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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并集中表现为国际收支的巨额双顺差。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现象、原因及持久性进行了探讨。主要的分析视角有汇率、制度、FDI、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长期人为地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是引发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卢锋（2006a）通过比较外汇储备实际增长与估计均衡水平的关系，得出2002年以来人民币一直被低估的结论，而汇率低估导致了国际收支的明显失衡。贺力平、蔡兴（2008）从国际经验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现象首先是一个汇率体制问题，要改善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首先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体制和汇率水平。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除汇率之外的其它影响因素。肖耿（2007）认为单方面关注人民币汇率调整方法对调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现状并无帮助，制度缺陷才是造成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余永定、覃东海（2006a）认为中国持续的双顺差存在制度缺陷的因素，这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错误的政绩观指导下盲目引资的结果。制度缺陷导致资源真实成本“扭曲”，进而导致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剖析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卢锋（2006b）从国别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失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双顺差作为经济失衡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工贸易有关，但从更根本的层面上看，是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国际分工，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的特征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余永定（2006b）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外资的主导作用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的价值链条中扮演加工者和组装者的角色。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价值链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是创造贸易顺差的贸易。刘兵权、彭菲娅（2008）认为，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本质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倾斜导致产业结构畸变，直接造成贸易结构不合理，引发经常项目顺差。 就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而言，已有的文献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尽管一些文献已有所涉及，但更多的是一些相对宽泛的理论性探讨，缺乏系统性的论述，而严谨的实证研究则尚未发现。本文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系统阐述产业结构影响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机理，并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对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影响。 二、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贸易收支失衡的形成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 产业之间关系结构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形态：一是立足于研究产业之间量的比例和质的关系及其变化；二是立足于研究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本文对于产业结构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前者，即强调各产业在其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经济联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一些比例关系。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式。一般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体系中的比重趋于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且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最终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第三产业的扩大和发展并在整个产业结构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这一体系是根据自给自足的原则依靠计划经济的手段，同时辅之以对国内市场的严格保护而得以建立起来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不但不能反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而且也不可能体现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原则。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实质上是以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为动力对原有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进行的调整与矫正。如图1所示，以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在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观察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不难看出，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0%以上下降为目前的10%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接近50%，之后在经历了一个下行过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缓慢的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目前仍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者的差距呈明显的收窄趋势。由此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和升级，并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逐步提高上。 （二）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形成及其特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1993年外，中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且呈总体上升之态势。如图2所示，贸易顺差额从1990年的87.40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434.70亿美元，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额突破1000亿美元，之后快速拉升，2008年达到峰值2981.28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因为中国政府实施“减顺差”的政策，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减少到1956.89亿美元和1831.04亿美元，但总体上看，贸易顺差额仍处于高企的状态。贸易顺差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国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贸易顺差的累积便成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来源。因此，分析和解决中国当前的贸易收支失衡即巨额的贸易顺差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关键所在。 从贸易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加工贸易逐渐成为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决定性因素 如图3所示，近年来，一般贸易顺差在总贸易顺差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加工贸易几乎贡献了所有的贸易顺差。从1989年开始，加工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逐年递增，由1989年的26.21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967.36亿美元，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又创新高，达到3229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结果。“七五”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仍然是以一般贸易为主。在出口贸易结构中，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达到57.1%，比加工贸易高出16个百分点。“八五”期间，随着外商投资对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提高，导致加工贸易迅速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方式一直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占到总出口贸易额的50%左右，是出口贸易的主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快速提高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外贸依存度，并且加工贸易天然的顺差性质成为了近年来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决定性因素。#p#分页标题#e# 2.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已成为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如表1所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顺差构成中，化学成品及产品基本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则基本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且贸易顺差占比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中，最近几年机械以及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对贸易顺差的贡献都在40%左右。特别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贸易从2004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此后贸易顺差占比逐年递增，由2004年的14.41%逐年递增到2010年的43.22%。而杂项制品的贸易顺差占比由1995年的305.53%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49.47%。显然，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已成为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这是中国贸易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志。由此可以推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已经实现从杂项制品到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的转移，这种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间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工业部门内的产业内升级。 3.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取代了国有和集体企业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主体 如表2所示，1995年国有和集体企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贡献者，但从2003年开始三资企业和其它企业（民营和私营企业等）已经取代国有和集体企业，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主体。从2004年开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由正转负。最近几年，中国贸易顺差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其它企业和三资企业实现的，且其它企业的贸易顺差贡献已经超过三资企业。2010年其它企业的贸易顺差与总贸易顺差的比值为107.63%，外商投资和独资企业的比值则为67.89%。由此可见，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是由两大出口主力军导致的：一是加入WTO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大量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加入到外贸行业中并成为出口主力军；二是中国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使外商投资和独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形成是与跨国公司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在全球价值链中进行优化布局密切相关。 三、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影响及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影响 从理论上看，一国的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贸易结构变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但一国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不一定是相一致的。因为决定产业结构变化的因素与决定贸易结构变化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从相同的方面来看，二者都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产业技术水平、产品价格水平以及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从不同的方面看，贸易结构与国际市场需求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产业结构更多的是与国内市场需求相关联。一国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但产业政策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而贸易政策直接作用于贸易结构，当然二者又会是相互作用的。从一个相对短的时期来看，贸易结构的演变可能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存在相互脱节的情形，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贸易结构演变的背后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及产业的发展。也可以说，贸易结构演变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的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就影响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相互关系的因素而言，一国经济的开放度、经济规模的大小以及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程度对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一般而言，一国经济的开放度越高，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影响越大；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影响可能越小。