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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推动“十二五”时期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近年来学者们加强了对此的研究。例如，程大中（2008）、裴长洪和谢谦（2009）、汪德华和杨之刚（2009）分别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和税收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提出了有益的观点和建议。但总体上看，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研究（特别是税收政策运用对行业发展的研究）所依托的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现代服务业价格形成的条件与税收政策作用，本文将拓展与运用准特定要素模型（quasi－specificfactors model）来对此加以说明，并在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就新时期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20世纪初，赫克歇尔和俄林创立的要素禀赋模型标志着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仍试图对要素禀赋模型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释现实中所出现的问题。Ruffin（2001）将李嘉图生产函数嵌套进要素禀赋模型中，从而使模型具备了要素禀赋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的性质。Ohnsorge和Trefler（2007）在模型中将工人的能力性质归纳为两类，并利用各国工人能力的异质性解释了国际贸易、产业分工和收入差距。在分析过程中，其模型同样体现了要素禀赋模型的一些性质。Jones和Ruffin（2008）继续拓展了特定要素模型，将劳动要素收益的变化分解为“贸易条件”效应和“生产偏离”效应，从而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变化对劳动要素收益的影响。本文对准特定要素模型的主要拓展有五：一是结合Jones（1971）的研究，对Ruffin（2001）原模型的要素变动对要素收益影响进行纠正性拓展；二是结合Acemoglu（2003），Gillman和Kejak（2002）的研究，用“有效资本”取代原模型中的“有效劳动”，以体现发展中国家实际；三是在原模型中加入税收变量，考虑税收政策变化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四是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适度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着重强调外资的有效性；五是引入“干中学”模型来讨论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中的技术进步因素。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引入并拓展适合讨论现代服务业的准特定要素模型；第三部分讨论现代服务业的价格形成条件；第四部分阐述要素变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第五部分根据模型来讨论税收政策变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第六部分探讨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可能遇到的“瓶颈”与解决办法；第七部分是以我国服务业发展为例对模型进行经验验证；第八部分将根据模型对新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给出政策建议。 二、准特定要素模型 首先，我们假设Ki为准特定要素，它是由实物资本ki结合技术生产出来的要素，以下我们统称为“有效资本”。我们这里的准特定要素与Ruffin（2001）原模型中定义的特定要素不同。原模型为解释发达国之间工资差异的不同，因此将模型设定为劳动放大式技术增长（labor－augmentingtechnical change）。Acemoglu（2003）经过研究认为转型经济体更符合资本放大式技术增长（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所以我们借鉴Gillman和Kejak（2002）的研究，将结合技术的实物资本称为“有效资本”（effective capital）。 其次，我们假设存在两种准特定要素Ki（i＝1，2），它们都可以由两种资本ki（i＝1，2）生产。但是由于这两种资本所包含的生产技术不同，即不同的资本包含不同的管理水平和专利技术等生产技术因素，因此假设资本ki在生产准特定要素Ki存在比较优势。并且假设资本生产准特定要素的生产函数为李嘉图生产函数。 再次，我们假设经济为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状态，即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在长期均衡下，准特定要素与劳动要素不能获得经济租。为分析方便，假设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 最后，我们假设政府对企业的生产征收一定的税收。这里我们为计算简便，假设政府对两个行业征收不同的从价税。根据上述假设，我们讨论两个部门i（i＝1，2）运用三种要素，其中包括两种资本ki（i＝1，2）和劳动要素L来生产两种产品i（i＝1，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资本通过结合技术生成准特定要素Ki，准特定要素结合本部门的劳动要素Li才能生产出最终的产品。