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教育论文范例

一、“儿童学”概念与学科建设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一、“反诗意化”问题

根据对诗意化的理解，笔者把固化了的理性思维、唯科学主义；脱离生活情趣，按事先预设好的路径、“范式”、框架进行逻辑演绎；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刻板地贯彻某种理念，灌输某种知识，或者掌握某种技能，而缺乏轻松、愉快的环境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刻意把认识对象与我自体分离开来进行观察、测量、研究的活动都认为是“反诗意化”的。就幼儿教育而言，“反诗意化”的活动让幼儿产生“累”“疲倦”“逆反”“厌恶”“淡漠”“被迫”等多种不良情绪；通常这些活动主要分布在国家的幼儿教育行政控制、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以及各种针对幼儿设计的教育之中，其中幼儿园教育方面主要表现在，学校的教育理念、道德塑造、教育管理、教学活动、研究活动、幼儿保育等各个层面。

1．政府层面的“强大的外力”推进

近十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幼儿教育的发展，颁发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未来10年幼儿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和幼儿教育标准化建设的诸多措施。例如，《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但是，从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工作仍然仅仅停留在入园难、入学率等方面，还是外围式的命令式的宣言，主要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来平衡幼儿教育的发展。政府总是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却忽略了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政府是执行者，往往把教育理论、信仰、观念进行实体化建构———贯彻落实。把所谓“顶层设计”向下落实到实践；把崇尚唯理性、崇尚根据说、信仰、经验等等综合实体扩展至幼儿园微观环境、幼儿个体、教师个体的自由教育情境时，原有的生态和结果必将遭到破坏。

2．家庭层面的功利需求

现在家长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极其重视幼儿教育，普遍把幼儿教育拔高，把幼儿教育理解为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比如唱歌、演讲、跳舞、绘画、下棋、讲故事、认识汉字、认识英语单词、认识数字并会计算、会弹钢琴、读古书经典、习武等等五花八门的内容。林林总总的内容也在各种培训班、民办幼儿园中大行其道，成了他们招生的资本和竞争优势。幼儿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成了家长相互攀比的资本和衡量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潜在标准。此种功利逻辑本质上是忽视幼儿生命成长的存在，忽略幼儿生命和生活体验的存在，是违背自由生长逻辑的。

3．幼儿园研究与教学的“泛技术性”崇拜

［摘要］提出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认为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根据项目组的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职业道德教育是警察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开辟了广阔的语义空间，在社会问题冗繁杂糅与警察压力持续增强的语境下，意义非常重大[1]。公安院校承担着培养公安后备人才和培训在职民警的双重任务，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研究是公安院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合格预备警官，提高受训民警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2]。笔者2022年2月24日通过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对题名“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文献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论文35篇。时间分布情况见表1（P1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P2表示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R表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与职业道德教育论文数百分比），数据不一定完全精准，但具有参考意义。从国内期刊文献的搜索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关注，但就职业道德教育整个领域来看，涉及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

根据笔者“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心态调整策略研究”项目组的前期文献综述和资料收集，在此对新时期公安院校职业道德教育做如下思考。

（一）发挥学管干部在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摘要：为了提高英语专业师范生的综合素养，文章首先说明了共生理念下的教育，然后论述了师专院校英语专业师范生职业素养内涵，最后阐述了共生理念下师专院校英语专业师范生职业素养培养。

关键词：共生理念；师专院校英语专业师范生；职业素养

“共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不同的生物之间互依互存密切地生活在一起。20世纪以来，共生理念已经逐渐辐射到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诸多学科门类领域，成了一种协调各方矛盾冲突的哲学思想引领。笔者作为在师专院校从业十多年的英语教师，深刻认识到师专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现状与新时代背景下现代社会要求的小学英语教师职业素养标准相距甚远。共生理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这恰与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理念———平衡、改善和提升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相契合，这种密切的内在关联性使共生理念可以成为共生教育的理论基础[1]，并对解决师专院校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共生理念下的教育