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原有的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不协调就造成了国内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发生偏离。一方面，中国当时的贸易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及其产品的出口，旨在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以换取尽可能多的外汇，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实施旨在扶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贸易政策对国内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护。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二者的结合导致了中国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加剧了贸易结构成长与国内产业结构成长相脱离的局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加深，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但在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特别是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外向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在制造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结合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与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相一致的。可以说，中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偏离到90年代的融合发展。 （二）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分析 1.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的更迭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一般而言，一国的产业构成与其贸易结构进而国际收支状况是相一致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在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在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以原材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交换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获取了较大的贸易利益，从而表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收支失衡，即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而发展中国家则出现大量的贸易赤字。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完成，工业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因此，在南北贸易中，发达国家开始出现贸易收支趋于恶化特别是经常项目出现长期逆差的现象。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大量的贸易盈余。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一发展趋势波及的范围日益扩大，同时全球经济失衡不断加剧。因此，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特别是主导产业的更迭必然引发贸易结构的变更，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状况。特别是，由于服务业部门中的大部分产品还难以参与国际贸易，当服务业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时，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收支出现大量赤字从而经常项目保持长期逆差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就中国而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质推进正值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时期，国际分工格局向纵深发展，国际产业转移加速推进。在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大量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使加工制造业占据了产业构成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因此获取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并使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p#分页标题#e# 2.产业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包含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也会影响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对国际市场的利用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来促进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伴随着生产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从而导致劳动力转移成本和企业“沉淀成本”的出现。显然，一国如果能够顺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的趋势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整，那么它就能够获取较多的贸易利益。相反，若是一国的产业结构缺乏灵活调整机制，不能充分适应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其国际贸易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并可能面临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从中国产业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国际市场需求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产业规模膨胀速度较快，产业结构的同构性较为严重，加工制造业部门产能过剩的现象比较突出。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出口贸易中只能采取廉价扩张的策略，恶性竞争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当国际市场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处于被动的地位，最终必然会影响并反映到贸易收支上。 3.产业技术水平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不同产业之间，而且在产业内部发生了分化，并因此导致产业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和产业内国际贸易的兴起。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块化生产方式的日益普及和交通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正方兴未艾。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往往仅仅从事产业内特定产品甚至某类产品价值链中某些环节的工作。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存在着低技能加工环节，而在传统产业内部，也可能存在高技术技能甚至是高新技术水平的价值增值活动。而一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则主要由其生产技术所决定。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借助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快速切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并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中国的产业发展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并没有摆脱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相对低端或低价值生产环节的现状。尽管目前中国的部分产业已经出现沿产业价值链攀升的现象，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中的粗放特征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如果国际市场需求出现逆转，那么中国出现贸易条件恶化、贸易获益减少和国际收支局面出现逆转的可能性就会很大。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形成固然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从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加工制造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占据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而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得以形成。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尚缺乏灵活性以及产业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相互影响及对中国贸易收支失衡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这里运用1993Q1~2011Q2的季度数据就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以及这两种结构演变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一）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相互影响 1.变量指标选取及数据处理 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指标IS。贸易结构指标ITT则以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来衡量。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CEIE）。由于上述指标的构建都受到季节因素影响，需要对变量分别进行季节调整后再求比值。 2.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协整关系检验 （1）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通过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以上，所有原序列形式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在5%的显著度以下，上述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即原序列形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2）协整关系检验 建立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的协整方程：，其中括号里为t值从反映长期关系的协整方程来看，产业结构效应前面的系数为正，其P值显著，这说明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检验两个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格兰杰原因，而贸易结构也是产业结构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呈现的是双向的因果关系。 （二）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对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共同影响 1.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初步设定如下计量模型：其中，LNCA表示贸易收支失衡指标的对数值，以出口额与进口额的比值来衡量贸易收支失衡CA。因此当经济均衡时，出口额等于进口额，从而LNCA=0；该值的绝对值越大，就表示经济偏离均衡的程度越高，且LNCA>0时贸易收支失衡表现为贸易顺差，LNCA<0时贸易收支失衡表现为贸易逆差。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非均衡现象是一种常态，在转型经济中这种情形更为突出，因此LNCA值很难为0。LNIS表示产业结构指标的对数值，LNITT表示贸易结构指标的对数值，ε为误差项。上述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CEIE），且经过季节调整。然而，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是贸易收支失衡的全部影响因素。已有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贸易收支失衡的重要因素，我们选取该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最终确定如下的计量模型：其中，LNREER表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对数值，资料来源于《国际金融统计年鉴》（IFS）。此外，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纳Baum&Schaffer（2002）的建议将模型所有的解释变量视为内生，并以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p#分页标题#e# 2.模型估计与回归分析 （1）模型的估计 为了避免计量方程的虚假回归问题，且我们想检验该方程是否是一个变量间具有长期关系的协整方程，我们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对上述时序的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原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根据EG两步法，上述时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为了避免残差项的序列相关问题，我们引入残差的AR（1）回归项来修正。另外，在存在异方差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得到基于TSLS估计的合理统计推断，我们对回归系数的标准差采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进行估计，从而得到如下回归结果：接着我们对回归的残差进行了ARCH-LM检验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该回归残差不存在ARCH效应，且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上述回归方程实际上是一个变量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协整检验的EG两步法比较准确可靠，其TSLS回归结果比较可信。 （2）回归分析及政策含义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系数符号与理论分析是相吻合的，同时回归系数都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还是这二者的交互项，均对中国贸易收支失衡有着显著的影响，且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交互项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贸易结构。这意味着我们在调整贸易收支失衡时，除了理性看待贸易结构的变化之外，现阶段应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注重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也要关注当前制造业的产业内升级和产品内升级。此外，我们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的确会改善中国的贸易收支失衡状况，但与结构变量相比，其改善的程度较弱。因此，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状况，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放在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