产品xi的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以及凹性等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其函数形式为：xi＝F（Ki，Li），（1） 因此，厂商生产每单位商品i的成本函数可以写为以下形式，其中w为劳动要素的单位收益，ri为准特定要素的单位收益，ti为政府对每单位商品i征收的从价税，pi为每单位商品i的市场价格：ci（w，ri，1）＝minLi，Ki≥0｛wLi＋riKi＋tipiFi（Ki，Li）≥1｝（2）由于是长期均衡，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产品生产要满足零利润条件，可以得到以下方程：pi＝ci（w，ri，1）（3）对上式进行整理，可以得到：αKiri＋αLiwi＝（1－ti）pi（4）其中αKi和αLi分别为生产商品i所需要的准特定要素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我们之后分析假设αKi和αLi不随要素收益变化而变化。由于准特定要素是由资本生产的，可以给出以下李嘉图生产函数，其中kji代表j（j＝1，2）类型的资本生产i类型的准特定要素，而bji则是李嘉图生产系数，代表每生产一单位准特定要素i所需要j类型的资本要素：Ki＝k1i／b1i＋k2i／b2i（5）kii＋kij＝ki（6）等式（6）告诉我们在两部门投入的i类型资本总和等于经济中拥有的i类型资本。根据假设，我们知道类资本k1在生产准特定要素K1时存在比较优势。可以得到以下不等式：b11／b21＜b12／b22（7）由于不能确定方程（6）中两种资本要素在生产各种准特定要素时的分布，需要从资本收益角度入手来探讨不同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分布。这里令rji代表j类型的资本在生产i特定要素时的单位收益。通过等式（5）可知每单位的kji可以生产1／bji单位的准特定要素。由于准特定要素可以理解为一个中间产品，资本得到其所有的收益。因此单位kji的收益可以表示为：rji＝ri／bji（8）由于资本j在生产j产品时有比较优势，可以确定在一定范围内资本会集中在j部门生产。即当r11＞r12时，资本1会集中生产产品1；而r21＜r22时，资本2会集中生产产品2。再结合等式（8），可以得到当准特定要素收益服从以下不等式时，两种资本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里进行生产：b21b22＞r1r2＞b11b12（9）#p#分页标题#e# 在不等式（9）的r1／r2范围内模型呈现出特定要素模型的性质，可以得到Kj＝kj／bjj，这样就可以求出准特定要素数量从而求解前述方程。而当价格发生变化而使资本收益不在方程（9）范围内，即当两种准特定要素的收益比为r1／r2＝bj1／bj2时，准特定要素模型将体现的是要素禀赋特征。根据Ruffin（2001）的方法，当商品2相对价格较高，资本1在生产两种商品无差异时，即r1／b11＝r2／b12，可以得到：αL1x1＋αL2x2＝LαK1x1b11／b12＋αK2x2＝k1／b12＋k2／b22（10）当商品1相对价格较高资本2在生产两种商品无差异时，即r1／b21＝r2／b22，可以得到：αL1x1＋αL2x2＝LαK1x1＋αK2x2b22／b21＝k1／b11＋k2／b21（10’）因此，当经济进入要素禀赋区域时，在劳动要素和两种资本要素数量已知的情况下，通过等式（10）或（10’）就可以求出两种商品的产量。 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价格条件 我们不妨在这里假设部门2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部门，而部门1为发展中国家设定的现代服务业部门。根据基础模型，发展中国家有很大一部分在现代服务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滞留在传统产业中。现在要讨论的是，两部门产品价格相对变化对生产要素的影响。由前述可知，当经济处于特定要素区域时，价格p的相对上升不会影响到资本的流动，但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到现代服务业。我们这里只需要讨论在要素禀赋区域，价格变化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根据Jones（1965）、Ruffin（2001）和等式（10），可以推导出：珘r2／（1－珋t1）珟p＝θL2／（r2w／（1－珋t1）p）［αK1αL2－αK2αL1bj1／bj2］珦w／（1－珋t1）珟p＝－θK2／（r2w／（1－珋t1）p）［αK1αL2－αK2αL1bj1／bj2］（11）其中变量的波浪上标表示对变量的自然对数求导，例如珓r1＝dr1／r1；而θKi＝riαKi／（1－ti）pi，θLi＝wαLi／（1－ti）pi。在此模型中由于存在三个要素，我们只能从价格角度入手，从而以θKi／θLi的比例来确定要素密集度。为与现实相符，这里假设现代服务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因此部门1为资本密集型，即θK1／θL1＞θK2／θL2。通过θK1／θL1＞θK2／θL2可以证明αK1αL2－αK2αL1bj1／bj2＞0，因此根据r1／r2＝bj1／bj2和等式（11），可以得出当经济在要素禀赋区域、部门1为资本密集型时，产品1相对价格的上升将会引起两种准特定要素收益的提高和劳动要素收益的减少，而要素收益的变化也反映了经济中要素的流动。可以更一般地总结为，准特定要素模型在要素禀赋区域服从Stolper－Samuelson定理。我们可以通过图1来更直观地解释相对价格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目前处于r1／r2＝b11／b12阶段，此时大部分资本与劳动力在传统部门生产。但是随着未来现代服务业市场形成，相对价格逐步上升，传统商品的相对收益就会下降，这会导致一部分劳动力和资本1由于收益变化而流入到服务业部门中进行生产。 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因此两种准特定要素和资本的收益也随之上升，而劳动要素的收益却在下降。当相对价格继续上升进入到pprime1／pprime2之后，准特定要素收益比进入到r1／r2＞b11／b12，此时两种资本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生产相应准特定要素，劳动力持续流入到现代服务业部门1中。而此时准特定要素1和资本1的收益上升，准特定要素2、资本2以及劳动要素的收益下降，因此两种资本的收益差距拉大。