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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长城 单位：嘉应学院体育学院
在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一个后起的崛起中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候选者，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应与之相称，这是我国体育强国成长的现实基础。而与之相称的哲学基础则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既需要现实主义的思维，而理想主义的精神也不可或缺。偏废或过分追求任何一方，若不加以遏制都将损害体育强国的建设，阻挡我国向国际体坛融入的进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平衡问题是当代体育强国成长所要考虑的哲学之一。
体育强国成长方式的现实主义思考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理论，现实主义者是较为强烈的物质主义者。现实主义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现实主义在过去把中国从分裂和软弱之中抢救出来，在目前扶持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在未来仍将是推动中国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比如“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经济实力上去了，自然就会提高国际威望等”……，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思维。在体育领域，现实主义的思维也非常突出，比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乒乓外交”，“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等。现实主义是我国从体育大国向竞技体育强国，乃至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的基本理念。然而，在我们坚持这一基本理念的同时，也应该提防过分的现实主义倾向。在体育领域，过分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最为典型的就是锦标主义，由此而产生的假球、黑哨、赌球、兴奋剂、虚报假报年龄、冒名顶替、斗殴等各种异化现象。因此，这就要求体育强国成长的过程中，既要坚持现实主义，又要适当限制过分的现实主义影响。然而，现实主义并不足以将我国从体育大国拥立到世界性体育强国的宝座。因为体育强国从来不是一个工具理性的产物，它不仅仅与竞技体育实力、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科技水平相联系，它还是一个道义、精神和威望的载体。也就是说，体育强国不全是物质构成，还要有精神构成，不是自封的口号，而是国际认同的结果；不全是工具理性的内容，还有价值理性的成分。可见，体育强国的成长既要坚持现实主义思维，又要坚持理想主义的思维。
体育强国成长的理想主义思考这里所讲的是基于价值论的理想主义，它认为精神力量必须具有普世性，必须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发展价值，必须超越民族私利而弘扬人类关怀，体现世界正义、公正、进步和民主的精神。在体育领域，理想主义的思维也随处可见，比如，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文明的公共体育精神［2］，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和合体育精神，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的理念等。体育强国成长的理想主义就是要符合国际体育文化的要求，遵守相关的国际体育组织的规定，把追求国际体坛的影响力放在首位，公正、公平、干净地参加国际比赛，融入国际体坛秩序，并改造秩序，为国际体坛做出自己的文明贡献。然而，在我们弘扬这一基本理念的同时，也应该提防过分的理想主义的倾向。因为过分的理想主义易滋生世界主义、普世主义和过分的民族主义。诸如中国的“运动员输不起”，单纯地为民族和国家争光，过分强调“种文明”等。这不但不利于体育强国的成长，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影响我国在国际体坛乃至国际社会的形象。
体育强国的成长方式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决定了体育强国的成长方式。现实主义强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注重体育强国的物质性力量的增强，从而决定了体育强国成长方式的物质性。物质性成长是体育强国成长的物质基础。理想主义则以接受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和制度化为前提，通过融入国际社会，使自己与国际惯例接轨，加入国际制度并且更加有效地实现自我，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增强自己的话语权，谋求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理想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体育强国的成长方式就是一种社会性成长。体育强国的成长就是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
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方式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就是指体育强国的物质力量的成长，主要包括优异的竞技体育水平、较高的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相对发达的体育产业等。所谓优异的竞技体育水平主要是世界大赛（比如奥运会、世界杯等）的成绩、承办世界大赛的数量和能力；较高的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则包括体育场馆数量（相对数量）、体育人口比例、年人均体育消费资金与年人均收入的比例、体育场馆面积（相对面积）和体育人口数量；较发达的体育产业则主要体现在体育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数量等。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方面。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好比是一个国家骨架下的血肉之躯，有了它体育强国才有可能站起来。然而，过分现实主义的哲学倾向，也会造成这种物质性成长的劣变，导致过分重视体育的工具性价值，导致体育发展结构的严重失衡，以及各种异化现象的出现，其结果势必损害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
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方式社会性成长离不开物质性成长，但又高于物质性成长。所谓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是社会化了的体育强国的成长。体育强国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这个体育强国接受国际体育社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准则的过程。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就是指体育强国的发展必须以主流的国际体育社会的规则、章程为依据，从维护和建立公正、公平的国际体育社会秩序为出发点，以履行国际体育社会的规范和章程为己任，建立良好的体坛国际形象和威望，提高国际影响力，进而成长为国际体育社会主要成员的过程。社会性成长体现了理想主义的哲学思想，即体育强国建设不仅要提高物质性力量（硬实力），还要发展软实力。体育强国发展的动力是体育强国的兴衰。在一个相互依存、集体认同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适当限制现实主义，为理想主义开辟空间，不能单纯地追求物质性的成长，还必须重视社会性成长，以新的思维把握体育强国的成长。
