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长利思维路径影响下的韩非经济思想，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通读韩非的文集，不难发现，韩非是非常重视“长利”的，有时他也将之称为“大利”。统计下来，“长利”和“大利”出现在韩非文集中的次数多达21处，其中“长利”6处，“大利”15处。不管如何称谓，两者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即韩非要求统治者和民众不要太短视，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到更长远的利益，这就要求人们能够理性地区分“长利”与“短利”，“大利”与“小利”，并能正确地取舍。
不过，韩非对于普通百姓的这种理性的存在性缺乏足够的信心，他的“长利”观更多地是围绕其法治观点而讲给君主听的。我们可结合其人性论来细细分析。韩非对于人性的看法很是冷峻客观，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了人求利避害的本性：“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第十四》）（以下有关《韩非子》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人情皆喜贵而恶贱”（《难三第三十八》）；“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五蠹第四十九》）；“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心度第五十四》），可见，韩非眼中的人“德性”成分缺失而“自然”成分十足，类似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每个人都为了争取最适合自己生存的舒适环境而努力，在这种前提下，喜贵恶贱、喜利恶害、喜佚恶劳、喜富恶穷、喜安恶危等选项自然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在《备内第十七》、《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等章节中，他还列举了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来说明人“挟自为心以自利”的特点：国君以权位诱使大臣为其打理国事，大臣出卖自己的智力和勇力来获取一定的地位与俸禄；父母和孩子因为彼此的简薄而互相埋怨；医生不嫌弃病人肮脏为患者吮吸伤口之脓血、做棺材的工匠希望天天都有人死掉、后妃和太子希望君主早死、地主为庸客提供美食和丰厚待遇、庸客深耨且熟耘、不遗余力地为地主效力等行为的指向只有一个———利益。“求利之心”成了“社会上一切人进行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因”。虽然认定人心向利，但韩非觉得百姓的目光很短浅，他们所追求的只是眼前的蝇头小利，不会考虑到长远利益。《显学》篇中，韩非将“民智”比喻成“婴儿之心”：“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痤则益，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韩非认为，老百姓如同婴儿一样不明白暂时吃苦却可以获得长久利益的道理，所以必须有一位具有睿智的国君以其掌握的“法”“术”“势”等工具为百姓硬性规定一些看似严酷但却温情的奖惩制度以驱使百姓按照国君设计好的路径前行并最终获得“长利”。
那么，何为“长利”与“大利”，如何才能实现呢？通考韩非文集不难发现，韩非的所谓“长利”即富国称王。这一点从《史记》“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之论述也可以看出来。那么又该如何实现这样的长远目标呢？韩非选择了和商鞅一样的路径：“利出一空”[1]（《饰令》）的农战政策。显然，在终极目标上，韩非继承了前期法家的宗旨，其一切政策与主张都围绕着能否使国家称王称霸而展开。但无论其目的如何，韩非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思维路径、牺牲“小利”“短利”以获取“大利”“长利”的辩证思维方式却使其思想具备了相当浓厚的理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理性也深深地渗透到其经济思想体系中，他在生产观、消费观、分配观等领域的相关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
“长利”指导思想下的经济思想
（一）生产观