当相对价格上升到p1／p2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相当部分资本（全部的资本1和部分资本2）将进行准特定要素1的生产，而劳动也随着现代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持续流入服务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具备相当规模的目标任务可基本完成。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现代服务业的意义 在本节我们将讨论要素变动对要素收益的影响。当经济处于特定要素区域进行生产时，两种资本会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生产准特定要素，即Kj＝kj／bjj。而此时可以根据Jones（1971）的结论得到,其中λLi＝αLixi／L，即表示i部门使用的劳动力份额；而Δi是原文中为正的多项式。即当商品相对价格不变而资本2的数量增多时，准特定要素2的数量就相应增加，这会导致准特定要素1的收益相对准特定要素2的收益增加。类似地，可以根据等式（12）证明两种资本要素数量的上升和劳动力要素数量的下降都能够提高准特定要素1相对准特定要素2的收益，即图2中显示的H线段向上移动，即要素禀赋区域所对应的相对价格也会下降，这就意味着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相对价格条件降低了。我们可以更一般地总结上述准特定要素模型的要素变化性质为：当准特定要素模型在特定要素区域时，生产准特定要素的要素（本文中即为资本1和2，以下简称为原要素）增加或者是公共要素（本文中的劳动）的减少，将会使得密集使用原要素部门的准特定要素较另外一种准特定要素的相对收益上升，如果上述要素变化相反则会使得两种准特定要素相对收益下降。①结合Ruffin（2001）讨论Rybczynski定理的结果，我们知道当经济处于要素禀赋区域时，要素的增加会增加密集使用此要素商品的产量，而减少另外一种商品的产量。因此两种资本的增加可以增加现代服务业的产量，这也意味着现代服务业规模的提升。 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实际上就是劳动要素逐步释放进入工业生产的过程。劳动要素的增加使得资本要素的收益增加，但是相对于现代服务业资本，劳动密集型资本的相对收益也在增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会较长期地集中在传统产业。随着劳动要素的增加趋缓，此时若能继续大力吸引资本进入服务业，特别是当内资相对不足时对外资的引进，将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价格条件，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高新技术资本的增加将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进入现代服务业增加其规模；另一方面，劳动要素密集型资本的增加会使得劳动要素的收益增加，使得劳动要素密集型资本的相对收益下降，#p#分页标题#e# 从而挤出相当一部分资本、管理和技术要素进入到现代服务业中。进而，从利用外资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实践来看，在吸引外资进入现代服务业时还应特别注意整体利用外资的有效性。这在模型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资流入需通过bj1转换成有效资本再进入生产。现代服务业外资具有较高的转换率，其引入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毋庸置疑。但传统外资如果转换率较低，在外资流入规模控制的情况下，则有可能出现“挤压”现代服务业外资的状况；二是从等式（12）和（13）可以看出系数λLi决定了两种外资流入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大小。当λLi较小时，外资流入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如果这些外资所处行业还属于比较落后的传统产业，其引入还应尤其谨慎（本文模型未讨论环境因素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后，仍有必要特别鼓励外资流向现代服务业，而对于外资在传统产业方面的存在，可以相对有所限制。② 五、税收政策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本节中我们将利用该模型讨论税收政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同样地，我们依然需要讨论经济在不同位置时财政（税收）变化的影响。首先我们考虑经济在特定要素区域，准特定要素不在部门间流动。，此时现代服务业的准特定要素相对价格上升。根据图1可知，税负的减免可以使现代服务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使得现代服务业的产出增加、规模变大。因此，当经济在特定要素区域时，税收政策的支持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同样，当珓τ1＞0，珓τ2＝0时，通过等式（16）我们可以得到珘r2＞0，珦w＜0，即税收政策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将提高两种准特定要素和资本的收益并减少劳动要素的收益。实际上，财政（税收）支持就意味着新兴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虽然在要素禀赋区域两种准特定要素的相对收益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价格的变化却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到现代服务业进行生产。因为现代服务业是所谓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劳动要素的收益减少，这与Stolper－Samuelson定理相符。 