开发推广项目。当时天然气运输困难，成本较高，日本政府积极鼓励降低液化天然气运输成本的相关技术的研发。#p#分页标题#e# 5.调整出口贸易结构，解决资源环境问题 日本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日本依靠扩大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主要依赖重化工产品不断扩大出口贸易，1961年重化工产品占出口比重43.7%，至1972年上升到77%，已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和美国。日本政府意识到调整产业结构，应首先着手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出口产品由重化工产品向知识密集型产品转型，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日本主动调整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从1970-1983年，在世界贸易商品需求度上升最快的10种商品中，日本的出口增长速度高于世界需求上升速度的商品就有6种，其中电器医疗器械、办公自动化设备居于首位。尤其进入80年代，家电、通信仪器、电子仪器、电力设备、运输设备、普通机械等出口增长幅度占据领先地位，而其附加值的增速也远高于其它产品，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这些产业具有耗能少、附加价值高等特点，是摆脱能源制约、切实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可以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日本通过转变贸易结构引领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变。 6.强化环境立法，推动企业改善工艺、节能减排 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制定了大量的环境相关法律，由基本法到各项配套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立法体系，主要目的是为了治理重工业污染与保护自然环境。配套法律涵盖了大气、水质、噪声、振动、恶臭、土壤等多项环境介质领域。法律中不仅规定了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政策，也规定了责任承担制度，如企业对其排放的有毒污染物造成人体健康损害时应进行补偿。这些法律有效的推动了企业防污、治污行动，加快了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改进生产工艺、开展技术研发的步伐。对企业环境标准的严格监管，促使日本传统产业内部技术设备不断进步与更新，节能减排技术普遍运用到重化工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以钢铁产业为例，通过节能求生存，采取了节能技术、工艺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并举的节能措施，在技术节能、工艺改造方面，通过工序的连续化和连续铸造等提高电炉炼钢比重，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转换效率等方式实现节能目标。80年代普及大型废热回收设备(CDQ、TRT等），此后又加强了对废热的回收和提高设备的效率；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以新日铁为例，从1979-1993年，通过四次关停并转等措施淘汰落后产能，实现集约化的节能生产。这些措施的实施终于使吨钢能耗快速下降，以1973年为100计算，1975年为98，1980为89，1985年为80。根据调查，到2003年，将日本吨钢能耗作为100计算，综合钢铁企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国际比较是：韩国为105，美国为120，欧盟为110，中国为150。 7.强化科技支撑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 科技引进和技术研发是支撑日本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实施了由“引进知识密集型产业”政策到“创造型知识密集产业”政策的转变，实现了日本产业高端化的进程。60年代开始日本重点实施“引进知识密集型产业”政策，无论是引进海外技术的数量还是金额都不断上升。1960年共引进外国技术588件，到了1973年达到了顶峰共计2450件，增长了3倍；支付的金额也从9400万美元增加到了7.51亿美元。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虽然引进技术数量略有减少，但支付金额却不断扩大。80年代开始，日本向“创造型知识密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政策的重心体现在“科技、技术”方面，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其中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是“科技立国”的重要组成。90年代后，又提出《新技术立国》（1994年）和《科学技术创造立国》（1995年）等方针政策。主要内容与技术政策紧密相关，主动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从而进一步促进日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新环保节能技术的研发，不仅使日本积累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同时也为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更多商机，促进了日本产业高端化。例如节能型变压器的推广和电动汽车产业迅猛发展，都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关键是在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大力发展高新产业为基础的同时，把节能环保的目标充分体现在能源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科技政策等方面，运用综合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四、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质量改善日本以环境治理优先为主义，充分利用节能减排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不仅成功的推动了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同时使国内的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开始稳步调整，第二产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1970年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7%、47%，到1985年则为41%、56%（如图2所示）。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60年，日本原材料产业占整体国民生产总值4.7%，比组装加工业高近一倍，是典型的重工业结构。之后原材料加工业持续壮大，但其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低于组装加工业。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拐点，原材料产业开始下滑，组装加工业迅速提高，1975年原材料产业仍占制造业总额的36.7%，位居首位，到85年下降到30.2%，取而代之的是组装加工业，占制造业比例由26.6%上升到40%（如图3所示）。这表明日本的产业结构已完成由重化工业到知识密集型工业的转变，汽车、机械、家电、半导体等组装加工业已成为制造业的主导。这一时期日本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了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整体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产业部门能源消耗比重逐年下降，1960年产业部门能源消耗占全国能源消耗比重的66.3%，到1985年下降到52.3%，1995年则为47.3%。大气质量明显见好，硫氧化物（主要指二氧化硫）的年平均浓度显著下降，根据环境厅15个普通大气监测局监测数据表明，1965年硫氧化物年平均浓度是0.057ppm，1975年下降到0.021ppm，1985年则达到0.011ppm。日本全国水质达标率逐年上升，1975年全国水质达标率为59.6%，1990年则上升至73.1%（如图2所示）。 五、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在产业政策制定、能源结构调整、贸易结构调整、投资比重、科技研发等方面都以节能环保作为主要目标，统筹规划，对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日本由过重型产业结构成功过渡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这些都为我国提供了预警和借鉴作用。#p#分页标题#e# 1.环保与经济目标齐头并举、建立产业与环境政策综合决策体制 彻底摆脱“经济增长优先、环境治理在后”的局面，以提高环境质量为目标，制定各项产业相关政策。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的幸福，这就包括为人类创造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无论经济发展目标还是环境管理目标，都应围绕这一宗旨设定。因此，进一步提高环境保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加强环境保护实施力度，节能环保与经济发展齐头并举。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统筹规划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推进节能环保型产业政策。强调环境部门与经济部门的会审机制制度化———从环境角度审议经济政策和从经济角度审议环境政策。利用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使环境保护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大外力。 2.促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 针对传统产业，一方面压缩过剩产能，加快工艺技术改造，促进节能减排；另一方面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产品高附加值化。通过加强项目引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控制传统产业的过剩产能，积极倡导产品的深加工、精细加工，鼓励节约型、环保型企业代替过去的粗放型企业。同时，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广信息技术应用，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新型产业。 3.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 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改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逐步削减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水电、核电建设，积极有序做好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转化利用，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发展智能电网，扩大油气战略储备，提高我国清洁能源与非化石能源比重。 4.增强科技投资、提高创新能力 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产业创新，以环境保护为目标，创新发展新兴产业、环保产业，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科技是创新的基础，日本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在渐进创新模式下实现本土创新，科技发展。加强产学研三方联合攻关，突出企业在应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大力发展节能技术和高科技产业，努力完成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后工业化结构”转换，最终实现技术要素代替资源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支柱地位。目前，我国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比重不足1%，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了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我国工业竞争力，政府应加大科技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我国支持战略性新型产业、节能减排科技研发的投融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