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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希罗科拉德
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完全脱离学术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斯卢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皮里亚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种情况中，科学被意识形态所顶替，而学者则变成了党的宣传员。后一种社会学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数众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那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队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我国经济学所处的这种艰难时刻开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按照上级命令进行的，并非经济科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使然。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上述补充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表面上的，新观念的真正使命是赋予当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观经济规律的地位，从而保持对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的信念。竭力赋予政治口号以科学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原罪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没有能够消除。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帮助执政党，为其服务，这是它的主要职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主导经济学家们指出，“我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由“苏联进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决定的”②。稍后承认，提出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样的目标纯属乌托邦。20世纪70年代苏共宣布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承认，这过急了。苏共中央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针对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道路和时间的简单化的观念的。但以后对发达社会主义解释的着重点逐渐混乱了。
往往把事情仅仅归结为确认成就。与此同时，把经济转入集约化轨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改善居民供应、克服消极现象等许多迫切问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特殊的方式为延缓解决业已成熟的任务做辩解。今天，在党宣布和实施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的时候，这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③在所有这些场合党宣布了某种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后来又被认为是错误的，被遗忘了。而经济学家每一次都要论证其伟大、其现实性，并研究达到目标的道路。稍后相关的著作也同样被遗忘了。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共产党为解决其意识形态任务而建立的（虽然不仅限于此）。而由于党的方针不断变化，即使被认为苏联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很快就过时了。#p#分页标题#e#
现在只有其中的少数著作还可以用来解决迫切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些研究同部门经济相关的问题或者探讨经济研究的专门方法的著作，其作者因此尽苏联时期最大之可能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还与下面的情况有关，即它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取代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唯一选择，而当代世界经济思想被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只能予以谴责和批判。对十月革命前的多数俄国经济学家的遗产也采取贬低或者公然敌视的态度。需要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扭转当代俄国经济科学的落后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