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论文范例

本研究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互联网上以“版权贸易”、“走出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段为2003年1月至2007年5月,经筛选共得到有关“版权贸易”研究论文123篇。本文对近5年有关版权贸易的研究进行评析,并同前期研究成果对比分析,以期对版权贸易特别是有关版权贸易逆差的研究再度梳理,通过阶段性总结找到新的重点和方向,并对如何促进我国版权贸易及扭转逆差有所借鉴①。   一、文献源分析   (一)文献分布以近两年为重点   对文献时间分布的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对版权贸易的关注程度,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研究版权贸易的文献最多。联系文献所关注的话题,对比前期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的总体趋势由对版权贸易现状的剖析及对版权贸易逆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影响国家安全)等,转向如何促进版权贸易输出及我国出版业如何走出去等问题上。对逆差的关注、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以及如何“走出去”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研究重点由现状分析转向对策分析。   (二)文献源类型以业内期刊为主   对文献源的类型进行分类可以了解关注话题的载体情况。从图1可看出对版权贸易问题的关注除了业内期刊外,业外大学学报、学术类(《河南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经济类(《对外经贸实务》)、法律类(《时代法学》)期刊也在关注,其中以经济类期刊居多,互联网上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对版权贸易的一些新闻性质的报道。其中,业内期刊80篇,占65%,可见真切关注该问题仍在出版业内,主要集中在:《出版参考》、《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分别是27篇、15篇和13篇。其余的业内期刊如《中国编辑》、《中国图书评论》、《编辑之友》等均不超过4篇,大部分为1~2篇。业内期刊的研究文献也主要集中在2006年,有30篇。对比前期研究成果发现,对版权贸易的关注保持了集中在期刊特别是业内期刊的这一特点;而载体范围的广泛性说明,对版权贸易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业内,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同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相吻合。   (三)文献研究主体以高校和出版社为主   研究样本中,100篇可以获得作者的情况,发现关注版权贸易的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出版社、媒体、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见图2)。高校教师最多,达40篇,分散于25所高校,地域和专业分布较广,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学科也较为广泛,如传播学、信息管理、国际贸易、法律等。　高校最集中的是北京印刷学院,共有8篇文献,其次是武汉大学4篇,剩余高校大部分为1篇。高校作者的研究从多角度展开,这也是由不同学科和专业决定的,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状的解读、分析,特别是对逆差现象的关注,如何解决逆差,促进版权输出以及对现有版权问题的研究综述及述评。前期研究也反映出高校学者作为研究主体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对比来看,高校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对逆差现象的剖析、寻找对策及“走出去”等。对比高校学者和业内人士的研究,发现前者比后者的研究相对宏观,能够关注实务背后和上层的理论及规律,虽然有所欠缺,但是一种进步。其次是出版社和媒体,分别为25篇和21篇,作者分布于23家出版社。中央出版社11家,集中在一些具有特色资源的出版社;地方出版社12家,集中在华南和华中等出版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出版社人员主要关注版权贸易的实务操作。媒体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业内期刊(最多的是《出版参考》7篇)和网站,及少数社科类期刊和综合性报纸,主要关注事件的报道和简短分析。政府部门研究以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版权局为主,研究机构中,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已成为有关版权贸易研究的主力,文献有8篇。综合来看,研究队伍有不断壮大、学科背景更趋多元化的趋势。但研究主体在领域和视野上的局限也成为导致目前我国版权贸易理论研究整体落后于实践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文献研究对象、主题与方法分析   (一)研究对象侧重国内版权贸易   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国内、国外及国内外情况对比三种。国内研究116篇,占94%;国外研究只占2%;中外对比研究占4%。这表明国内媒体及研究人员主要关注本国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重视本土版权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也说明有关研究离不开具体的国情。部分中外对比研究是从借鉴经验的角度出发,落脚点也是促进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   (二)研究类型以实务研究为主   本文将研究类型分为理论研究、操作实务及其他(一般的介绍性文献和新闻报道类)三类。操作实务类84篇,占68%;理论研究16篇,占13%,这表明研究主体关注点在操作层面,而理论研究则相对欠缺。在少有的理论研究中,理论都来源于国外,因此,有关理论研究还需要创新,这个问题在前期课题研究中已经发现,但近年仍未得到很好的改善。大量实务分析使实践探索成为我国业界关注重点,说明在现阶段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主要为操作实务型发展,趋向是在实践分析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并给予实践以正确的指导。   (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方法指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性研究有92篇,占74%,多是纯文字的描述,少有数据的分析,或者通过少量的数据来佐证观点的描述,这是目前有关版权贸易研究的主流。定量研究仅占7%,比例偏小,但部分文献属于综合性论题,涉及内容较多,在谈到版权贸易的现状时,基本都采用数据说话。虽然定量研究的篇幅不多,但对比2003年之前的研究,发现采用数据说话已经渐为业内人士接受并成为发展趋势,在数据分析基础上所做的定量研究也将为定性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四)研究主题侧重输出、对策   本研究将文献的主题分为:引进、输出、逆差、对策、综合、国际对比、述评、其他八类,其中,对策研究里,包括引进、输出等各个方面的对策,也包括一些实务操作类的文献,综合研究即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文献。从图3可以看出,有关输出的研究文献最多,达25%,从年份分布上来看,七成多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对逆差问题的研究位居第四,占11%,同输出的研究类似,近六成集中在2006年和2007年;可以看出,研究趋势是如何正确地看待版权贸易逆差问题,以及如何促进逆差的缩小,其中一个重要和直接的途径就是促进版权输出。另外,有关对策的研究也很多,占18%,对策研究一般是从较宽泛和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对策,其中大部分研究都会提到促进输出及缩小逆差。对引进的关注只占6%,是直接关注输出研究的1/4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趋势和“拐点”的出现。#p#分页标题#e#   三、研究内容分析   (一)版权引进———我国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版权引进与输出同知识在全球的分布和流动有密切关系,是知识传播在国际和地区间的流转。