六、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与解决途径 根据准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经济可以分为特定要素区域和要素禀赋区域。在特定要素区域资本要素不会流动，而劳动要素将流向相对价格走高的产业；在要素禀赋区域，资本和劳动要素都将流向相对价格走高的产业。需要看到这种要素的流动方式会导致经济生产在不同区域产量变化不同。Acemoglu（2003）认为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一般小于1，这就意味着特定要素区域价格变化导致的产量变化将小于要素禀赋区域的产量变化。如图3所示，产品1在p1＇／p2＇与p1／p2之间的产量增长斜率要小于两侧的斜率。而且，随着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变小，特定要素区域的产量变化也将随之变小，即如图3所示的由虚线变为实线。其次，如果经济中技术增长方式按照“干中学”模型，即如Ai（t）＝BKi（t）θ，①那么两个产业在特定要素区域也将面临技术进步“停滞”的状态。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警惕现代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产量和技术同时放缓的“瓶颈”期。而如果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支持现代服务业跨过此“瓶颈”，就有望再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七、基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根据准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税收政策支持和有效外资流入都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的相对价格，从而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相对价格数据较难获得，可以考虑通过对产量的分析来判定税收政策和有效外资的影响。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假设下，根据Romer（2001）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到：lnxi＝ρ（lnpi－lnp）＋βy（17）其中，两参数ρ＞0，β＞0，p为一般物价水平，y为人均真实收入的自然对数。①等式（17）说明了现代服务业产量与相对价格相关，相对价格的提高能够提高产出，结合等式（12），（14）和（16），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等式来体现现代服务业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运用我国过去10余年来服务业发展的情况来验证本文模型的可信度。经验分析选取的样本为我国31个省（直辖市）1998年－2010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其中，y为地区现代服务代表行业产值，因生产性服务业是影响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重要因素，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fdi代表地区外资额；tax代表地区第三产业不同税种的税收收入，这里考虑三个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可能会有影响的税种，即营业税、增值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模型采用外资总体数据原因有二：一是本模型得到两种资本流入能够促进产业升级的结论，因此用总体数据是合适的；二是外资还可以作为国外先进现代服务资本流入国内的相关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果。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的上期变化对本期产出作用为负，这说明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乃至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近10余年历史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波动较大，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之后往往是一段时期的停滞、甚至是衰退，并没有出现长时间快速发展的趋势，这恰恰与准特定要素理论推导出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瓶颈”相吻合。从三个不同税种的总体来看，税收政策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滞后效应，当期的税收变化会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期内才会发挥影响。从三个不同税种的影响程度来看，目前服务业主要征收的营业税影响最显著，并且其影响为负。这就意味着如果增值税扩容改革中能够考虑建立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那将会对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极大的助力。从对于增值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的计量结果来看，其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影响不显著。而外资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则是显著的，虽然影响系数小于营业税的影响，但需注意其影响为当期。