1“.前苦而长利”的指导思想。韩非特别重视农业，他的这种重农情结与其特别青睐的以“耕战”为主要治国政策的思路不无关系。农业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应怎样指导农业生产呢？韩非选择了富含生态因子的“长利”观。在韩非看来，百姓如果能够吃得一时之苦，“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那么以后即使碰到了大灾之年、饥馑之患，也能过着“温衣美食”的生活，此即所谓的“前苦而长利”[1]（《六反》）、犹如“刺骨”之“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1]（《安危》）的道理。反之，如果百姓平时过着舒适的生活，不去努力生产却经常以得到他人惠助的方式得到财物，那么一旦遇到“天饥岁荒”的情况，“嫁妻卖子”也只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了，这是选择“小利”而忽视“大利”的必然结果。2.实现“长利”的具体措施。为了得到“长利”，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又该如何操作呢？韩非强调了两点。
第一，以奖惩为工具引导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韩非似乎明显地青睐于以法律和刑罚作为主要手段，而把赏赐视为次要的辅助手段。在《心度》一篇，韩非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饰令》篇也有类似的论述：“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在重刑轻赏的基础上，韩非希望国君能使百姓都能“利出一空”[1]（《饰令》），所谓的“利出一空”是指对于全体国民而言，要想得到想要的财富与赏赐，只能通过“耕战”这一种途径来取得。当然，韩非将引导的主动权交给了国君，而且特别强调刑法的作用。对于一味劝告国君施行仁政而自身又不事耕战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微子篇第十八》）的儒家学者，韩非是非常排斥的，在《八说》篇中他对擅长于“博习辩智”但又“不耕耨”的孔孟等学者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在如何富民如何引导百姓积极耕种方面说三道四。第二，重视并利用各种影响农业收成的因素来保证农业生产的丰收。韩非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有两大段，一个可见于《显学》篇———“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也。侈而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一个可见于《难二》篇———“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p#分页标题#e#
综合以上两大段论述可以看出，韩非认为影响农业产出的因素无非以下几条，一为天时与节气，韩非认为只要人能顺应并根据自然界的时节变化进行播种植树等活动，同时如果自然界真能风调雨顺，那么“入多”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难二》篇之第一条和最后一条都围绕这一点展开；二为人事，即老百姓应该一方面努力从事生产，努力生产并不等于一味地使蛮力，而是应该根据动植物的生长规律进行生产，根据耕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另一方面还应注意节俭不浪费，节俭光是自己做到了也不够，还应该不从事做奢侈品的生产，做到了这些，那么“入多”也并非难事了，上述《显学》篇和《难二》篇的第三、第五条对此都有所涉及；三为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科学技术与交通环境以及包括通商在内的经济发展环境等等，具体内容为，政治环境方面，统治者应尽量为百姓的农业生产提供保障，不去因为营建宫室之类的事情妨碍百姓的正常生产活动，科学技术与交通方面，如能充分利用“舟车机械”等先进交通与生产工具就会事半功倍，经济发展环境方面，也应充分利用“能以所有致所无”的商业活动。做到了以上各点，那么“入多”也就是必然的结果。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韩非对于影响农业产出的因素考察得是相当详细的。
（二）消费观1.避“亡”求“存”的长利观。在消费思想领域，韩非也坚持了其注重长利的思维路径。避“亡”求“存”是他在这一领域对长利内容的具体阐释：短视的奢侈享受换来的是身心的严重损耗、百姓的离心离德、身亡与国亡这样的结局，而暂时压制一下过份的欲望却可以换得国家的兴盛繁荣与江山永固，而这正是所谓的“大利”与“长利”。韩非不止一次对此展开过论述：“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1]（《八奸》）；“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太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1]（《亡徵》）；“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1]（《解老》）；“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1]（《扬权》）。可见，韩非在消费思想领域的总基调是节俭，而在解释为什么要节俭消费时韩非又总是将之与“长利”联系起来，避“亡”求“存”的长利观成了他消费观的指导思想。2.实现“长利”的具体主张：灵活权变的消费思想。为实现所谓的“长利”，韩非在坚持节俭消费的前提下，又有着非常灵活权变的消费观。具体而言，他主张应根据各个阶层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本阶层人士的“节俭”消费标准，这和孔子的消费观比较类似，但韩非与孔子的区别是，他并不彻底反对国君的奢侈消费，但这是有前提的，即国君必须游刃有余地掌握“牧臣”与“牧民”之道，深谙驾驭民众与大臣的为君之道。