我国科技文化知识总量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经济建设对先进科技文化成果的需求旺盛,形成了现阶段我国对国外引进需求强劲的局面[1]。从宏观层面来看,版权引进是吸收国外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既满足了读者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又客观促进了我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差距。从图书市场看,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2004年引进版图书消费分析表明,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引进版图书市场规模的同比增长均高于同期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的同比增长,引进版图书市场的发展比整体图书市场快[2]。从出版社来看,随着版权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出版社认识到版权贸易的重要作用,引进不是目的,是加速自我发展的手段,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引进)作为出版社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了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3-4]。   (二)版权贸易逆差———我国出版业的长期困扰   1996年以后,我国版权引进以年均57%的速度迅速增长;而版权输出的增长速度则十分迟缓。1996年以来,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率基本维持在10∶1左右,2002年升为7•9∶1,2003年又跌至15•4∶1;从2004年开始,版权贸易逆差开始逐渐缩小,见表2[5]。　政府部门曾一度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关注版权贸易逆差问题。随着版权贸易研究的系统和深入,普遍认同版权引进是知识流动的正常现象,是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需求所致,在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引进。但国家及出版业内人士也认识到应从各个方面加大版权输出,通过版权贸易实现我国的文化输出,推动我国版权相关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版权贸易“顺差”———我国出版业的“拐点”   2006年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国版权贸易协议和议定版权合作意向达到12064项,版权输出和引进基本持平。签订版权输出协议1096项,引进协议891项,输出引进比为1•23∶1,这是我国出版业在大型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次实现版权贸易顺差[6];同年第58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我国共输出版权1936项(合同820项,意向1116项),与版权引进1254项相比,又一次实现顺差[7]。虽然这两次顺差不是我国版权贸易整体意义上的顺差,但具有重要意义,给我国版权输出带来了新动力,被称为我国版权贸易的拐点。之后,我国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及报道,国家许多政策纷纷出台,以促进我国的版权输出及文化输出,为实现文化强国而有所作为。   (四)版权贸易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版权贸易中的主要问题有:版权资源合理利用率低、版权贸易结构不合理、版权贸易的市场定位模糊不清、操作模式不灵活、引进与输出比例严重失衡、运营思路和手段与国际惯例相冲突、版权贸易从业人员素质偏低、量质失衡等。   1•宏观层面原因分析   宏观分析,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影响全球,文化感召力弱,科学技术不够发达,运用市场的能力不高,出版业对世界图书市场把握不够,版权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省市版权管理部门对版权贸易重视不够,管理力量不足,对新技术产生的新内容和形式还没完全适应[8]。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图书阅读习惯、阅读心理的不同,给我国的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造成了障碍。贸易的发展有赖于市场化分工,而我国实现版权贸易国有专营,行政垄断导致版权贸易低效,版权贸易不可能完全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有效交易和竞争,导致版权市场化程度不高,版权门槛过高,市场优势难以发挥,业务狭窄等不利因素。另外,几个政府部门分管文化产业,造成条块分割、行业壁垒重重[9]。   2•中微观层面原因分析   版权输出的弱势反映出版界乃至民族原创力的缺乏,以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我国出版业特别是出版集团创新能力差,没能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未实现集团内部一体化,也没能按现代企业经营制度来运行,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品牌效应的发挥。版权贸易工作与出版工作机制不匹配、发展速度与出版发展速度不匹配、发展战略和定位与出版发展的战略和定位不匹配[10]。从行业来看,版权贸易的专门机构和人才严重匮乏。版权市场信息不畅通,版权作品的产生和使用发生“断链”,版权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版权价值未能得到体现,版权增值能力差[11]。版权贸易人才缺乏,我国目前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才多为编辑或总编室人员的兼职身份,很多出版社没有专门的版权机构,难以完全适应国际化专业分工的高要求。另外,从业人员的收入和处境(职称、晋级等受到限制)都比较尴尬,人员流失比较严重。版权不成熟成为限制我国版权输出的“瓶颈”。无论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提供的服务及介入的流程都十分有限,无法满足需求,无法同国外的版权抗衡。版权委托人市场还没有形成,输出版权未形成规模,版权资源需求不足,缺乏经验和操作规范,对版权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12]。   版权市场不规范,无序竞争和违规操作情况严重,诚信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还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起来,我国的版权贸易观念是“以产定销”,而国际上是“以销定产”[9]。此外,有的出版社不熟悉版权贸易的流程,大部分出版社受利益驱使,不维护市场,对热门选题盲目跟风引进,或者通过哄抬版税的方式来竞争,导致市场混乱、无序。另外,对外出版的信息沟通十分薄弱。出版者和读者之间的信息不通;出版者相互之间的信息不通,选题雷同,相互撞车;中间服务商(图书公司)与出版者之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也不畅通,很少提供客户的需求信息,难做到个性化服务[13]。   (五)促进版权贸易发展———政府、行业、出版社齐抓共管#p#分页标题#e#   文献中涉及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层面。   1•政府层面着重在政策倾斜和促进建立市场体制上   (1)继续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在文化输出方面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走出去”的速度与强度。特别是在海外中文图书市场开发难度较大、单靠出版企业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大规模突破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外国许多政府都扶持文化产业,如韩国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设立文化产业振兴基金、出版振兴基金等,德国、法国设立国家基金资助翻译出版[14]。