社会性成长方式要求我们必须从国际的视野，来探讨体育强国的成长背景和成长类型。实际上，社会性成长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百年来，中国人民通过自身奋斗与参与体育国际事务，以特殊的方式，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推动了国际地位的回升。因此，依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以及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程度，体育强国的成长可以分为4个阶段。#p#分页标题#e#
第一阶段：从甲午中日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事件，其一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世界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被迫参与国际事务，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其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积极输出劳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加入国际体系。然而，中国虽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却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中国取消半个多世纪被世界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梦想被击碎。这一阶段，中国尚未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真正的一员，中国的社会性成长受挫。甲午战争以后，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这是世界近现代体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的奥运组委会给中国发出了参加运动会的邀请函，但是，封闭落后的中国并不知道“体育”为何物，没有给予答复，中国丧失了加入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机会。虽然，在这一阶段，中国参加了4届远东运动会（1913-1919），但是，这是区域性的赛事，参赛国较少，且局限于菲律宾、中国和日本，水平较低，影响力较小，且除了在第二届运动会上取得总成绩的第一名外，成绩都较差，对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影响较小。可见，在这一阶段，未能抓住机会积极参与国际重大赛事，未能迈出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的第一步。这一阶段，国家的积贫累弱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格外重视体育强身健体的作用，积极倡导体育运动，促进了近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体育强国物质性成长在缓慢地进行。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张伯苓提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悲壮口号。在1908年，我国著名体育家徐一冰在接办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时，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校训。1917年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论文，呼吁以体育达强身健体之目的。这一阶段虽然国人曾尝试加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但是，羸弱的中国并没有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可见，在国家社会性成长受挫的历史前提下，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也无从谈起，而以增强体质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性成长则受到重视，并缓慢进行。
第二阶段：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阶段中国获得独立与主权，加入了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但是作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来到刚刚从强权政治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国际社会中，在国际事务中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东亚发言的则是日本人。这一阶段，尽管中国参与了国际体育事务，参加了6届远东运动会（1921-1934）和4届奥运会（1924-1936），但是，基本上，中国只是作为一个赛事的参与者，一个赛事规则的遵守者，而且是表现较差的遵守者。其中在奥运会上，每次都是以零的记录铩羽而归。这一阶段为达强身健体以雪“东亚病夫”之耻，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武术热，一些学校也开设了体育课。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体育不但是强身健体的活动，而且是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得到相应发展，呈现出军事化、大众化、经常化和民族化的发展特点。这一阶段，在国家社会性成长缓慢进行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融入性改善世界秩序，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缓慢起步，而以增强体质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性成长受到国人的重视。
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冷战结束这一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成员，在国际事务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敢于挑战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敢于对世界霸权说“不”，比如朝鲜战争、亚非会议、对越反击战等，但还不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一方面表现在参加奥运会、退出奥运会、又重返奥运会。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国积极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体育国际交流。这一时期，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具有挑战现有国际体育秩序的特点，在国际体坛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尚缺乏应有的话语权，还无法改变不合理的体坛国际规则，还只能是个参与者。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表现在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群众体育活动普遍开展，人们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各种体育设施和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提高，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不断开展。物质性成长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成为这一时期体育强国成长的主要方式。这一阶段，国家社会性成长具有挑战现有不合理世界秩序的特点，在国际事务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具有与之相一致的特点，而物质性成长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增强体质，并成为主要成长方式。
