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F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中，重点强调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影响（Borensztein，1998；Cohen，2005；Moschos，2008），而研究母国即投资国的文献非常少，仅有的也只是从实证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对于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而对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研究得较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没有直接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学习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找寻适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对外投资水平和数量对于投资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不同。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过程因素也会对产业升级产生影响，即使在对外投资额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由于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变量不同对于产业升级就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文章拟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证，一是在没有引入过程变量的影响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接着把对外投资“走出去”的过程作为调节变量，也就是把对外直接投资和过程变量做交互项，来衡量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效果和程度；二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带来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使对外投资过程因素对产业升级的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这里进一步地用对外投资额、对外投资过程变量和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来表示和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产业升级的效果。 二、文献综述 在国际投资理论的研究中，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赤松的“雁行模式”和小泽辉智的“增长阶段模式”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升级的机理和作用，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考察20世纪50-7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则运用到国际直接投资上，认为按照“边际产业”的顺序进行对外投资，既可以实现产业的国际间转移，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雁行模式”理论是日本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某一产业的发展大致上要经过进口、本地生产、开始出口和出口增长几个阶段，该模式先是在生产低附加值的消费品产业中出现，然后在生产资料的行业中出现，最后在整个制造业都会呈现出雁行变化的趋势；小泽辉智的“增长阶段模型”理论是在研究“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对外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结合到一起，用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去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这个理论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机会，也为发达国家转移产业和生产技术创造了机会。 从实证研究方面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升级既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也有反向的抑制作用。从正向作用看，Hiliey（1999）通过研究日本20世纪70-90年代对东盟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将其处于比较劣势的纺织和机械工业转移到东盟国家，从而促进了日本国内生产要素从劣势产业到优势产业的转移；Blomstrom（2000）用计量模型的方法验证了日本20世纪后半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效促进了日本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Advincula（2000）通过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对外投资有助于企业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低端环节向高附加值的高端环节攀升，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和相关产业的升级；从负向作用看，Davis&Huston（1992）提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它出现空心化现象将会导致就业人数和工资的下降，并做了实证研究①。通过对欧洲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量的研究发现，空心化会造成国际贸易逆差和就业下降（Barrell&Pain，1997）。Blomstrom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发现，由于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美国失业率的上升（Blomstrom，1997）。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最大的就是国内的出口，而出口的变化又会引起就业和产出的变化（Ramstetter，2002）。 三、假说的提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先后经历了探索期、起步期、发展期和成长期等，到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分别达到了688亿美元和3172亿美元，是对外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否促进国内产业的快速升级，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因此过程变量对于产业升级是否会有不同的影响，这是本文拟研究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不一致，这些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是否有影响，这是第三个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以上拟研究的问题，提出了四个假说： 假说1：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投资国产业升级起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和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按投资动因可以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找型、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四种类型，这几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路径可以归纳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扩大产品的市场容量，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带动相关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设备的出口，并为其他产业的发展释放相关生产要素；可以获得国内产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促进国内因资源短缺而不能较快发展的瓶颈产业和有关国计民生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兼并、并购等形式获取东道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专利和管理经验，以较低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所需的技术力量，促进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管理质量的提升；通过合资、收购等形式可以获得企业深度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产，有助于企业在整个价值链环节中进行攀升，从而提高该产业及相关产业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等。这些企业或者产业因对外直接投资的收获都可以通过产业间竞争、产业关联和产业内竞争效应促进投资国的产业升级，不同规模和水平的对外投资额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是不同的。 #p#分页标题#e#