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适时制定明确的扶持版权输出的规章制度及资助办法,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根据海外读者的需求,策划选题,让出版社竞标,通过多途径保证版权输出的规模和力度。出版“走出去”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五大战略之一。政府积极鼓励图书出口、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开设境外书店。版权输出是出版单位开展版权贸易和“走出去”的传统形式和主要形式。国内一些出版单位已与境外有实力的出版集团结成战略合作联盟,走联合出版发行之路取得了成效。到境外举办书展、开办公司或与境外的出版单位合资办出版、发行等也可以促进“走出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将是走向世界的主要形式。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在对外版权贸易竞争中的核心目标是如何保护本国出版企业的利益和如何搞好对外宣传,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虽然可以通过制订“倾斜性”甚至“不对称性”政策帮扶本国媒介获取优势以保证和保护本国政治利益,但又需要考虑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多边利益平衡[15]。此外,政府除了政策上的扶持,也采用经济手段,以财政、税收、融资、投资等经济政策为杠杆,运用多种措施鼓励出版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激励版权输出。   (2)建立市场化机制。政府应加大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步伐,打破贸易壁垒和行业垄断,营造开放有序的市场新格局;建立科学、合理和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打破垄断经营,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此外,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版权贸易统计制度和统计口径,使统计数据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真实情况。   2•行业层面着重在版权机构、版权和人才培养上   (1)整合出版资源,发挥规模优势。我国出版业应该发挥出版集团的规模优势,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入手,推进集团化建设,塑造新的市场竞争主体。产品开发要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跨行业、跨媒体的开发,转变规模化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主张出版企业输出版权时组建版权集团,以壮大输出版权的资源、人员、渠道力量;联合共同参加大型国际书展,集体推出自己的版权;联合共同策划对外宣传的方法、手段、策略和渠道;联合外设机构[16]。出版集团自身也要引进先进版权及版权贸易运营理念,实现版权定位与出版定位统一:集约化发展,以集团为平台进行部署;专业化发展,规划专业领域和强势方向;多元化发展,围绕品牌建设进行相关衍生品的开发[17]。不盲目引进与输出,利用国外出版商的产业链资源,立体开发经营,实现国内外出版资源统一整合,共同开发。   (2)促进版权的发展。版权要健全法律体系,并不断修订。同时,也需规范化建设,对版权人员实行资格准入制度[2]。行业力量要促进版权的专业化发展,应介入选题的策划、营销,与出版社和著作权人深度广度合作,为图书、报刊、音像、广播、影视等多媒体全方位版权,将出版社为主变国内外作者为主。出版社可与版权机构实行专业化分工,避免不正当竞争。   (3)加强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加强与文化、教育、外宣等部门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选择重点院校培养专门人才,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选用海外学成归国专业人才,增加人才储备;有的放矢地选派一些外语基础好、业务素质强的人员赴欧美等地考察或短期进修。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国际化人才的集聚,大力推进引进人才方式的多样化,开创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创新模式,扩大人才国际化的流动趋势,聘用“洋教练”,取长补短,从工作实践中积极加快国际化的接轨与运行[18]。   (4)建立版权贸易协会,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出版行业协会是政府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我国目前还没有对涉及图书的版权贸易进行有效规范的专门行业协会。目前版权经理人仅在北京有一个民间组织,亟待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版权贸易协会,建立信息完备的专业网站,深入交流,维护我国出版社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规范和解决我国目前出版社在版权引进时互相抬价、无序竞争的问题,使版权贸易更趋理性[19]。   3•出版社层面着重在经营管理战略和策略分析上   (1)实施外向型战略。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是出版企业走出去,以资本输出带动文化输出,参与国际资本竞争。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是实施外向型战略,要放眼国际市场,从海外市场需求的角度统筹规划产品的内容和形式;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进行版权产品的综合立体开发、跨媒体开发和深度加工,实施图书出版产业与其他传媒产业的联动。要建立市场主体,组建业务范围立体化的文化企业集团,多渠道融资,推进文化创新[15]。注重开发有利于中国移民了解祖国的图书;开发外国人学中文和介绍中国成就的图书;以多种形式译介中国的古典名著,如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连环画等;将民间故事和传说改编成连环画或动漫输出[20]。   (2)利用视觉文化传播输出版权。视觉元素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比语言符号传播失真少,有其优越性。可以充分发挥图片、绘画、音乐、影视等形式作品的优势促进版权输出。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使用生动的视觉形象取代部分纯文字内容,如以漫画或连环画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利用图解传达信息,开发音乐作品输出文化等等。   (3)注重宣传营销。图书版权贸易的宣传包括出版社总体实力的宣传,出版专业特色宣传和品牌图书的宣传,以及寻找理想的版权等。可以借助区域文化合作、多边文化会议、各类国际性书展主动地向外推销优秀出版物;有计划地组织国外重要媒体人士来华进行专题文化采访,组织驻华外国记者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涉及出版业务的文化活动;积极与旅游部门合作,促进对外出版物进入旅游市场,直接面向国外游客,可以开发衍生版权产品,发挥各方面优势,多层次多渠道推介我国出版物。#p#分页标题#e#   四、结　语   我国版权贸易受诸多因素影响,引进与输出之间的差距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版权贸易逆差的扭转还需经过一定的过程。政府不仅要加强政策宏观指导和扶持力度,也要增大资金投放力度。行业协会和业界必须认真贯彻政府的各项政策,根据市场运行规律,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加强对外贸易宣传和贸易渠道的建设,推进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输出的发展。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关版权输出的研究正在崛起,并不断深化,能够揭示一些规律,但仍处于尝试阶段,在这个阶段,版权输出必然会继续经历失败以吸取经验才能成功。可以预见,今后的版权输出会保持增长的趋势,但因为其不稳定和不畅通,可能是螺旋式的上升,受大的事件或政策的影响,版权输出也容易表现出震荡。但随着国家政策扶持的加大,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行业层面的建设和规范,出版集团规模效益的发挥以及出版单位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成熟,版权输出会有大的突破,最终平衡发展。

