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多个范式下贸易利益的本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贸易利益是一国开展国际贸易的根本动力，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贸易利益理论散落于各贸易理论之中，未成独立体系，但贸易利益作为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一直成为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国际贸易可以给一国、企业或国民带来利益，但随着理论前提的不同，尤其随着环境污染、自然资源尤其全球气温渐高对经济增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加剧，贸易利益的内涵、表现以及分配主体和机制更为复杂，因此，迫切需要科学地选择低碳经济环境下的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这为我国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客观看待我国巨大贸易顺差背后所隐含的资源、环境成本，运用低碳经济模式突破发达国家的“生态标签”等绿色壁垒，解决与发达国家间不平等贸易条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一、现有贸易理论范式下的贸易利益 在早期分工模式下，国际贸易的对象是以最终产品为主。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均肯定了国际贸易能产生利益，并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贸易利益的分配，促进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最终提高世界福利水平。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产品的需要、专业化生产内生的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要素报酬等。但由于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利益立场，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宏观、静态的基础上分析贸易利益，过分夸大了市场机制的功效，并将个体利益之和混同于整体利益。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并从经济发展、交易效率和技术溢出等方面分析了动态贸易利益。可见，现有国际贸易理论只是一味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未能考虑社会、生态和环境综合效益（叶汝求，2001）。企业通过不断合并来追求规模经济，并进而获取竞争优势，但严峻的环境约束将引发环境污染的全球扩散和生态系统的并发退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已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提供理论依据，发展中国家通过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只是获得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所以，贸易双方看似通过国际贸易取得了比较利益，但实际上有一方可能承担了很高的环境成本，长期来看，这种成本甚至大大超过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二、贸易和环境冲突范式下的贸易利益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国际贸易的急剧增长，全球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便是贸易和环境的冲突：贸易对环境有害抑或有益，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贸易竞争力？这种冲突的主体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简称南北国家）。北方国家基于生态倾销理论提出，南方国家依赖于较低的环境标准形成的产品成本优势，享受着不公正的市场竞争优势并获取不合理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北方国家主张：国际贸易应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可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口；基于国际标准将贸易产品的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禁止环境补贴。南方国家基于环境成本转移理论和污染天堂假说提出，南方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到北方国家，后者对资源密集产品的消费基本通过进口满足（Ekins，1997），这使得环境污染物以“合理”买卖的形式留在南方国家，而北方国家则因此通过贸易获取改善环境质量的利益。 因此，南方国家主张：优先考虑发展；环境措施应基于客观、公正和最低贸易限制；环境成本内在化将严重影响其出口能力；允许合情合理的环境补贴。其实，南北国家对于贸易和环境冲突的根源在于两者之间形成的特殊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是由于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价值观以及发展目标的不同决定的。北方国家通过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获取来自资源、环境和劳动等方面的相应利益，Robinson（1988）论证了美国污染控制计划的实施已经引起美国贸易模式的变化，即进口更多资源和环境成本高的商品，从而减少对国内自然资源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而南方国家因此可获取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等贸易利益。理论和实践表明，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可以通过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给南方国家带来短期贸易利益。有些学者基于EKC假说，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南方国家无需担忧由于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的现象，因为环境质量将会随着人均收人达到一定水平时趋于改善；实际情况也表明，目前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已形成了专业化开采自然资源的贸易结构。 但从长期来看，对南方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依靠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的环境污染转移和生态掠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南方国家不能指望通过这种贸易模式缩小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差距。首先，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环境下，由于南方国家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以及相对宽松的环境标准，发达工业国家将本国淘汰的技术和产业或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南方国家（Dua，Esty，1997）；同时，发达国家将工业或生活消费废弃物大量出口到南方国家进行最后的处置或回收，这不仅污染接收国的环境，还将严重危害其国民身体健康。