第四阶段：从冷战结束至今苏联解体标志着东西方对抗的冷战结束。从冷战结束至今，乃至于整个21世纪，中国成为维持世界秩序的执法者，同时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秩序建构的主要力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一时期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主要表现在中国是世界重大赛事的主要参与者和有力竞争者，是世界重大赛事的举办者和承办者，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重要活动，并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并未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也极为不相称，中国尚未完全做到制度融入。这一时期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主要体现在竞技体育整体已达世界强国水平，群众体育突飞猛进，体育产业也如日中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物质性成长为体育强国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但是过分追求物质性成长，也滋生了严重的“锦标主义”，造成诸如假、黑、赌等问题，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失调问题以及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时期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的特点是：竞技体育整体水平跨入世界一流国家行列，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科技水平也大幅提高。物质性成长尽管仍然是体育强国成长的主要方式，但是与社会性成长相比，其重要性却在不断降低。这一阶段，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具有和秩序性特征，社会性成长成为体育强国的战略选择。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并为其社会性成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过分现实主义理念下的物质性成长也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物质性成长尽管仍然是体育强国成长的主要方式，但是与社会性成长相比，其重要性却在不断降低。通过对体育强国成长方式的历史审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考察体育强国的成长方式，必须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国家成长方式，不同历史背景下体育强国成长方式是不同的。物质性成长是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的基础，社会性成长则是体育强国成长方式的战略选择。在当代，以社会性成长为趋势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相结合的体育强国成长方式是一种战略选择。#p#分页标题#e#
软实力战略——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的必然选择体育强国成长方式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性成长是体育强国成长方式的战略选择，而软实力战略则是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社会性成长要求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遵守国际规范，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威望，做出应有的文明贡献，增强国际影响力，强调的是精神力量、文化力量和制度力量。而“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身意欲达到的目标的能力”，是一种“塑造与影响他者偏好的能力”，其力量来源是“对他者的文化吸引力，国内奉行的政治价值观念、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其实现的方式是吸引他者以及互相选择［3］。这与社会性成长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社会性成长规律决定了软实力战略内容软实力战略是社会性成长规律的必然选择，社会性成长规律规定了软实力战略的具体内容。发展体育强国的软实力，进一步推动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和秩序性发展——制度融入社会性成长与软实力建设是同向而行的，那么和秩序性发展就在软实力战略中居于首要地位。所谓和秩序性就是对世界秩序采取融入的策略，即制度融入。所谓制度融入，就是既要认可国际体坛现有的制度与遵守基本的规范，同时又要进行制度创新，对现有制度和基本规范进行必要改造。认可国际体坛现有的制度和遵守基本的规范是一国以一定的形象同其他国家交往的前提，是社会性成长的必然要求。1958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我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使我国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阻碍了我国的和秩序性发展。而在1979年10月我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后，为我国体育拓宽了国际发展空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我国迈入了良性的和秩序性发展的轨道，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战绩，是我国国际制度融入的结果，是我国和秩序性发展的结果。融入国际制度，绝不是一味地认可国际体坛现有的制度和遵守基本的规范，还必须积极改造不合理的现有的制度和规范。这是因为现有国际体坛的制度和规范主要由拥有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制定，并不能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能一味地遵守和认可。此外，崇尚个性、追求金钱至上的西方体育文化背景下的国际体育规范和制度也造成国际体坛失范现象严重。最后，作为国际体坛重要的参与者，我国也理应做出更多的贡献，有自己的声音，既可以积极改造不合理的制度和规范，也可以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体育项目和文化介绍、引入到国际体坛。