数字化出版①产业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必然要经历的飞跃。   一年一度的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是两岸出版业界加强沟通、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2010年该论坛以“数字出版与两岸合作”为主题，掀起两岸数字合作探讨的浪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两岸出版界在推进华文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应携手合作，共创华文数字出版的美好未来。他建议加强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他欢迎台湾出版企业到内地去落户发展，与内地业者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产业集群，两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果的数字化呈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影响力；同研发华文数字出版的核心技术。在重大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方面，充分利用两岸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既懂技术、管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再次提出，面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两岸业界要在出版内容、产业链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标准4个方面加强合作。[2]论坛上，内地和台湾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描绘了推动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与发展的蓝图，积极寻求推动华文数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对策。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数字出版的广阔市场前景下，应注重出版产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让数字出版与服务社会相统一，保持独立的价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两岸各自推动数字出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机制与前景分析为视角，藉此探讨两岸数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基础   所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数字化的图书产品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的特点，比传统纸业出版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纵观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内容制作环节，比如作家、出版社、新闻媒体；第二是交易服务环节，比如传输、资料库的交换和结算服务，主要指资讯服务商家；第三是阅读器的生产环节，比如手机、IPAD等。   随着网络和无限移动使用者的增加，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步向数字化转移，这是数字出版市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出版领域，发达国家电子阅读数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业者亦引用研调机构数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进1,100万名北美地区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至少1台电子书阅读器。[4]由于网络的影响，不少图书的线上版的需求量超过了纸质版，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高调宣布，因在线版需求大大超过纸质版，在编的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将不再以“砖头”面目示人，只出电子版；而荷兰威科集团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已经占到其34亿欧元营业收入的52%。[5]可以说，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出版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成熟。   内地的数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内地第一份网络期刊《神舟学人》的诞生，以及2000年第一个由传统出版商开发的电子图书产品“掌上书房”。而由清华同方集团建设的“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开始运作，至今已经成为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专利标准、海外文献资源等于一体的大型网路出版平台，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同时，不少通讯业者也相继推出数字出版公共平台，民众可以运用数字产品得到资讯信息，数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贴近民众。很多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数字传媒公司也不断出现，2008年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内地数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手机出版的收入超过网络游戏。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线广告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尽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线广告市场规模仍以2%的增长率增至552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至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2011年~2014年将以超过11%的速度持续增长。[6]十一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0%，2010年总产出超过千亿元，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超过8%，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开始普及，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达到32.8%，为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创造了条件。[7]   再看台湾地区，全球四大主要电子纸技术供应商中已有两家为台湾厂家掌控，为台湾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台湾的电子加工制作业一直以来都很强，因此台湾在自主研发电子书阅读器上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出版相关产业比如软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纷纷转身关注数字出版。台湾政府在2002年将数位出版列为“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新闻局将2004年定为“数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过了为期5年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旗舰计划》，并予以新台币1.77亿元补助，到年底时更追加至38.85亿元新台币。   由此看来，内地和台湾的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商业模式也日益成熟，数字化阅读方式广泛普及，华文数字出版业已经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两岸数字出版合作走向国际的互补优势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各有长处，现在的电子书大部分还是以实体书为基础，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来或许可以实现独立出版。电子书潜在购买人群存在年龄低、学历高、以互联网为主要购买渠道、完全电子化付费等特点。在数字出版方面，台湾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而内地则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两岸合作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也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而是优势互补，增加产业的主动性与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间必然广阔。#p#分页标题#e#   2010年，内地数字出版的总体规模和营业收入都达到1千亿元。