因此，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在短期内要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仍然可以从吸收国外有效资本入手；而从中长期来看，相应税制的改革，以至于相应的配套政策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综此，经验分析结果与理论模型分析基本一致，应该说，税收政策运用和有效外资引入对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p#分页标题#e# 八、政策建议 本文引入并拓展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准特定要素模型，并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从理论探讨与经验分析来看，其结果均能较好地反映我国现实，符合我国国情。基于这些分析，对于未来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特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其一，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国目前相当部分经济仍集中于低端制造业，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符合我国国情。通过模型推论和经验分析，不难看出现代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对于服务业发展至关重要。而在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国家对现代服务业进行各种适当的政策支持，从而促进服务业相对价格的提升，促进服务业规模经济的形成，加快服务业资本的聚集。 其二，在众多支持政策中，鼓励有效外资进入我国现代服务业可望较快地达到促进发展的目的。一方面，外资可以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从而使得我国现代服务业在“干中学”中获益；另一方面，资本的增加会“挤出”我国目前过多的传统资本，使其进入现代服务业，加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应注意的是，资本和技术的增加除了能帮助我国完成服务业发展外，本文也证明了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在上述过程中也会增加，因此资本的增加还能有助于我国实现改善民生的目标，减少服务业发展中可能对民生的影响，①从而为我国更好地处理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新途径。 其三，税收政策运用同样是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由于现代服务业市场在国内还不完善，如果国家能对从事服务业的企业实施减税或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则会弥补上述不足，税收政策变动引导国内服务业发展的效果就能得以凸显。现阶段应该对现代服务业实行“轻赋税、晚征收、促发展”的政策，今日涵养税源，着力夯实后劲，日后在现代服务业得以发展后必能实现“双赢”的目标。 税收政策变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途径很多，从本文研究的结果看，有三点值得重视。 一是本文强调了税收政策运用和有效外资引入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这两者在我国改革开放33年后的今天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从当年主要靠单独对外资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依性质优惠”到今天对服务业实施全行业税收支持的“依行业优惠”，从当年我国的“招商引资”到今天的“招商选资”，我们对促进外资进入服务业的政策手段，除了对现代服务业中各类资本一视同仁的税收支持外，还要考虑如降低准入限制等其他促进外资流入政策措施的配套。 二是本研究从理论上佐证了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试点的必要性。本模型的一个重要政策性启示就是要认识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生产链中所起的连接作用，认识到其在缓解与突破发展中国家资本与技术“瓶颈”期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其的税收政策调整能够达到较直接的效果，也可以为今后现代服务业总体税制改革提供经验。我们将会持续关注这一改革试点的深化。 三是我国税收政策运用从来都是同税制改革深化相联系的。从本文分析结果看，正在推进中的资源税改革也会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这是因为从量税改为从价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税负水平，进而使得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水平上升，促进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本文还存在一些改进的空间。例如，可以考虑将多部门连续李嘉图模型引入到本模型中，从而对多个产业间的交替关系进行分析；也还可以参考Ruffin（2009）的经验分析方法，对我国当前各服务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经验分析；此外，在经验分析时还应考虑到税收因素对分类型外资可能产生的影响，笔者已另文做了一定分析（邓力平，2009）。尽管本文还存在上述可以改进的地方，但笔者认为，现有模型还是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价格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税收政策变动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期望能对“十二五”时期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