其次，南方国家由于过度开发利用其限制性的自然资源，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引起生态失衡，长此以往将会引起生态环境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 三、贸易和环境协调范式下的贸易利益 南北国家由于立场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因此，贸易和环境似乎永远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状态。如果从不偏不倚的全球视角，即协调贸易和环境之间的冲突，我们发现这种冲突主要源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固有缺陷，而如何协调贸易和环境实现贸易利益的双赢和最大化，则需要寻求新的理论依据和解决途径。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均充分论证了一个问题，即自由贸易能够促进贸易双方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进。这种比较优势原则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因此，许多学者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分析环境对贸易的影响。Siebert（1977）把环境吸收能力定义为一种要素禀赋，并将其引入标准的要素比例模型，讨论了国内产业污染问题。霍斯特•西伯特（2002）研究认为，环境因素以环境禀赋的方式决定比较优势，国家之间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取决于环境资源的丰缺程度，拥有丰富环境禀赋的国家将出口含有较多污染物的商品。#p#分页标题#e# 但是，对于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有着其不足之处，因为它仅考虑双方的静态利益，却忽视了动态利益。以出口危险废物为例，由于发达国家处置废弃物的环境成本很高，将其出口可以获取贸易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废物处理成本低廉，进口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对方的补贴；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若考虑环境成本的外部性对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的改变，那么这种交易带来的经济收益甚至不能弥补进口国家自身所受到的环境损失（谢皓，2007）。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未考虑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国际商品价格没有包含环境成本，而基于庇古税和科斯产权定理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贸易引起环境破坏的原因不在于贸易自身，而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政策的失灵，集中体现在没有真正实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成本一般由环境要素价格和外部成本两部分组成，前者受到环境要素禀赋丰缺的影响，后者受一国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的影响。在环境标准较宽松，且对环境的破坏投入较低治理费用的国家，环境成本低；相反，则环境成本高。环境成本内部化即指在生产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以体现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也消除了外部性。环境成本内部化手段除了征收庇古税、明晰环境产权并交易外，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到实施环境标志、推广ISO14000等新型经济手段。不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如环境资源的价格确定和产权界定以及环境政策失灵等。 四、可持续发展下贸易利益的衡量 贸易差额、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都曾作为衡量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由于贸易差额仅考虑一国获取的绝对贸易利益，而未能考虑产业结构以及进出口价格对双方实际贸易利益的影响，因此，一国单纯用其衡量贸易利益不尽准确。因此，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是目前常用来衡量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但是，现有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均未完全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无法真实衡量出－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的贸易利益。因此，我们提出用基于绿色投入－产出分析法的贸易结构合理度（简称绿色贸易结构合理度）和基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收入贸易条件（简称绿色收入贸易条件）来衡量和评价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 1．绿色投入－产出分析法的贸易结构合理度。 贸易结构是反映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一国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学者们以产业内贸易理论（H．G．Grubel，P．J．Lloyd，1975）等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变量内生化的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用对外贸易结构是否与产业结构匹配来衡量贸易结构合理度。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之间是“原像”与“镜像”的关系，产业结构是本体，对外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所反映的影像（袁欣，2010）。因此，分析一国对外贸易结构是否合理，就要看其是否与该国产业结构匹配，是否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匹配的前提和关键是作为“原像”的产业结构是合理的，“镜像”对外贸易结构才不会扭曲成“哈哈镜”。目前，学者们提出产业结构合理性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标准和产业关联性判断标准。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标准通常需要借助参照结构，如需求结构、三次产业结构模式；而参照结构与被分析产业结构度量方法的差异缺乏合理性评判准则，因此，该标准的广泛应用受到限制。产业关联性判断标准包括产业技术关联标准和产业交换关联标准。产业技术关联标准主要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根据技术矩阵的元素直接消耗系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评价某产业技术关联合理性（周振华，1991）。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采用现有的投入产出表，通过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确定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并根据进出口产品对国民经济系统的不同作用，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合理性（沈利生等，2003；杨丽华，2011）。