内地的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产业规模远远大于台湾，这也是因为内地经济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导致的结果。同时，内地出版的内容比较丰富，2008年，内地共出版图书275668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03%，内地共出版电子出版物9668种、15770.64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1.74%，数量增长了16.10%。[8]2009年内地共出版图书301719种，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较好，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9]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87种，图书品种增长8.84%,电子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也稳步增长。[10]再加上人口数量，内地将会是数字出版最具潜力的受众市场。   而在数字出版技术上，台湾的步伐比内地要早，发展也快。近年来，台湾电子阅读器产量不断扩大，电子阅读市场比较大。同时，电子阅读器的用途范围涵盖休闲娱乐、工作阅读以及学习课程阅读。2008年7月，由台湾52家出版业者与电信业者、通讯服务业者、图书馆共同筹建的台湾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数字出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台湾元太收购拥有“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专利的E-Ink，该种电子纸易读性强、低功耗，强光可看，通过这次收购，元太成功成为电子书行业上游技术的主导者。同时，台湾的友达与台达电均在电子纸领域投入，实力强悍。在阅读器生产领域，台湾明基等生产厂商与内地有很多技术合作。   如果两岸出版产业界合作，充分将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这块蛋糕做大，让两岸出版产业与技术上的优势相互补充，并辅以台湾对欧美市场的了解，以及台湾过去较为优质的内容编排、发行与作者因素，共同抢占国际市场，将是在数字出版上重振华文的盛事。   三、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两岸数字出版，对第一序位的板块内容关注是最重要的，丰富电子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必然要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出版物的数字加工制作，形成传统出版单位与电子书出版单位以及著作权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促进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在内容资源上的协作共享。笔者认为，以下是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一）繁简字标准化互换以及专业名词互换。如何将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繁体字与现在内地民众所使用的简体字相互转化融合，是两岸数字出版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规则，比如繁简体字转化固定所使用的软件与程序，比如当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或者当简体字变成繁体字时，相关的版权及其他权益要明确界定等，这样才能让两岸数字出版的内容传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够为两岸民众所接受。应该说，尽管繁简有区别，但毕竟同文同种，文化相近，因此这一障碍的消除并不困难。   （二）合作培养两岸数字出版人才。内地缺乏数字出版人才是事实，因此未来两岸携手对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地的出版教育专业虽然被统一称为“编辑出版学”，但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却各有侧重；出版专业虽然都设有实习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论教学。从出版编辑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度来说，内地的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密切度显然不够，出版专业涉及的各环节其实并未被紧密结合。反观台湾的出版类专业教育，早已将编辑出版、新闻、大众传播、传播管理与信息管理、广播电视与视觉传播、出版与印刷传播、传播科技、图书信息、广告等密切关联，甚至中文系也开始普遍设置与编辑、采访、创作相关的课程，这种“跨科系”、“整合性”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为台湾新闻传播与出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数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养不能单靠市场调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内地的教育部门要对高校涉及出版类的相关专业进行调整并完善，将数字技术和相关内容落实于教育中，并且让两岸的出版教育专业与行业界的师生、从业人员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机会。   （三）规范数字版权贸易和保护。数字出版的诞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数字出版才能真正繁荣。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保护和传统的出版业并无不同，但现实的状况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内容的电子版权都没有厘清，毕竟从前书稿在出版之时并不会连带电子版权一起授权。中文在线公司董事长童之磊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出版需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而保护版权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为维护著作权不受侵害，两岸相关部门应该赋予电子出版品法定权利，鼓励自由出版与销售，授权纸版书版权的同时考虑电子书的版权，并尽可能在关税减少设限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岸在版权合作时必须积极考虑数字版权的合作。   著作权是数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两岸法律、版权立法及执行存在差异，同时数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数字出版合作中，还有两部法律也值得关注。一是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业者，往往因商务营销等掌握读者的相关个人资讯，而数字出版与电脑技术等高科技紧密相连，利用数字的技术很容易造成用户资料泄露。虽然内地也有隐私权保护，但是目前还没有单独的一本隐私权保护法，对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盲点。反观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隐私保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在两岸数字出版合作中，可参照这部法律，就读者个人资讯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费心思，防止遭恶意或者无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出版业者之间为了竞争所进行的联合行为可能导致对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或者出版业者可能为之进行的搭售行为等都可能触及该法律。两岸数字出版合作应以此法为准绳，积极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共同繁荣出版市场。   这些年，两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的版权贸易中，台湾地区位居内地版权输出、引进品种数的首位。[12]2009年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第一位的依然是台湾地区。[9]2012年2月15日的国台办新闻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在两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出版交流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加强两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民众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13]#p#分页标题#e#   华文是海峡两岸民众的共同财富，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核心技术，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集群，以及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人才，必然将是未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方向与内容。

