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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杨永庚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思政部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向人们灌输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只能依靠教育主体的物质承担者即宣传员及其代言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以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的身份去主导、支配与控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取向。尽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动性特质的“客体性主体”,也不可能与教育主体一起构成“主体—主体”关系而共同面对作为客体的“教育资料”[2]18。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角色的既定性,意味着它绝不能发生变更,主体角色的位移就会使受教育者成为主体并支配和控制整个教育过程。第二,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内容来看,它是整个国家的“总理论”和“总根据”的教育。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塑造的一种活动;它虽然也传授知识,但这种传授不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认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张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正当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从知识及其所揭示的法则,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从与忠诚。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始终都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灌输”活动,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发展观表示认同。第三,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通过灌输活动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人们不能自发地产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就需要灌输等手段进行规劝,还有反复不断的政治广告宣传、楷模形象引导、政治仪式熏陶和社会政治舆论制造等说服式意识操纵。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特别是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为此,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第四,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大众化来看,普通民众是社会大众的主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但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要由此切入,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他们通过亲身感受理解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集中反映思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它来源于实践、扎根于人民,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起着根本指导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思想教育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工作及其基本规律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们就毫无疑问地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定位于中国共产党,这种教育主体的定位是基于我国的经验事实而不是逻辑推理。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既是党的理念,也为人民群众所认可,更是多少年来中国社会的实践。首先,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会自觉地追随先锋队而必然地对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服从。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是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此为中心,思想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的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思想教育要着力培养民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做到这一点,党必须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同时,还必须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不断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使群众认同党的立场、主张和目标,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其次,党的奋斗目标决定了党必须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目标是关于未来的规定和体现人们价值追求的理想图景,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我国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主导目标主要体现在政治方向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具有统一性和长远性、阶段性和目标性的特点,并依据实际将其分解和具体化为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并付诸实施,以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最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党的角色定位要求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派崇尚社会主义自发论时指出:“个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3]317为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战略和策略,必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只有党才能承担起这一灌输的任务。事实表明,正是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当然,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并不意味着她是教育唯一的物质承担者。不但共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正式群体”和“基层党校、农民夜校、市民学校等非正式群体”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而且,“父母、长辈、教师、教育工作者、统治阶级、宣传家、作家、杂志编辑等都是教育者”,更是教育的“准主体”[2]19。
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它的民众进行科学理论教育。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进行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它是不可能“维持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4]2。#p#分页标题#e#
广大民众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受体
虽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居于主导地位,但并不是机械地进行,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人的政治素质的提升,受教育者的地位会逐渐地走向自觉,表现出客体一种积极的、自觉和自立的特性,当教育者进行教育时,是根据受教育者的主客观条件,主动思考,选择恰当的方案和方法予以解答,呈现出“双主体性”和“主客体同一性”。通过这样的双向活动,最终形成指导人们行为的巨大精神力量,在这种精神力量下产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起因性。任何人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在外界环境下,经过人格动力结构动作而产生的。第二,自主性。人的行为受思想意识支配,具有自动性和自制性。无论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都必定通过自己的思考,作出相应决定。第三,目的性。任何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一般都会指向一定的目标。第四,持续性。个人的行为,从发生、发展到消失,总有一个过程。行为持续时间可能不同,也可能改变行为方式,但只要没有放弃这一行为,都会继续指向预定的目标,直到目标的实现。第五,可变性。人的行为是后天习得的,因而是可变的。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总会不断总结经验,更新知识,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这些是从民众对教育活动的评价来表现的。
民众评价活动通过众多个体评价活动所形成的“无机形式”体现出来。民众评价活动的内在机制很难分析,但可以通过以下两种主要类型的分析,来具体地理解其内在的活动机制。第一,上访。上访是群众越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它是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意见。上访虽然有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和商谈型上访,但总的来说上访多是因问题在当地政府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而引起,针对的往往是权力和资本结合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例如贪污腐败、黑恶势力与政府勾结。由此会出现民众的个人举报和写匿名信。第二,舆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性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主导舆论是大多数公众的意志,这种意志应当尊重。第三,民谣。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民谣,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风俗民情的反映,也有民众对于时事所做的道德评判,抑或借某些事件的发生宣泄积累的不满情绪。民谣能广而久地流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民谣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和所体现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民谣的流传集中体现了民众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评价态度[5]2。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宣传教育活动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心工作。在思想领域多元多变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更为有效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工作,增强广大群众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一是准确定位受教育的对象,区分“模仿者”与“创造者”。由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对象和教育主体及其内容的特殊性,又由于现当代社会民众知识水平等的差异,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需要分析和区分“模仿”与“创造”,以及模仿性的人与创造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可知现象的特征是“重复”,而“模仿”就是“重复”社会事态的手段与工具。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内容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具有前瞻性。这要由“创造”这个概念来提供,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也可作为“信仰”与“要求”来分析。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要注意突出重点,区分层次。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中指出,在坚持学习实践活动总体要求的同时,针对东中西部等不同地区,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农村、街道社区等不同行业,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等不同层面,分别提出学习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分层分类进行指导,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大力加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毋庸讳言,不同的哲学理论有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例如,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宣传领域的政治话语和生活领域的大众话语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朵奇葩,要开花结果,必须要转化为中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级学科,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关于国家运行并涉及社会发展的哲学学科,是中国人解决“中国问题”所创立的“中国理论”,要把它列为二级学科。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可以说是一个新事物,具有现实和前瞻意义的前沿性学科,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性强的特点,凝练学科方向,建立导向平台,防止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和泛化倾向,实现其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当前提出并构建这样一个学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无疑是很合时宜的一个举措,并可以成为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交往是实现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新风景。交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改善,是科学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交往决定了人的发展,交往的发展变化使得人的发展变化也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人是交往的主体,交往双方都不仅要承认自己是交往的主体,同时要承认他人也是交往的主体,交往是一种以主客体关系为中介的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总理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据。由于交往本身成为了人的新需要和能力发展的源泉,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根基,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要具有时效性,单纯的靠灌输说教模式已无力适应形势,必须代之以“交往”教育的新模式。四是充分重视民众的心理特点,提高广大民众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认同感和大众化。民族性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传播必须仔细研究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必须回答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面临的各种困惑,特别是心理困惑。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心态呈稳态状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动态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落实,需要人们有良好的心态,面对挑战,面对困难。对于人们的心理困惑,不仅需要“疏”,更需要“导”,要准确把握民族的心理特点,运用符合其心理特点的传播方式,不仅要深入浅出地、生动形象地表达其基本原理,同时也要从民族的心理特点出发,善于运用心理学规律,有效提高群众的认同感,用高尚的、健康的心态促进人们自觉接受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