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他主张王公大臣应该在节俭的总原则下，享受符合自己身份等级与社会地位的消费水平，过高和过低都十分不妥，都会僭越秩序并起到“乱政”的消极作用，不利于国家的“长利”与“大利”的实现。在《外储说左下》一篇，韩非集中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首先，他否定了居庙堂之高的卿大夫的刻意节俭行为，如果卿大夫所选择的消费水平大大低于他所应该享受之水准，那么爵禄就失去了鼓励有“功”者的作用，“臣以卑俭为行，则爵不足以观赏”。在韩非看来，卿大夫所享受的爵禄待遇是与其功劳相匹配的，是君主根据各个大臣对于国家的贡献大小以功论赏的。待遇的差别不仅可以鼓励大臣积极立功，还是大臣等级身份的象征，也与国家“备戎事”的军事防备战略等国策紧密相连，所以，国君赋予的这种待遇水准是不能轻易被加以改变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只能说明持这种行为的人有其比较自私的目的。韩非以孟献伯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孟献伯因为看到“国人尚有饥色”，所以自愿放弃了其上卿身份所应享受到的“二马二舆”这样的交通工具配备方面的待遇，韩非对于这种行为很不以为然，他以“苗子”之口对之进行了否定，认为这是“乱晋国之政，乏不虞之备，以成节，以洁私名”的行为，于公，破坏国家政策制度，缺乏积极备战精神，于私，有成就自己节气与私名之嫌，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行为。同理，身为良大夫的孙叔敖也过着“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的生活，在韩非看来，这种行为和孟献伯的节俭行为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是一种“其俭逼下”的不符合国家法度与长远利益的行为，很不值得倡导。
其次，韩非对于大臣超过其应享有的消费水平的奢侈享受行为也进行了否定。韩非以管仲为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管仲经过三次口头上疏而解决了其“贫”、“卑”、“疏”的问题，被桓公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过着“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出门讲究排场，动辄“朱盖青衣，置鼓而归”，招摇过市，韩非对管仲这种奢侈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比较反感，以至于他深为赞同孔子之“良大夫也，其侈逼上”[1]（《外储说左下》）的感慨，实际上他是以孔子之口陈述了他的立场。第二，韩非认为国君虽然应该“节俭”，但国君的本务是透彻领悟“法”、“术”、“势”之道，懂得牧臣牧民之法，如果国君真的做到了这些，那么他们即使过着奢侈享受的生活也不为过。韩非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奢侈消费并非必然导致国乱军败：如以国之半进行“自养”、侈于桀纣却仍能为“五霸冠者”[1]（《难三》）的桓公、“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弋，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却过着“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1]（《说疑》）生活的赵之先君敬侯等等。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以上君主洞悉为君之道，牧臣牧民之法，所以才会有虽奢侈消费但仍能掌控政局的能力。#p#分页标题#e#
反面例子也有，韩非以“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却落得”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结局的燕君子哙为例说明只是一味节俭却“不明乎所以任臣”之国君的必然结局，至此，韩非对于国君消费观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1]（《说疑》）；“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1]（《难三》），显而易见，韩非认为国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奢侈消费，但这倒不是“把帝王的特殊优厚的消费看作帝王权利的标志之一，看作帝王权利的引申”，而是在韩非看来，君主放弃利用“法”、“术”、“势”之道牧臣牧民的本务而去单方面地附和“节俭”之风的做法是非常背离为君之道的，那样做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还容易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不符合避“亡”求“存”的“长利”宗旨。