0引言

由于开放获取（OpenAccess，简称OA）可提升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相比其他利益相关者，学术期刊参与OA的积极性较高，这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信息资源获取途径。笔者前期调研发现，我国学术期刊有基础有条件转型为OA期刊，现阶段应当以高质量学术期刊的转型为发展重点，同时推动其他订阅期刊以多种方式参与OA。学术期刊参与OA离不开OA政策的支持与指导，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其政策的研究与制定。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学术期刊OA政策研究成果少，研究内容归纳为两方面：以某出版商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案例研究，以政策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内容分析。案例研究成果主要对各出版商的期刊OA政策进行介绍，如Springer、Elsevier、NPG、OxfordPress、Wiley等国际著名商业出版商的OA政策和PLOS、BMC等OA出版商的政策。例如，韩婧对PLOSONE的期刊政策从同行评审制度、经费来源、版权问题、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在政策内容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对OA政策的某一组成要素进行研究，如对OA期刊版权政策、收费政策的探讨。有的学者则对学术期刊的OA政策进行综合研究，如李麟和张晓林以国外著名出版商为例，分别分析完全OA模式和复合OA模式期刊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版权、使用许可、存储政策、费用、OA声明等方面，为传统出版者支持开放出版提供政策参考。初景利对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的OA政策状况进行调查，包括开放程度、是否有开放政策、资助与收费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张晓林将政策分为支持开放存储的政策、延期OA政策、支持完全OA的政策，并从存储版本、时间、费用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梳理出学术期刊OA政策内容的框架。综上所述，不管是案例研究还是政策内容研究，现有成果多以国外OA政策为研究对象，鲜少结合我国学术期刊现状提出明确的政策内容建议。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OA政策的调研，分析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政策初步构建政策体系，并使用主观赋值法确定政策要素权重，为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的制定现状和问题

为了掌握目前国内学术期刊OA政策制定情况，笔者选取CSSCI（2017-2018）来源期刊目录的533种核心期刊进行调研分析。调研时间为2018年2月28至3月17日。CSSCI来源期刊为高质量期刊集群，其政策现状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我国学术期刊的政策现状和问题。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对533种核心期刊进行网上在线调研，主要调研期刊是否为OA期刊，以及期刊的OA政策制定情况，包括OA期刊的政策和订阅期刊的OA政策。在调研OA现状时，将OA期刊细分为完全OA期刊、部分OA期刊和延时OA期刊。完全OA期刊是指那些论文一经发表就可以为读者提供免费全文访问的期刊，一般采取对作者收取论文出版费用或接受出版基金资助的方式来弥补期刊出版成本；部分OA期刊是不少出版机构在传统出版与OA出版之间采取的折中做法，在此模式中，由作者选择是否将科研论文OA，如果作者选择OA，则支付出版费用，读者可以免费访问这篇论文，所以又称为复合OA期刊；延时OA期刊则是指论文出版一段时间后提供免费访问的期刊。调研数据的获取方面，大部分期刊可从其网站或链接的中国知网电子期刊数据库获得相应信息。但也有15（2.81%）种订阅期刊网站在多次访问后，依然无法打开或网站维护中，无法获取调研内容。

1.1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制定现状

通过调查，CSSCI来源期刊的OA现状和期刊的政策制定现状为：①在所调研533种期刊中，OA期刊为140种，占26.27%，非OA期刊为393种，占73.73%，OA期刊占比较低，我国学术期刊对OA的认知与认可程度有待提高；②OA期刊中，完全OA期刊、部分OA期刊、延时OA期刊分别有88种（62.86%）、1种（0.7%）、51种（36.43%）。半数以上OA期刊选择完全开放，近4成OA期刊对读者延时开放，说明我国OA期刊的OA意识较强，重视学术资源的交流和广泛传播；③在政策制定方面，可以获取调查内容的378种订阅期刊均没有制定与OA政策，这对作者的自存储行为会有一定影响。140种OA期刊中，99种有OA政策，占全部OA期刊70.72%。经过对已有OA期刊政策的分析发现，政策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OA声明，即明确说明该期刊为OA期刊；版权政策，即对论文版权归属问题的声明；费用政策，即说明如何缴纳审稿费、版面费和投稿费等费用的政策；质量控制政策，即说明审稿流程和审稿方式的政策。首先，只有6种OA期刊OA声明，明确本刊为OA期刊，读者可以免费下载、阅读并使用本刊内容。例如，《经济学（季刊）》声明：“自2015年1月1日起，《经济学》（季刊）授权北京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网（PKU-OAJ）刊载全文，并在法律框架的支持下，提供OA的全文。”《图书情报工作》声明：“本刊决定，自本刊创刊起，对本刊发表的论文实行立即完全的OA出版。”[1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声明：“本刊面向非商业用途‘开放阅读’，请尊重作者的署名权等权利。”另外134种期刊只提供全文阅读下载，并没有OA声明或相关内容。其次，70种OA期刊有版权政策，均强调著作的专有使用权和独家权，并说明刊物与部分知名网站、期刊数据库和其他网络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作者投稿也视为授权该刊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合并一次性给付，如作者对著作权有保留，需在投稿时声明，该刊将另作处理。《管理评论》明确说明：“后，版权即属于编辑部所有（包括上网的版权）。”《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出：“本刊编辑部自之日起即自动享有该项作品为期一年的专有版权和使用权。”[17]《中国农村观察》明确说明：“凡向本刊投稿者，将视同已授权本刊编辑部专有使用和独家其所的著作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人文地理》提出：“后，本刊保留已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汇编权，并可授权第三方使用（如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等）。”再次，44种OA期刊有费用政策，主要有五种类型：（1）不收任何费用的期刊。这类期刊会郑重告知作者，该刊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借该刊名义收费的均为诈骗。《中国农村观察》说明：“本刊对作者来稿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请作者注意甄别任何网站、组织或个人以本刊名义索取审稿费、版面费的欺诈行为。”（2）收取少量审稿费及版面费的期刊。《管理评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审稿费100元，版面费100—600元不等。（3）不收审稿费，收取版面费，但版面费根据论文版面或是否为在校学生决定。《人口与发展》说明：“按照所占版面计算，平均约2500元。”[21]《出版科学》说明：“通过外审后最终录用的论文收取一定的版面费，收费标准为400元/版面，学生减半，即200元/版面。”（4）对非项目资助论文不收版面费，有项目资助的论文收取0-1000元不等的版面费，如《大学图书馆学报》。（5）使用在线投稿系统的期刊，通过系统告知作者费用情况。如《中国管理科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最后，在质量控制政策方面，70种OA期刊有质量控制政策。绝大部分OA期刊采取匿名评审，通常有三轮评审，分别为编辑初审、专家复审、主编终审，最后确定稿件录用情况。《社会学研究》说明：“本刊采取匿名评审稿件及三审定稿制。”[23]