假说2：快节奏的投资过程会制约对外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 即使在相同的对外投资额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对投资国产业升级的效应也可能会不同，这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过程的因素。本文把这个过程因素用节奏和不规则度来表示②。对外投资“走出去”的节奏是相对于对外投资的数量而言的，主要是反映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快慢程度。VermeulenandBarkema（2002）认为较慢节奏的国际化速度可以获得较大的对外投资效果。较快节奏的对外投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对外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一是较快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加速相关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的出口需求，使国内企业在较短的时间无法适应和满足激增的需求变化，需求增加对国内企业引致效果没有充分发挥；二是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创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较快的对外投资使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吸收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投资效果没有充分发挥；三是对外投资企业的国内外投资环境是不同的，较快的走出去使得有些跨国企业难以很快适应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挑战，对外投资的产业间竞争、产业内关联等效应不能有效发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 假说3：不规则的投资过程会制约对外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 对外投资的过程不仅可以用节奏来衡量，还可以用不规则度来衡量。对外投资“走出去”的不规则度主要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稳定性、不连续性和不规律性。VermeulenandBarkema（2002）认为不规则度会因为“时间挤压效果”对对外投资的效果起到一个负作用。有计划、规则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得对外投资发挥较大效应，投资国企业有规则、连续的对外投资可以使国内企业有预期的调整产品的生产，有步骤的学习新技术、新工艺，有计划的学习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对外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较大限度地发挥。反之，不规则的、突然的、不连续的对外投资使得国内企业短时间不能较快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能快速进行技术革新、不能立即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不能充分发挥。 假说4：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正向调节：（a）对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节奏效应；（b）对外直接投资过程的不规则度效应。 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其市场化程度也会不同，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的影响效果也是不同的。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比较强，能够较快适应市场供需的快速变化，调整自身的产品结构，也能较快吸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在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方面也走在前列。因此，虽然对外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会产生负的影响，但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减少或减缓这种负向的影响效果。 四、模型和变量选择 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文献中，并没有成熟的实证模型可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更是空白，本文在研究这个论题时是尝试在修改经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符合中国国情的因素和变量，以期得出较为符合中国对外投资实践的结论。钱纳里曾经利用100多个国家的数据，提出了一个适用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结构”的产业变动模型，其影响产业结构的模型基本可以表述如下： 其中，Y表示一国经济结构变动的某一方面如产业结构等，A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AGDP2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N表示某一时期的人口数，N2表示人口数的平方，T表示时间趋势变量，I表示一国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如资本的流出、进出口的变化、固定资产的增加等。本节在这个经典的模型上，融入符合本节假说需要的特定变量，被解释变量为经济结构变动的一个方面，这里用产业升级指标来表示，I表示一国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表明原模型已经考虑了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为加入对外投资变量预留了空间，这里用对外直接投资额反映资本的流动，根据中国对外投资过程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特点，加入节奏和不规则度，市场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AGDP、AGDP2作为控制变量处理，N在统计年限中变化微小，因此不做考察。由于模型中的T反应时间虚拟变量，考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年份不长，因此这里忽略这个时间变量，修正后的模型可以表示为：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对于投资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会有滞后效果，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各变量滞后一期的数据。在这个修正后的模型中，拟采用中国2003-2010年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 被解释变量：产业升级指标，用IND表示，主要指中观意义上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过程，表现为产业间结构的变动和产业内结构的变动等。衡量产业升级的方法有多种，国外关于产业升级的测度方法比较完备，如霍夫曼系数、钱纳里标准结构方法等，但是这些方法需要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口径统一的高质量数据来支持，中国产业升级的数据并不能支持这些统计方法。中国学者测度产业升级主要是采用指标法：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衡量产业升级水平（陈静，2003），用非农化水平来表示产业升级水平，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定量测度和刻画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靖学青，2005）。还有的从产业分类角度出发，赋予一二三产业不同的权重，然后乘以各自的比重水平加权后为产业升级指标（徐德云，2008）。也可以构建产业升级指标体系来衡量产业升级，如程如轩（2006）认为有三级指标来衡量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和产业部门贡献率等。这些指标有的比较简单，如第三产业占比和非农化水平，有的指标有人为确定的权重系数，如产业结构层次法。这里借鉴周昌林、魏建良（2007）测度产业升级的方法，他们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升级是伴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入而进行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分工和专业化不断变化的结果，因此用各产业水平值和各产业产值在GDP的比重乘积之和来表示。产业水平值用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来表示，在本模型中用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乘以各自在GDP的比重加权后来表示，用公式表达为，i=1，2，3Li为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增加值除以各产业就业人数来表示，为了避免产业内高低生产率的差异，在实际计算中对劳动生产率组做开方处理，Pi为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调整后的公式为：，i=1，2，3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来表示，本模型选取10个省份2003-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用字母Ofdi表示。调节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节奏（Pace）和不规则度（Ire），节奏是衡量投资国对外投资快慢程度的一个指标，可以用对外投资企业的数量增幅来表示，也可以用对外投资额的增速来表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没有各省企业对外投资数量的统计，因此这里用各省市对外投资额的增速来表示。不规则度反映在一定时期内对外投资的节奏，这里用一定时间内对外投资额的残差绝对值来表示。#p#分页标题#e# 市场化程度是反映一个经济体通过一系列的调整达到经济资源配置和个人经济权利自由化的过程。根据这一定义，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反映市场化程度，如从政府角度看，可以用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国有职工人数占在岗职工人数的比例来衡量。从经济配置角度看，可以用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比例来衡量。从贸易公平化角度看，可以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价销售的消费品的比例来衡量。从要素配置自由化看，可以用个体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本文分析的重点是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主要考察的是经济主体行为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因而采用的是非国有企业职工数占所有行业职工数的比重来衡量，用字母Mar表示。具体的调节作用如图1所示。控制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GDP2）。由于样本数据区间为2003-2010年，只有8年的数据，这里不设立时间序列的虚拟变量。 数据来源和样本单位：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省开展对外投资的水平和速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有的省份开展的年份早，对外投资数量多。而有的省份很少或者没有开展直接投资。如果选用全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一是会造成非平衡面板数据，二是有的省份数量少并不能解释和说明经济问题，而且会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因此本文采用的是在2010年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10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北京市、江苏省、辽宁省、湖南省、福建省和云南省作为样本统计单位，各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2003-2010年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其他数据均来自于2003-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另外我国各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是从2003年才开始统计并对外公布的，因此统计数据的区间是2003-2010年，采用stata10.0作为计量分析软件，具体的各变量信息见表1。