20世纪以来，人们对共生现象的研究已经从生物学的具象研究扩展为抽象共生理念的研究。可以说，共生理念甚至已被提升至一种哲学思维和价值理念。共生理念为我们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社会、宇宙协同发展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为我们理解人生、价值、意义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性引导。山东师范大学李燕博士的论文《共生教育论纲》[2]试图在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21世纪建立起一种共生教育理论体系，以解决我国当前单向度的教育发展问题。该体系对人与自然共生下的教育环境与教育生态保护、人与环境的协调及教育环境对人之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梳理，并就共生教育中教育目的取向、课程建构、师生关系、共性与个性教育等内涵给予解读，这是目前对共生教育探讨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尝试。胡守钧教授在其《社会共生论》[3]一书中指出，社会由各个维度的共生系统组成，和谐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社会的进步基于改善人的共生关系。共生理念的社会学意义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本质在于优化各种共生关系。那么，教育的发展是否在于优化教育主客观的各种共生关系，以达到教育的和谐发展，或许社会共生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维坐标来探索共生理念下的教育发展。对人的培养是在自然与社会整体生态关联下对人的身心熏陶与智力开发。共生是一种关系，一种人性化、创造性、开放性存在关系。共生教育应把人的自然化教育、人的社会化教育及人的身心化教育纳入一个和谐、共存、共享、共生的关系中。因此笔者认为，共生理念下的教育是研究教育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客体（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策略等）和社会之间的共生现象和共生发展的问题。如何用共生理念指引优化教育主体间的互利共生、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及与社会发展之间共存共生是共生理念的教育学意义。

二、师专院校英语专业师范生职业素养内涵

教师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本身就有很严格的职业规范和要求，可以把这些基础的规范和要求归为基本职业素养，而具体到各科教师则必然受制于该学科的学科特点要求，会有不同的专业素养特征。作为预备教师的师范生，笔者认为师范生的职业素养是指师范生未来为履行教师规范和岗位要求而应该具备的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人文学养和学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的综合品质，大致可以分为基本素养和专业素养两大方面，其中，基本素养是软件隐性部分，专业素养是硬件显性部分。笔者把师专英语专业师范生的职业素养结构分为基本素养和专业素养两大部分，其中基本素养包含教师职业道德、人文素养、教育技术素养和艺术素养；专业素养包含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基本素养和专业素养两者互利共存，缺一不可。

摘要：文章从工程伦理课程发展历程出发，明确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阐述了环境类硕士生“工程伦理”课程设计、授课方式及考核策略。

关键词：工程伦理；环境类硕士研究生；工程教育

工程科技的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连，伴随着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工程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多重价值追求，不同利益诉求也会导致人们在工程行为选择上的困境与冲突，从而引发当今社会对工程行为意义与正当性的反思，人类的工程实践不仅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也是一种关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伦理活动，这成为“工程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现实背景。

一、“工程伦理”课程介绍

工程伦理是在工程中得到论证的道德价值，是应用于工程学的道德原则系统，是工程技艺的应用伦理[1]。工程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门哲学、伦理学与工程学、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门类，在实践意义上，工程伦理为工程师提供了价值性的规范引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工程伦理教育。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是在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推动下展开的。2014年6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工程呼唤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对话”工程伦理教育论坛上，企业界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了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不但要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进一步延伸到价值塑造，而且要把价值塑造作为工程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同年12月，教指委启动“工程伦理”课程建设，并于2016年推出了“工程伦理”教材和在线课程。2018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将“工程伦理”课程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并列入研究生培养单位实施人才培养、开展评估评优工作重要依据。可以看出，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工程硕士教育中的“标配”。

二、“工程伦理”课程开设的意义

传统环境类硕士生培养目标是：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备独立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科研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能力。目标对学生掌握扎实的环境专业理论和技术表述较多，而对学生今后作为环境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工程伦理素养和职业道德鲜有提及。环境类专业在解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等环境问题时能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面临着环境与生态安全问题、社会利益公正对待问题、环境工程管理制度的道义性以及环境工程师的职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问题。特别是我国近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与对立引发的工程伦理问题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环境保护工程公益性，使其出现了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伦理问题；二是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属全球性问题，而环境工程主要是保护和增加公共利益，大多会不可避免涉及甚至减损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若处置不当极易引起工程伦理冲突，甚至破坏世界和平或引发局部群体性事件，例如“邻避冲突”与“邻避困境”出现；三是环境污染问题追溯和责任主体确认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就是典型的难以溯源和界定责任主体，这都对环保工作者的职业要求非常高，也会涉及很多相关工程伦理问题；四是确立自然环境的伦理地位，工程师需要扭转一味追求技术效益和最大产出的功利观，明确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因此，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是环境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的紧迫任务。

摘要:

提升医学教育水平，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是我国在改革不断深化新时期下的重要课题。研究比较中美医学院校建制、医学教育体系构成、医学生培养环节以及医学人文品质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对我国医学教育的改进措施，对于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疗的整体水平提升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医学教育;医学院校;中美比较;诊断;治疗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大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和期望不断提高，社会对医学教育的探讨也倍受重视和关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学教育经验，培养具备高质量、高素质的医学生，有利于我国医疗质量的整体提升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美国高等医学教育是西方医学教育的代表，近两年，笔者通过走访留学生、查阅文献，并先后赴美国哈佛医学院、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等医学院校进行交流访学，对美国的医学教育体系有了深入认识。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高等医学教育在建制、教育体系构成、医学生培养环节以及医学人文品质等方面的差异，以期对我国的医学教育有所借鉴和启示。

1中美医学教育的比较与分析

1.1中美医学院校的体制存在差别

摘要

目前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国内对此方法研究正逐年增多，近几年研究更有突飞猛进的态势，但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在数量上、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实际需求。主要问题还是存在于研究角度的单一，对各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问题性、批判性和理论性的研究较多，如何修正、传承并发展优秀的科研成果则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教学方法的研究仍采取的是问卷调查，而突出案例和实验性的研究很少。

关键词

体育教学；教育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国内中小学生的体质检测结果整体显示下降明显，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结果的并不仅仅是学校体育工作一方面的问题，但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则是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并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的主要途径，也是作为学校体育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步伐的加速，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体育教育领域中各个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它囊括了体育教学中特有的思想哲学，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在特有的教学环境氛围下实现其独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可以组成较为行之有效的体育教育教学框架。不可忽视的是在不同的体育教学思想和实践方法上，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模式。通过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发现，人在少年时期的体育技术水平与成年后的体育水平成正相关，尤其在12岁前参与过体育运动对成年后的体育水平影响最大。因此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对提高其运动技能和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方面，以及对其以后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1]。目前我国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比较广泛，但由于起步晚，发展历程时间短，体现在学校体育教学基础理论上，就显得尤为薄弱，诸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多年来的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同时也有相对不错的成果，但体育教育教学的研究始终面对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尴尬窘境。

1国外体育教学方法研究

国外对教育教学模式的科学研究已历经较长的时间，由于其各国本身的文化背景及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导致对国外研究的理解出现了多种界定。体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以人的未来发展为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来开展。例如：《美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后简称《美国体育标准》）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自身“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做什么”为目标。《美国体育标准》中提出———“以参加体育活动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目标口号。认为针对学生进行的体育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其养成重视健康和主动健身的好习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能够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体育标准》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指出若想达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目的，必须能做到提高学生的体质、体能，增强其责任感，使学生学会并能够享受到体育锻炼带来的愉悦感，从而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1]。

［摘要］笔者从课程思政和德育的定义对比入手，得出课程思政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德育。通过列举国内外的教育理念阐述课程思政与德育培养的关系，提出了通过课程思政设计实现大学生德育能力培养的6种途径。

［关键词］课程思政;德育;培养途径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把立德树人看作教育的根本任务来抓。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将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水平等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大学专业课的教学中。根据课程自身的特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革命性传统教育、国防教育、劳动教育相结合等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2］。德育是一种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使学生能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从课程思政和德育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两者是一致的，执行课程思政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德育［3］。

1课程思政培养德育的理论来源

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虽然提出时间不长，但在国内外的教育理念里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1.1西方的教育理念。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指出“教育可以培养道德”［4］。柏拉图的隐喻意象阐释了道德教育中的“教育”是引导人的心灵从低级到高级，从虚幻到真实，达到永恒的善的境界。英国思想家、社会学家、著名的实证主义者斯宾塞认为：教育的任务是教导人们为完美生活做准备［5］。赫尔巴特（Herbart）阐述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的道德和品格。

1.2我国的教育理念。1.2.1我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在古代中国社会，教育这一概念也主要从道德教育角度予以阐述，如：《学记》中的“教也者，长善而就其失者也”。《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6］。《荀子》中的“以善先人者谓之教”［7］，《说文解字》中的“教也，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把道德教育作为他整个教育的重中之重［8］。他没有把德育设成专门的学科，而是将德育的要求渗透到文化知识学科中。1.2.2我国近代的教育理念。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完美的人格”。他在1912年发表的教育论文《关于新教育的观点》中同时提出了“五项教育”的思想，即军事国民教育、功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审美教育。1.2.3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教育部的文件也明确指出：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9］。道德教育在保证其他教育的方向和保持其他教育的力量方面发挥着作用，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10］。从以上可以看出，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教育理念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将德育的培养放在教育首要的做法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课程思政的本质就是实现德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