1.2我国学术期刊OA政策存在的问题

2018年5月，由科学，创新，贸易和工业部长组成的欧盟竞争力委员会(CompetitivenessCouncil)宣布，所有科学论文均应在2020年之前免费获得。会议认为，将研究开放给全球获得是“重复利用研究数据最好的可行办法，是朝向开放科学系统的一步”。开放获取(OpenAccess，简称OA)是开放社会研究院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BOAI)在2001年提出的，目的在于让公众不受限制地免费访问学术研究资源。开放获取主要有金色开放获取(GoldOpenAccess)和绿色开放获取(GreenOpenAccess)两种形式。金色开放获取是指在研究发表时提供即时、永久的开放获取渠道。作者可以通过将稿件发表在完全的开放获取期刊或者支持单篇开放获取的期刊上来实现。它具有任何人可立即访问最终发表的文章的优点，金色开放获取对人们如何重复使用您的作品基本没有限制(但他们必须注明出处)。作者需要预先支付文章出版处理费用。绿色开放获取是指除了出版商外，作者将研究文稿存档到其他在线平台或网页，如预出版平台。绿色开放获取文章的版权通*常保留在出版商或社会组织中，并且有特定的条款和条件决定怎样以及何时可以在存储库中允许公开访问该文章[称为“embargoperiod”(禁运期)]。在预出版平台，稿件只能存储某个特定版本，如果在同行评审后稿件有重大修改，预出版的文章将无法体现出这些修订。优点为作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1.开放获取期刊作者的权利

开放获取期刊一般都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4.0国际协议(CCBY-NC-SA4.0)”。在此协议下，作者的权利：

(1)可以分享本人出版文章的电子版资源；

(2)可以将本人文章打印下来用于非商业目的，比如作为讲座或课程的讲义；

(3)可以在文章出版后把本人未经编辑加工的终稿在个人或所属公司的网站上；

(4)可以在所属机构或公司内部使用本人的文章；

2018年5月，由科学，创新，贸易和工业部长组成的欧盟竞争力委员会(CompetitivenessCouncil)宣布，所有科学论文均应在2020年之前免费获得。会议认为，将研究开放给全球获得是“重复利用研究数据最好的可行办法，是朝向开放科学系统的一步”。开放获取(OpenAccess，简称OA)是开放社会研究院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BOAI)在2001年提出的，目的在于让公众不受限制地免费访问学术研究资源。开放获取主要有金色开放获取(GoldOpenAccess)和绿色开放获取(GreenOpenAccess)两种形式。金色开放获取是指在研究发表时提供即时、永久的开放获取渠道。作者可以通过将稿件发表在完全的开放获取期刊或者支持单篇开放获取的期刊上来实现。它具有任何人可立即访问最终发表的文章的优点，金色开放获取对人们如何重复使用您的作品基本没有限制(但他们必须注明出处)。作者需要预先支付文章出版处理费用。绿色开放获取是指除了出版商外，作者将研究文稿存档到其他在线平台或网页，如预出版平台。绿色开放获取文章的版权通常保留在出版商或社会组织中，并且有特定的条款和条件决定怎样以及何时可以在存储库中允许公开访问该文章[称为“embargoperiod”(禁运期)]。在预出版平台，稿件只能存储某个特定版本，如果在同行评审后稿件有重大修改，预出版的文章将无法体现出这些修订。优点为作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1.开放获取期刊作者的权利

开放获取期刊一般都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4.0国际协议(CCBY-NC-SA4.0)”。在此协议下，作者的权利：

(1)可以分享本人出版文章的电子版资源；(2)可以将本人文章打印下来用于非商业目的，比如作为讲座或课程的讲义；

(3)可以在文章出版后把本人未经编辑加工的终稿在个人或所属公司的网站上；(4)可以在所属机构或公司内部使用本人的文章；

(5)可以在会议中展示本人的文章；可以在第三方出版的其他出版物中使用单个图形或表格或文本摘录(最多250个字)；

(6)可以把本人文章内容扩展写成书，等等。

第一篇：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发展优化

摘要：

“一带一路”战略为福建文化产业发展优化提供新的机遇。但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福建文化产业发展优化面临着文化产业区域发展失衡、文化资源整合不足、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带来不确定因素、沿线国家和国内地区文化产业的挑战等问题。基于此，从整合文化资源、构建“一体带动两翼，两翼支撑一体”的文化产业空间发展格局、建立跨区域联动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提出福建文化产业发展优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一带一路”；福建；文化产业；发展

