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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进口替代战略”过渡到“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如何提升的？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同样依赖于出口导向路径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十分值得思考。 一、韩国的贸易品技术结构及其变动趋势 关于贸易品技术结构，Lall（2000）在三位数的基础上，将SITC0～9类共三百多种产品按照技术含量分为五大类：初级产品（PP）、资源性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和高技术产品（HT），然后仍按照技术含量将后四类产品进一步分为9个小类。这一方法被研究者广泛认同。本文采用这一方法，统计出韩国各技术层次的主要产品（见表1）及贸易品技术结构的变动趋势（见图1至图4）。①其中，图1和图3分别是较低技术层次产品（含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RB1∕RB2、低技术产品LT1∕LT2）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2和图4分别是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含中技术产品MT1∕MT2∕MT3、高技术产品HT1∕HT2）的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图中每一“柱体”的长度是该图所涉各类产品在韩国总出口或总进口中的占比之和，而每一“柱体”中各种“图案”的长度，则表示各类产品各自的占比。图1表明，韩国较低技术层次的五种产品在出口中的总占比，从期初的46％降至期末的26％，其中，RB2出口比重显著增长，LT1出口比重显著降低。图2显示，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从期初的51％升至期末的70％，其中，MT1、MT3和出口比重增长尤为显著。可见，韩国出口结构呈现升级趋势。图3和图4中，技术含量较低的五类产品的进口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动，但技术含量较高的HT2和MT3进口比重呈现较明显的降低趋势。韩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待验证。 二、计量检验与结论解析 （一）计量检验 1．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从前述理论分析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通过改变要素比例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母国贸易结构，由此可以推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存在滞后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当年贸易的影响可能是不显著的，因此本文构建模型如下：其中，被解释变量tRD表示韩国的贸易结构，解释变量fd表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考虑到直接投资存量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滞后性，本文采用其一阶滞后序列；解释变量ex表示韩元的实际汇率；β为参数，ε为随机误差。式（1）中，λ分别取ex或im，表示出口或进口；tech分别取PP、RB1、RB2、LT1、LT2、MT1、MT2、MT3、HT1、HT2，表示贸易结构的10个技术分类（见表1），因此该式实际上包含了20个模型。具体而言，被解释变量TrdPPex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韩国总出口额的比重，被解释变量TrdPPim表示韩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占韩国总进口额的比重，以此类推。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1991～2010年度数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数据库，按照表1技术分类的产品进出口数据来自韩国贸易协会数据库，实际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 2．检验结果 对于上述模型的计量检验分为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三个步骤。①首先，单位根检验的相关序列包括20个表示贸易结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和两个解释变量时间序列，检验结果为：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22个序列的水平值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其次，对20个被解释变量和两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20组协整检验，结果发现，除了TrdPPim、FD、EX之间以及TrdRB2im、FD、EX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外，其它18组变量之间均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第三，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结果，对上述具有协整关系的18组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总体来看，在18个模型中，除了以TrdPPim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解释力不佳外，其余17个模型的统计量都是显著的。同时，这17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小值为0．347，最大值达到0．948，均值为0．683，说明总体上这17个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具体来看，在出口方面，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对于RB1、RB2、LT1和LT2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MT1、MT2、MT3、HT1和HT2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进口方面，在5％的显著性程度下，滞后一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对于RB1、LT1、LT2、MT1、MT2和HT2类产品的进口比重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实证检验显示，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的提升。对于低技术层次的RB1、LT1、LT2类产品，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较高技术层次的MT1、MT2、MT3和HT1、HT2类产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它们的出口，并抑制了其中MT1、MT2和HT2类产品的进口。这与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低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从而降低了该类产品的本国出口和与此相关的进口，表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同时，国内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产品制造业，较高技术层次产品的自主制造能力得以加强，增强了该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并减弱了其进口需求，表现为出口创造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 （二）实证结论解析 对于以上结论，我们可以观察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要素寻求特征，从中获得进一步的事实佐证。首先，从韩国对于不同经济体的投资行业模式来看。