但是，上述评价标准只考虑了财富的增长，未能考虑产业结构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雷明（2011）根据社会成本理论，认为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由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部分组成，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将环境和自然资源两个因素引入传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绿色投入产出模型是通过绿色投入产出表来反映资源、生产和废物三者之间的关系。绿色投入产出表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投入产出表的框架基础上，主栏增加资源使用和废物排放，宾栏增加资源恢复和废物治理。然后基于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的里昂惕夫矩阵，计算出绿色影响力系数和绿色感应度系数，确定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后的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并以对应行业产品进出口占比作为因子，最终可以确定出低碳经济环境下外贸结构的合理度。绿色外贸结构合理度越高的行业，则其绿色贸易利益会越大；反之，则越小。 2．基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贸易条件指数。 贸易条件指数是反映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国内外学者用贸易条件指数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并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带来贸易利益的减少，继普雷维什和辛格（1950）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后，巴格瓦蒂（1958）、克鲁格曼（1979）、Find-lay（1980）和辛格（1987）等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支持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并导致其贸易利益减少。张碧琼（1999）、赵玉敏（2002）、杜哲俊（2005）、曾铮（2005）实证分析研究了我国贸易条件整体上趋于恶化。ParthaSen（1998）则持另外一种观点，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其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但仍获取了贸易利益。也有学者如Haberler（1959）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断改变。由于价格贸易条件只是反映单位出口商品的交换能力，而无法反映一国总体的贸易利益，所以Baldwin（1955）和Haberler（1961）认为，普雷维什提出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不适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才能确切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杜哲俊（2005）分析发现，1980-2000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收入贸易条件明显改善，双项要素贸易条件不容乐观。#p#分页标题#e# 目前，由于环境成本未完全被包含在国际贸易产品价格中，从而用进出口产品价格指数表示的贸易条件指数无法反映一国真实的贸易利益，这也是导致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源。环境成本的负外部性扭曲了产品价格，市场配置环境资源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会出现过度生产、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曲如晓等，2006）。环境成本内部化后，产品价格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全部实际成本，此时的收入贸易条件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考虑环境效应后的真实贸易利益。从理论上来说，环境成本内部化后的收入贸易条件越高，则本国绿色贸易利益越大；反之，贸易利益则越小。 五、结语 现有贸易理论范式下，国际贸易的利益主要强调贸易双赢基础上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利益衍生的技术进步、福利水平的提高、多样化产品需求的满足等，而未考虑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等对国际贸易格局和利益的影响。在贸易和环境冲突范式下，南北国家因为不同的环境观和发展观而产生不同的贸易利益观，将进一步激化环境问题带来的贸易壁垒。因此，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协调贸易和环境之间带来南北国家间关于贸易利益的冲突和分歧，使双方贸易利益的不平衡状态回归到双赢状态，这为我国科学、合理地衡量真实的贸易利益，探讨如何实现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是衡量贸易利益的两个主要指标，在低碳经济环境下，需要在上述两指标中加入资源和环境因素。本文提出用基于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的对外贸易合理度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来衡量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不过，尽管有许多学者认同并在实践雷明提出的绿色投入产出模型，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定价的复杂性和环境成本确定困难，以及如何选择绿色投入产出模型中的能源恢复部门、污染治理部门、生产部门等等因素，使得据此确定的支柱产业、瓶颈产业以及绿色外贸结构合理度的科学性会受到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意味着任何生产和贸易活动都不会超越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边界，有利于资源和环境的最优配置。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价值观、技术水平、生产与贸易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贸易各国间的环境标准统一，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也将会遭遇重重困难。同时，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改变产品成本和价格而改变了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对其比较优势乃至一国的产业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纯粹根据资源禀赋丰缺和单纯的贸易条件恶化不能说明贸易利益的减少和福利水平的降低，否则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洪银兴，1997），而要结合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纠正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等方面分析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综合衡量我国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实际获得的贸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