2013年中央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包含了文化产业，还需要文化产业带路、搭台，让文化产业搭车[1]。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福建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为福建文化产业发展优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福建各地市文化产业发展失衡、文化资源整合不足、沿线各国文化背景差异等各种因素，使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福建文化产业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大放异彩，合理调整其发展布局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福建文化产业的关系

摘要：

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已经遍布我们的生活。这一篇论文从中国的网络文化发展的状况、以及网络文化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并对相关的对策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

网络文化；产业经济；问题；对策

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不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对经济的发展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网络技术是推动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国，网络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进行商业活动的机会，网络的出现推动了更多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网络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一、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现状

网络的发展始于90年代，但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技术的普及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首先，网络技术遍布我们的生活，更多的人运用网络，能够带动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的出现。2007年，全国的网民的数量达到了2.1亿人，上网人数远远超过了美国。上网人数的不断增长，带动了相关网络产业的不断发展。2007年年底，中国用网络购物的数量近4640万，相关的一些网络广告近76.8亿元。网络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扩宽了就业的渠道，大量的网络职业也迅速的发展起来。

科技期刊青年编辑朋友上午好!2018年11月14日，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1］党和国家如此高度重视科技期刊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我们指明了办刊方向，标志着科技期刊春天的到来。近8个月来，科技期刊界、科技界围绕《意见》展开了热烈讨论，设想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中国特色科技期刊强国的可行路径和美好远景，国外的一些著名数据库、商业出版公司也在不断发声，企图抢先“引领”我国的科技期刊建设，舆论场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我以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全过程的老编辑的身份谈一些感悟，对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期刊强国之路的下列几个新问题发表点浅见，以求方家共鸣。

1“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

《意见》所指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并不像有人宣称的仅指办出几十、几百本进入“SCI的Q1、Q2区5%”的英文学术期刊，也不是专指科技学术期刊。科技期刊主要包括学术类、技术类和科普类期刊;我国科技期刊结构好比一座金字塔，按学术技术水平划分，自然存在高、中、低层次的塔尖、塔体、塔基期刊［2］，它们在各自的定位功能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国家科技发展、现代化建设等作出各自的贡献。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学术期刊、技术期刊、科普科幻期刊一类也不可或缺;只重视发展科技期刊金字塔塔尖期刊，忽视塔体、塔基期刊的整体发展，就不可能建成科技期刊强国。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一项长期的、伟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一工程的建设中，所有科技期刊办刊人都是参与者，不是局外人。

2做强中文科技期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国外某数据库的中国人说，为了跻身国际一流科技期刊行列，相比于日本、韩国，中国创办1500个英文期刊也不算多。他完全忽略了中文科技期刊的重要性，并将中文科技期刊排除在一流期刊之外，这是一种误导!长期以来，有关部门过分强调、大力支持创办英文科技期刊，相关人士一谈办刊成绩几乎都拿被SCI收录的英文期刊说事，这也让人产生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就是指英文期刊的误解。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英文仍是世界唯一通用文字，鉴于此，我们应当重视英文科技期刊的发展。然而，国际上这种英文期刊独大的状况不会永久存在。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把做精做强中文科技期刊提上议事日程:1)现在我国越来越接近世界政治中心、科技中心，且终将有汉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的那一天，现在重视做强中文科技期刊，扩大其国际影响力，正是为迎接世界科技中心向我国转移的未雨绸缪;作为过渡，还可以创办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学科及前沿技术领域的中英文双语科技期刊，这也是不久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科学出版社专题调研时所倡导的:“尝试开发中英文双语期刊，为科技成果国际交流提供渠道，同时也可以扩大传播面，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作者的思想和智慧。”［3］2)我国大多数科研技术人员的英语水平不太高，习惯于阅读中文文献，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科技文章不便于他们学习运用，限制了这些文章在推动学科建设、培养科技人才，以及应用在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中作用的充分发挥。3)屠呦呦的论文［4］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她的研究成果照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陈景润的“1+2”研究［5］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照样得到国际数学界公认，被称为“陈氏定理”;等等:都证明了对用中文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高水平、有价值的论文，不愁其不被西方人重视，在互联网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更不必担心其没有国际影响。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绝不是SCI指标评出来的，也不是靠洋人封的。我国培育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肯定是中文期刊、英文期刊并举的，在培育过程中，中文科技期刊的办刊人同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3增强文化自信把优秀在祖国的期刊上

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相当长时间内，在“唯SCI”论的误导，唯洋是从、崇洋媚外思潮主导的学术评价指挥棒的导引，以及功利目的的驱动下，我国大量优秀论文投向了国外被SCI收录的期刊。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量优秀论文流向外刊，导致我国的科技期刊优质稿源匮乏、生存困难，大大削弱了其国际影响力，也不利于科技成果直接应用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遏制优秀论文严重外流刻不容缓:一方面要摆脱唯指标、唯SCI的西式评价方式，在有关部门主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科研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应该将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6］的号召落到实处，变成每一位心系家国情怀的科技工作者的实际行动;还有，我们办刊人应主动出击，努力寻找“好米”，走进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向专家组约优秀论文。只要科学家与办刊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有了优质“好米”，就不愁办不出一流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