（三）分配观1.避“乱功”求“长利”的分配宗旨。和其整体思想体系相契合，在分配思想领域，韩非也坚持了法家固有的富国强兵的治国理念和其“长利”思维路径，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了压倒一切的分配衡量标准。《八经》篇和《备内》篇的两段议论很详尽地说明了这一点：“上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避免分配不公以乱纲常、追求长利成了韩非在论述分配思想时的终极指向。《奸劫弑臣》篇也有类似的论述：“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说到底，韩非仍是担心不以分配标准分配会造成国家的灭亡和社会的动荡，这种严重后果当然是与国家的“长利”背道而驰的。韩非坚决反对任何导致这一后果的举措。2.实现“长利”的分配途径。那么，又该采取哪些途径来实现国家的“长利”呢？韩非在分配的各个层次均有内容翔实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以“功”分配、征收“勿轻勿重”的赋税与反对救济。
第一，以“功”分配。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方面，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特别强调用刑赏的办法驱使百姓都去从事耕战，他认为国君只要掌握赏罚之利器就可使得群臣与百姓都臣服于自己。所以，在韩非看来，以“功”行赏、按照百姓对社会的贡献来进行分配是最为合理的方式。这一方面可以激励大众为了获得丰厚的奖赏都去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韩非以“功”分配的论述在其文集中比比皆是：如“以刑治，以赏战，厚禄以用术……授官爵、出利禄不以功，是无当也。国以功授官与爵，此谓以成智谋，以威勇战，其国无敌……而天下莫之能侵也。”[1]（《饰令》）；“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1]（《外储说左上》）；“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1]（《外储说右下》）等等，以上论述篇幅虽多，但总的意思简单明了，即倡导国君按照百姓臣子的功业及对国家的贡献授予爵禄，这和他以耕战立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分配财物的量化方面，韩非主张使百姓获得的财物应处于能维持百姓日常生活但又“不足”的状态。韩非反对百姓拥有过多的财物，因为这会大大影响他们继续努力生产劳作的动力：“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治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已明矣。”[1]（《六反》）百姓毕竟是凡夫俗子，要他们达到类似神农那样的“财用足却依然力作不休”的境界比较难，所以，只能把百姓拥有的财物控制在可维持生活但又“不足”的状态，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励百姓积极从事耕战，并凭借自己的贡献来获得相应的奖赏。显然，这仍然和其追求“长利”的宗旨是相通的，只有使百姓臣子永远处于不饥不饱的状态，他们才可能拥有不竭的动力去追求所谓的功业，而国家的“长利”也在他们的这种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实现。
第二，征收“勿轻勿重”的赋税。税收是社会财产再次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韩非的赋税观依然因循了其“长利”思维路径，他对赋税征收目的、用途的定性，反对对农业征收重税等思想集中说明了这一点。韩非在《诡使》篇与《显学》篇这样解释了政府征收赋税的用途：“习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即征收赋税是国家为充实国库以便防御外敌及各种灾难而必须做的一项政府日常工作。对于为了“避赋”而“逃事状匿附有威之门”却使国家财政遭受重大损失的的士卒，韩非持强烈否定态度。从韩非在《六反》篇之“论其税赋以均贫富”的论述来看，韩非将征收赋税的目的明确定性为“均贫富”，从这个目的来推断，他也应该非常赞同在税收上采取比例税制，这种比例税制还应该是累进税而不应该是累退制才是，不然就失去了“均贫富”的功能。可惜韩非没有继续下去，没有更详尽的内容来说明怎样征收赋税、怎样来“均贫富”，但这一点也不影响韩非这一观点的光辉意义。胡寄窗先生就对此进行了肯定：“只以采用租税为工具以均贫富这一概念来说，虽然它并不能解决剥削与被剥削者间贫富悬殊的问题，但也是很新颖的，是先秦思想家中特有的创见。”