五、计量过程和结果这里运用面板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运用面板回归分析有多种估计方法：如混合效应估计、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等。在进行估计前，首先要确定使用何种估计方法。这里分别采用F检验来选择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用BP检验来估计混合效应和随机效应，用Hausman检验来估计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2。 根据stata10.0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6）在混合效应和固定效应的选择上，都判断为固定效应；在混合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上，都判断为混合效应；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上，都选择了固定效应。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判断模型（1）到模型（6）均应采用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来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利用固定效应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表3显示了面板方法中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估计的模型结果，产业升级水平和各解释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之间都表现出了较显著的相关关系，也验证了上文的假说。但是作为面板回归方法，这样的结果并不能排除数据中组内的异方差和组间的自相关问题，因此还有必要对上述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做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检验。这里采用Wald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的问题，用Wooldridge检验方法验证是否存在自相关的问题。具体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到模型（6）都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上述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并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因此为了消除面板统计结果中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需要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这个问题做出修正，修正后的结果如表5。 模型（1）表示了在只有OFDI作为解释变量时产业升级的效果，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5%的显著水平）。随着对外投资的增长，随之会表现出产业升级的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产业升级的变动0.077%。在此基础上，加入假说2和假说3的调节变量，即加入节奏和不规则度，作为调节变量解释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考察节奏和不规则度是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果的。结果显示，节奏和不规则度都会使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产生负向影响；接着为了考察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对于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于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程度，设立了模型（4）、模型（5）和模型（6），结果显示，虽然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会对产业升级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市场化程度高可以中和这种负向影响的程度。如果一国或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就使得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于产业升级的负作用发挥越小，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六、结论和建议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1.不同数量和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升级的效果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对外直接投资数额越大，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果越明显。因为投资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相关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设备的出口，可以获得国内产业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产，而这些获得可以通过产业内关联效应和产业间转移等效应，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2.对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可以反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即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是一致的，由于对外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不同可以使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是不同的，实证结果表明，如果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越快，不规则度越大，会反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果。这是因为快节奏、不规则、不连续、无计划性的对外投资会使投资国国内企业无法迅速调整适应激增的市场需求，不能快速适应技术进步和工艺升级的要求，不能在短时间内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学习、吸收和消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反向溢出效应不能充分发挥。反之，如果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一个较缓慢的节奏，有计划、有规律、有节奏的进行，可以给投资国企业一个适应和调整的时间，使其能逐渐调整生产结构，适应由于对外投资带来的原材料、产品和设备等需求的增加，渐进地学习、模仿和创新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逐渐地学习、消化和掌握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服务流程，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母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发展。#p#分页标题#e# 3.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不平衡，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对于产业升级的效应是不同的。为了验证这个假说，加入了市场化程度这个调节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可以正向调节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对外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要小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因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当地市场环境比较成熟，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合理配置，企业能够较快地适应市场供需的变化，能够较快地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迅捷地学习、模仿先进的管理经验。因此即使对外投资的节奏快、不规则度高，但是由于市场和企业的适应能力强，可以迅速的调整和学习，从而可以抵消对外直接投资节奏快、不规则度高对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政策建议：（1）政府在制定整体产业政策和对外政策时，要特别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因为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2）政府在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果时，不应仅仅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作为唯一考核指标，还应该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因为即使一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相同，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不同，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果也是不同的。较慢节奏、有计划、有规则、有节奏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更好的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3）市场化水平较高可以正向调节由于对外投资过程中节奏快、不规则度高对于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在发展对外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措施，加快经济发展，为加快市场化进程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进行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化程度，为提高国家或地区产业升级的水平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