表4选列了接受韩国直接投资存量居于前16位的经济体，韩国对它们的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比重超过3／4，因此这些投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按照投资行业集中度的特征，16个经济体可分成四组。不难发现，韩国对于具有不同要素禀赋条件地区的投资模式不同，表明了其要素寻求的多重性，既包括对低成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寻求，也包括对国际销售渠道、技术、标准、品牌、全球企业网络等高级要素的寻求。特别是对于中、印、俄和美、德、荷的“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的投资模式，反映了韩国对成熟市场与潜在不成熟市场的需求并存。其次，从对不同技术层次产品制造业的投资来看。对于处于较低技术层次的石化业（RB2类）、纺织业（LT1类）和钢铁业（LT2类），韩国的海外投资集中于中国、印度、越南等劳动力、自然资源成本低且市场需求大的地区。而对于较高技术层次产品制造的行业，汽车业（MT1类）在西欧、北美、东欧、中亚和大洋洲等地广泛建立生产基地，藉此带动国内生产的整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并实现海外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造船业（MT3类）的投资，一类是土地岸线、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中国、菲律宾等国，另一类是国内需求亟待释放的巴西、俄罗斯等海洋油气资源大国。一方面可将较低附加值项目转移到国外，另一方面则可在国内集中力量开发液化天然气船等高附加值船型；电子业（HT1类）的海外投资布局同样反映了其对低成本和市场要素的寻求：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以组装厂为主、选择发达国家附近工资比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以零件厂为主①。最后，从对外投资主体规模来看。韩国的大型综合商社凭借其较为成熟的国际经营经验和雄厚资本，多在发达地区进行资金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开发，而中小型企业（SMEs）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等级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比如韩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中小企业及个人投资在项目数上占83．0％，在投资金额上占40．6％①。不同规模投资主体的组合，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而提高要素寻求的有效性。综上所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寻求方式，使其位于韩国总部的母公司得以整合全球资源，改变了韩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国际分工地位，乃至提升了其贸易品技术结构。#p#分页标题#e#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要素结构相对失衡，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资金、技术和一些自然资源类的要素短缺，那么，中国又是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去实现全球范围的要素配置的呢？在数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居全球第五位。但2003～2010年，中国流入国际避税港②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当年总流量的年平均比重达到76．94％。③这一结果，既可能是因为外汇管制条件下的热钱流动，也可能来自于为了享受外国直接投资种种好处的“迂回投资”———在境外注册再回到国内的国内资本。不妨推断，这些投资源于扭曲性因素。同时，2005～2010年中国流入欧美地区④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据当年总流量的比重年平均为4．58％；而该期间流入东盟地区的流量年平均比重为3．75％。如果说，流入欧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寻求技术、国际销售渠道等高级要素的动机，流入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寻求自然资源、低成本劳动力等低级要素的动机，那么，这种具有明显要素寻求特征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总流量中的占比显然过小。因此，从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寻求特征并不明晰。 然而，从投资主体构成及其投资行业来看，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寻求自然资源输入的投资行为占很大比重。特别是居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地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近年来频频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海外资源，且不乏“不计成本”的并购竞价案例。可以说，中国国有经济巨头的海外投资不单纯是商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性。同时，中国当前的出口结构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LT1类产品方面，虽然高技术产品HT1类产品的出口比重明显上升，但更多从事的是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环节，而最能反映技术深度的MT类产品、具有较高技术层次的自动化产品MT1类，以及要求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研发投入的高技术HT2类产品，在中国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低（齐俊妍，2008）。由此表明，中国以对外直接投资提升贸易结构恐怕尚不具备条件。基于现状，韩国经验的借鉴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寻找对外直接投资中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均衡点。政府与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主体，政府应考虑如何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宏观战略目标下不断调整双方利益均衡点，政府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介入和支持，应尽可能采取政策引导和法律支持服务等形式，同时应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市场化。 第二，趋于市场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应考虑，当得自于政府的异质性资源不可持续时，如何通过合理的投资区位选择，去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向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的“梯度转移”；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地区，建立研发机构和技术密集型合资企业，以达到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乃至贸易结构升级的效果；鼓励拥有小规模适应性技术的中小企业，通过海外生产和销售，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国产技术、设备、材料和半成品的出口。 第三，消除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扭曲因素。如前所述，占年均流量3／4的资金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明，不仅容易引起人们对数据的误判，更反映出中国资金运用低效的现状。对此，应考虑改善国内相关制度设计，比如消除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完善资本市场等，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效率，为贸易结构的提升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