公共体育精神——价值认同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认同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公共体育精神。所谓公共体育精神就是由人类共同制定和遵守的奥林匹克宪章所规定的宗旨：“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精神相互了解的体育运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美好的世界作贡献。”其核心是“公平竞赛，教育青年，促进和平”。奥林匹克宗旨之所以是公共体育精神在于它突破了“种”的意识，实现了人们紧张、公平、友好的比赛；其次，这是人类共同制定的，共同遵守的体育运动的精神家园［4］。还有，“奥运休战”所体现的追求和平的公共体育精神超越了体育运动的本身，具有普世性的、高尚的政治关怀。公共体育精神是体育强国所必须追求的共同的价值和目标。公共体育精神使道德竞技成为可能，即所谓的失掉比赛，但未失掉人格（国格）；赢得比赛，也赢得人格（国格）。公共体育精神可以使胜负双方在公平、公正的比赛中，品尝竞技的愉悦，体验人格的价值。而缺乏公共体育精神，就会造成民族主义的膨胀、锦标主义的泛滥，从而导致各种异化现象的层出不穷，比如，我国体育界出现的黑哨、爱国哨、假球、赌球、京骂、兴奋剂、虚报年龄等……。加强公共体育精神的教育，积极培养人们的世界公民意识，是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理解参加比赛为国争光的内涵。获得较好名次，能够在大赛上升国旗、奏国歌固然很好，但是，若不能获得较好名次或比赛失败，也应“输得起”。同时，我们也应处理好竞技体育的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关系。
“和合文化”——文明贡献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五千年来，中华文化连绵不断，创造出独树一格的宝贵精神财富，积淀成中华民族的智慧。在中华文化沃土中生长起来的“和合”体育文化，同样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个性。“合”，即所谓的“天人合一”就是认可世界的和谐本质，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将人的健康与周围环境结合起来，通过心理过程的调整，使人的身心处于平和有序的良好状态，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对待挫折，采取积极的心理防卫形式，保持健康的人格，为现代人提供了道德、心理、生理三维发展的健康模式。比如中国的武术、养生等追求身与心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阴阳调和、不偏不依。“和”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和谐”和“协作”，即团结协作，强调个人对他人、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传统体育历来讲求“礼让”，重义轻利。例如，中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赛龙舟等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5］。“和合”的体育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和西方竞技体育的交流与融合中具有自己的独到优势，具有非常积极的时代意义。这是因为它独特的人生价值观和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以及深厚的哲学底蕴和人文精神，早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对人格道德理想的培养与锻炼，具有普遍的现代社会价值。这也是其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6］。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和合”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比如，传统体育抑制人的刚阳之气和削弱人的竞争意识等负面效应。因此，要为世界体育文化，做出自己的文明贡献，需要我们对和合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国际影响力——体坛主导作用体育强国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体育强国的兴衰。所谓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就是在社会性成长过程中，一个体育强国所具有的国际地位、作用及其对其他国家的作用力和示范效应。中国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强国，与历史上欧美、日本等体育强国相比，则处于世界体育史上条件“最苛刻”也“最丰厚”的年代。说条件“最苛刻”，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当前的国际体育模式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建立的，这与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存在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一模式下，中国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在当前的国际体育组织内没有应有的决策影响力；在竞技体育领域，优势项目趋于饱和，由于人数的限制也无法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最为重要的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使得西方国家无法复制和模仿中国成功承办奥运会的模式，其影响力也大打折扣。我国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其中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有龙文化、养生文化、武术文化等，其性质和功能与西方体育文化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必将处于主导性的国际地位。#p#分页标题#e#
物质性与社会性“软硬兼施”战略——促进体育强国的成长体育强国的现实主义要求体育强国的物质性成长，增强其硬实力，而理想主义则要求体育强国的社会性成长，提升其软实力。体育强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有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二者的关系。首先，从国际的角度，体育强国的硬实力更多地体现在竞技体育领域，而软实力则体现在体育文化、体育价值观以及体育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上。从国内的视角，体育强国硬实力不但包括竞技体育领域，而且更主要的是群众体育领域，而软实力则体现在体育价值观所形成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作为新兴产业的体育产业，其硬实力和软实力也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其次，体育强国的软实力既具有普世性，也具有民族特殊性，但最终体现为普世性。体育强国的软实力只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才可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只有民族的，才有国际的，为国际体坛贡献自己的体育文明是体育强国应有的责任。体育强国在竞技体育领域的硬实力往往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而在群众体育领域的硬实力在国内更容易得到认可。另外，体育强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阶段有所侧重，社会性成长阶段要求软实力在体育强国战略中越来越重要。因此，“软硬兼施”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选择。“软硬兼施”战略就是以大力发展体育强国的软实力为其战略重点，同时辅以硬实力战略，为软实力提供必需的物质性基础。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体育强国成长的哲学基础，而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体育强国的不同成长方式。通过审视体育强国100多年来成长历程，物质性成长是体育强国成长的基础，社会性成长是体育强国成长的趋势与战略选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性成长是体育强国的必由路径，而软实力战略则是体育强国社会性成长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