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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孙慧 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近代哲学开端于笛卡尔的一个原则，即“自我”的存在的自明性是毋庸置疑、坚不可摧的。这一主体性原则贯穿了整个近代哲学，人的理性从此有了自己的位置，理性自身有获得知识（真理）的能力。然而，笛卡尔却止步于“自我”存在的自明性，而再无对“自我”的追问。对自我（理性）如何获得知识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争论的焦点。直至康德，才通过对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和规定而追问了“自我”，清理了经验论和唯理论混战的战场。到了黑格尔那里，人的理性能力终于获得了最高的地位，理性取代了上帝。我们看到，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确证人类理性的获得知识（真理）的力量和价值的过程；近代哲学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知识奠基，使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同时，这样一个被越抬越高，直至代替了上帝的理性，就免不了脱离了人、脱离了人的世界，成为“狂妄的”、“冷酷的”、“无人身的”理性。透过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整个传统哲学自古希腊源起直到黑格尔那里完成，都在为科学知识的获得提供保障。
传统哲学为自己确立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的有限存在提供一种无限的、绝对的存在基础，使人能够达到“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否则，人的存在、认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宇宙中飘忽不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古代哲学寻求的“理念”、“共相”，还是近代哲学寻求的“存在”、“意识”，都是将人的生活世界贬斥为在其对面的“现象”。如果说被称为“自然形而上学”的古代哲学，是尚未意识到人的主体性而遗忘了人，那么被称为“主体形而上学”的近代哲学，则是自觉到了人的主体性，却将作为主体的“自我”逐步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彼岸世界的“绝对理性”。它在寻求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同时却又恰恰失落了人、失落了人的生活世界，失落了意义。作为知识论立场的传统哲学，是把哲学看作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随着17世纪以来科学（主要是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逐步发展直至19世纪末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脑科学、信息论等）彻底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科学的研究领域从物自体延伸到人自身，逐步将哲学驱逐出了其“世袭领地”。哲学变得“无家可归”了，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终结了哲学，作为知识论的哲学完成了。
知识论的哲学被科学终结之后，是不是整个哲学都被终结了呢？以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学派为代表的现代经验主义认为，科学和哲学共同起源于人类的求知渴望，而当科学彻底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之时，作为“知识总汇”、“科学的科学”的哲学也就终结了。逻辑实证主义说得没错，哲学不应“狂妄”地凌驾于科学之上。但同时，逻辑实证主义将传统哲学的一些命题如泰勒斯的“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的“世界的本原是火”等命题理解为一种事实的陈述，并将其斥之为“语言的误用”，只“提供知识的幻相而不提供任何知识”，应该彻底“拒斥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不是将这些哲学命题理解为寻求人类生存根基的人类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而是合乎逻辑地提出哲学要想涉及科学领域的话，只能以科学的方法来改造哲学，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副产品”。这种观点彻底取消了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基本方式的独特功能和性质，在现代经验主义那里，哲学失去了其独立意义，不仅是知识论的哲学被终结了，关怀人的哲学也被彻底终结了。许多现代哲学流派开始自觉到，没能成为科学的哲学在现代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任务，那就是回到被传统哲学遗忘和失落了的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不需要分有、服从某个高高在上的彼岸世界的绝对理念或上帝，生活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由人创造的现实的此岸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仅存在对真理的追求，更存在着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寻求。追寻“意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被传统哲学遗忘的人的生活世界是“有意义”的。人为何具有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这归根结底源自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具有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社会性）的双重存在。
人作为世界上的存在物，作为物质世界链条上的特定环节，有其自然性的一面，它以物质世界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受制于、服从于物质世界的规律。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然而，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不在于人的自然生命属性，而在于人超越自然的属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动物和它自身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它只能局限在它的实际需要和有限经验的范围内，而只有人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对象来对待”。即在自然中生成的人类，却要认识和改造自然，把自然改造成为对人类而言具有真善美价值的理想世界。正是人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使得人类从动物式的“生存”（按照自己所属物种的尺度的生命活动，一代一代地复制自己），转化为人类“有意义”的“生活”（按照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去改造世界，一代一代地发展自己）。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和动物的“生存世界”相分离、相对立的“生活世界”“、属人的世界”，创造了人类自己的“历史”。人的自我发展，是人的全部活动所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人的全部活动创造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所在。人的全部活动创造了“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然而这个“意义”本身却成为渗透于人的全部生活当中、贯穿于人类生活始终的大问题：“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怎样做是“有意义”？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据是什么？“意义”问题，就成为伴随人类创造“意义”的整个过程，并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大问题。人类对意义的自我追问，实际根源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就曾在探讨人的知性能力时说过，可能与现实的区别只对人才存在。#p#分页标题#e#