在税收的征收标准上，韩非没有正面给出确切的内容，但从《外储说右下》记载的一段故事可以侧面了解韩非的征收标准：“赵简主出税者，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吏无私利而正矣’。”先不管这个故事的矛头指向之所在，单以赵简主能公然无所顾忌地昭示其税收标准，且从韩非行文之态度的认可来看，这一标准是当时比较容易被接受且比较通行的，“勿轻勿重”的标准对国家和百姓都好，即对上，国库可以充盈，对下，百姓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到底该采用哪一个度呢，韩非又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他反对征收重税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1]（《显学》），徭役方面也是如此，韩非反对过重的徭役，因为“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1]（《备内》），说到底，赋税仍是为实现“天下长利”服务的，只是国家治国的手段而已。第三，反对救济。救济赈灾慈善等方式是国家财产再分配的另一条途径，但韩非对之特别排斥。首先，韩非特别反感救济贫民。他认为在自然禀赋等外部条件相类似的情况下，贫民之所以贫困是其自身的原因，非懒则侈，二者必居其一，而“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也”，这样做的社会影响也比较恶劣，辛勤耕作和节俭生活的百姓会大大减少：“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1]（《显学》）。显而易见，韩非反对“无功”的贫民通过救济得到财物，因为这对于通过辛勤耕作和节俭生活才得以致富的富民来说是不公平的，还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使其怠于耕战，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国家“长利”的获得。#p#分页标题#e#
其次，韩非也反对救济灾民。《外储说右下》篇韩非特别赞同昭襄王的分配主张，秦国在遭遇大饥之年的状况下，昭襄王驳回了应侯请求发“五苑之草着、蔬菜、橡果、枣栗”以帮助百姓度过灾难的建议，他的理由就是“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可以看出，这里强调的仍是有功与无功的严明界限，努力耕战，立下大功，授予爵禄；懒散无为，没有功业，陷于贫穷，这就是韩非的逻辑，所以他认为救济贫者混淆了有功与无功的区别，将使有功的人士再也无心建功立业，并使无功的人士产生对救济的依赖，是乱世之举，不利于国家的“长利”。综上所述，在注重“长利”的思维路径影响下，韩非的经济思想充满了睿智的思辨特色，围绕着国家的“长利”，韩非在生产观、消费观及分配观领域均主张剔除一切妨碍国家“长利”的因素、肯定并积极推广一切可保证国家实现“长利”的举措，即使是暂时牺牲一些“短利”和“小利”也在所不惜，因为正是这种牺牲，保证了“大利”和“长利”的实现。
对当代的启迪
虽然韩非的“长利”更倾向于富国强兵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但他注重“长利”的思维路径却充分体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视阈。在他看来，“短利”和“长利”是辨证存在的，当前的辛苦耕种、节俭消费、只征收适当税赋的做法看似使某些利益及享受丧失，但有所失必有所得，舍弃一时的“短利”却可以获得丰厚的“长利”，稍有头脑的人即可作出放弃“短利”、“小利”以选择“长利”、“大利”的选择。
韩非这种注重“长利”的思维路径及其所体现出的思辨智慧给当代的人类以深刻的启迪。当代人在一味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以致在闷头赶路的同时忘记了赶路的初衷，说到底，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诗意地栖息于这个美好的星球上，更好的生态、自由、尊严、医疗卫生、人际交往环境等是除了经济之外更应被追逐的目标，但这一点被很多急功近利的当代人所忽视。仅就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来看，为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不考虑生态环保、不考虑代际公平、不考虑长远效益的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被普遍采用，一系列的生态问题随之产生：沙尘暴、酸雨、沙漠化、臭氧层空洞、泥石流、水土流失等等。恩格斯早就这一问题告诫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类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几乎就是对恩格斯这段话的具体脚注，人类在治理污染和消除生态危机方面的投入几乎将先前破坏生态环境而得到的所谓经济效益消弭殆尽。这不就是典型的为追求“短利”和“小利”而忽视“长利”和“大利”的行为吗？就这一点来说，当代人的确需要好好向几千年前的韩非学习，培养着眼长远的思维模式，为追求人类的“长利”，处理好经济目标与其它目标的关系，从而为整个人类谋得真正的福利。这当是韩非注重“长利”的思维路径给予当代人最大的启迪了，值得每个人去深思。
本文作者：赵麦茹 单位：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