低于人的存在物局限在有限的感官世界中，不知道什么是可能；而对高于人的神、上帝来说，一切构想都是现实的；只有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这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正是人的知识这种特性确定了人在普遍存在系列中的地位[2]。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从符号功能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只有具有“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的人，才能在“现实与可能，实际事物与理想事物之间”做出辩别。只有人才能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3]。人的生活世界不是被给予的，而是永远在创造当中。可以说，超越现实，追求理想是植根于人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中的形而上学本性。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诸如科学、哲学、宗教、神话、艺术等，都是人对人的现实的超越。人不仅生活在现实中，更生活在未来、生活在理想中。歌德说，“生活在理想世界中，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4]。“未来”这个维度比“过去”、“现在”更重要。因为正是未来、理想人类才向更美好的前景发展。“人有一种能力，即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5]。我们看到，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科学、宗教、神话、艺术构筑了科学的世界、宗教的世界、神话的世界、艺术的世界等。这些世界共同构筑了人具有丰富意义的生活世界，然而人不仅需要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去创造生活世界的意义，而且需要不断反省各种基本方式的创造性活动，以使自己的全部活动真正具有发展人类自身的“意义”。追问“意义”，正是哲学的独特功能。哲学的独特功能，并不是直接创造生活世界，即哲学不是像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那样直接将对象（如存在）作为思维的对象，而是将其他基本方式及其把握对象后形成的“对象意识”作为思维的对象。
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如艺术、神话、语言、科学等及其形成的丰富的生活世界都是作为“对象意识”而成为哲学考察的对象。而从这些活动和人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和反思到的“意义”就成为了哲学思维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对生活世界意义的追寻是知识论的传统哲学失落了的问题，正是在现代哲学和科学走向成熟、科学和哲学彻底分离之时，哲学才得以“放开手”、“顾得上”去追问这一重大问题。追寻意义是哲学的生活价值的体现和当代思想任务，哲学要对时代性的“意义危机”做出全面的反思、批判，并做出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如果把人类自身发展（创造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比作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巨轮的话，那么，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如科学、艺术、神话等都是建造和驾驶这艘巨轮的工匠和舵手。他们可以不断提升船的硬件设施、提高驾驶技术使之更好的航行。而哲学则是这艘巨轮上的观察和望者，他既不善于建造、也不精于驾驶，却是船上不可或缺的人。因为他一面观察船上各职能的人的发展和配合情况，一面站在高高的桅杆上，透过重重迷雾去看前方的航路，人类文明这艘大船才能航行得有方向。
按照上文的比喻，哲学家是站在船头观察和望的人，那么，站在现代人类文明的这艘巨轮上，望者们给我们指出了几条不同的“意义”之路。他们对人类时代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为人们提供了可供反思和选择的新理论，为人类开启了新的可能世界、理想世界，重塑作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安身立命之本”和“最高的支撑点”。我们可以说，每一个能被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其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们不仅是“反映和表达”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更要“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文化哲学：诉诸符号功能的统一性，实现人性的全面丰富发展卡西尔从符号功能的统一性角度，反对人性的片面发展，为探寻人类生存意义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6]。动物只生活在“刺激-反应”模式的物理世界中，而人还生活在符号世界中。卡西尔反对现代哲学中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符号只是看作是对经验事实的“表述”或是对人类心灵情感的“表达”的记号、工具。在卡西尔那里，符号的意义维度呈现出其特有的尊严。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7]符号正是由于其对意义的承载，才得以与动物也使用的信号区分开来。
每一个符号都是一个意义整体，是人类精神借以表达自身的载体和形式，没有未被赋义的符号。每一种符号形式都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人正是通过科学、语言、艺术、神话、宗教等符号形式的创造活动，才得以超越动物那“限定在它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走上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创造出科学的意义世界、语言的意义世界、艺术的意义世界、神话的意义世界等等。这些世界共同构筑了与自然世界相分离、相独立的人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在卡西尔那里，符号被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去理解。人创造了符号，运用符号来把握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但反过来，正是符号、各种符号形式的创造活动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每一种符号形式都以各自不同的结构和方式承载着意义，它们在构筑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中都有其独特贡献。各种符号功能相辅相成，每个功能都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的方面。文化哲学的独特功能就在于通过对各种符号形式承载意义的内在结构和赋义形式的揭示，来考察人类精神中共同创造人的意义世界的不同力量，从而揭示出人类存在的意义。卡西尔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裂与对立的深层根源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危机，并对人的自我认识的危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卡西尔通过对各种符号形式创造人的意义世界的独特功能的考察，提出只有全面发展各种符号形式，才是符合人性的丰富本性的，才是“有意义”的。
这对于直至今天仍存在着的科学对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僭越现象，仍有较大的启示价值。存在主义：诉诸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实现个人意义的觉解以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从对人的生存论分析出发，面对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反对人“沉沦”于世，而开辟了一条实现个人意义之路。在海德格尔这里，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先验自我”，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他将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称为“此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主体的此在首先不是理论的或认识的，不是仅仅对发生的现象进行沉思的纯粹意识；而首先是实践的或实用的，即必然要同其所处环境不断打交道的活生生的实践主体。此在的日常状态就是沉迷于各种实践的或实用的事务中，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沉沦”于世。然而此在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存在的“时间性”在它身上体现为“有限性”。有限性是此在最为根本的属性。海德格尔对此在的一切分析都奠基于这个属性。“有限性”并不是此在的本质，此在没有什么先天的本质，此在怎样存在，此在就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人就是人的存在。但正是由于此在的“有限性”，此在才会区分出“本真的”生存状态（不依赖于一种预定框架而在诸多的可能性中亲自做出选择）和“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不加追问的生活在日常状态中，接受并满足于一种被预先设定的生活情境）。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生存状态可以是“本真的”，也可以是“非本真的”。于是此在的自由选择具有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后的萨特进一步指出，上帝是不存在的，而其不存在的全部后果都要由人来承担，即我们除了自己的有限的意志，没有任何可以依仗的东西。于是，“孤独”、“绝望”成了萨特哲学里的常见词汇。但存在主义反对人“清静无为”、“沉沦于世”。#p#分页标题#e#
他们强调人的责任和决断，既然人是什么完全由人自己的选择和全部行为决定，那么，只有人自觉地选择，承担起人的责任[8]。只有自觉地选择“本真的”生存状态，才能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才能在有限的人类生命中，实现人生的意义，而这才是有意义的生活。马克思哲学：诉诸人的劳动的类本性，实现现实的人类解放马克思从对人的劳动的类本性出发，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类本性被异化的生存状态，要求恢复人的类本性，开辟了一条实现人类解放的意义之路。马克思认为，人以劳动为中介，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使自己超越动物式的“生存”，而转变为人特有的“生活”。“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现实。”[9]可见，正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使人成为类存在物。劳动是人的类本性。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人的劳动的类本性被异化劳动所取代。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0]。劳动变成由工资支付的商品。成为工人必须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占有的对象。这种状态发展到极端就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1]。人的类本质变成了人的异己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只有人同人的劳动的类本质相同一时，人性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他所理解的人的有意义的生存状态是人的劳动的类本性得到自由发展的状态。
而使人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在思想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12]。马克思要在现实中发扬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质”，他要通过对人的异化的现实批判，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改变现实社会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状况，使人真实走上人类解放的道路，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真实地建造人类的理想世界。马克思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的暂时性和可批判性，走向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为人们重塑的意义之路。卡西尔对意义的重塑，是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来完成的，在卡西尔看来，人的世界就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人的哲学就是文化哲学。最终将他的哲学建立为“一种文化哲学的批判唯心论”，一种文化形而上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只具有解释世界，而缺乏改造世界的功能了。而存在主义则反映了现代人的根本情绪———在意义标准丧失后无从选择的茫然。海德格尔和萨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尖锐手法描绘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由此，他们的哲学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悲观凄惨的色彩。当然，他们没有止步于对精神危机的反映和表达，他们指出了走出危机的道路，即找到人生存意义的道路，而不是逃到宗教或是旧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去。存在主义强调了人只有自由地选择自己，自己创造自己，才是有意义的存在状态。面对有限的生命存在，存在主义为我们指出一条实现个人意义觉解的道路，然则这种对人“被抛”在世界中，“诸神逃遁”的悲观感叹，最终难逃一种“审美形而上学”，而无力于人类存在状态的现实改变。和诉诸于文化批判的文化哲学及诉诸于个人存在意义的觉解的存在主义相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着眼于整个人类现实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要比海德格尔、萨特以及卡西尔都要伟大得多。我们看到，即使存在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乃至文化哲学等哲学流派之间的区别是那么明显，但它们都拒绝像现代经验主义那样否定哲学作为人类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的独特功能和生活价值，而是自觉地承担起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想任务———追寻“意义”，自觉探寻人类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能出路。他们都是从人的本有的生存方式（与动物式的生存相区别的有“意义”的生活）出发，拒绝像传统哲学那样用认识物的方式去理解人，而是觉解到了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海德格尔宣称人没有先定的本质，人的存在状态由人的选择而定；马克思宣称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人的生产方式；卡西尔宣称人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或物理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在劳作中生成的。它们直接面对被站在知识论立场上的传统哲学遮蔽和遗忘了的现实的人和人的生活世界，将那高高在上的“理念”拉回到了人此岸的生活世界中，作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最高的支撑点的“意义”不在高高在上的天国、彼岸世界中，而只能在人自己创造的生活世界中去找寻评判意义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这也就是同一时代的哲学内在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哲学最早从人的存在方式（劳动/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现实的人类解放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真正开辟者。诉诸于语言符号而去揭示人的存在意义的文化哲学和诉诸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而实现个人意义觉解的存在主义，丰富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并且也是实践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