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政治社会化的对比浅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胡涤非 单位：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资料来源与研究设计
1．资料来源及样本概况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N大学。N大学是一所涵盖了理工、文科、医科等学科的综合性“211工程”大学，从建校以来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包括港澳地区），是国内港澳大学生就读最集中的高校之一。从2010年4月7日到7月27日，针对该校本科生做了86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833份，问卷有效率为96．5％。在抽样设计上，首先按分层抽样原则，将研究对象分为内地生和港澳生两大类。再按等距抽样原则，分别对内地和港澳大学生的宿舍进行编号。对于内地学生，按每间隔3个宿舍访问该宿舍1个学生的原则，共访问467个学生。对于港澳学生，按每间隔5个宿舍访问该宿舍1个学生的原则，共访问396个学生。剔除填答不完整、有明显拒答倾向和不符合研究要求等情况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833份。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在生源地分布上，内地生452个，港澳生381个；在年级分布上，调研时恰逢2006级学生临近毕业，因此大四学生样本量明显偏少；在性别分布上，男生345个，女生488个。
2．研究设计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以台湾学者陈义彦在1975年所做的“台湾地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项目为基础，结合当代政治社会化特点（如网络等媒介的普及）和本项目研究目的修改制作完成。根据本项目研究目的，测量问项分为两大部分：对政治态度的测量；对政治社会化媒介影响力的测量。由于问项较多，而篇幅有限，本文并未列出具体问项。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将“政治文化”与“政治态度”几乎是等同使用的［5］12－13。他认为政治文化包括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在四个具体维度上对政治态度进行测量：对政治知识的测量，设计了4道政治知识题目，每答对1题记1分，分数越高表明政治知识越丰富；对政府政治信任的测量，通过询问大学生对领导讲话的信任度和处于困境时对获得政府帮助期望值大小进行测量；对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测量；最后通过询问大学生对自身影响政府决策能力的大小测量其政治效能感。影响政治态度形成的媒介是多种多样的，大多学者认为家庭、学校、社团和大众传媒最为重要。我们的研究也选取了这四种媒介，观察它们对大学生政治态度形成的影响：通过家庭媒介，了解父母与子女的相处模式和父母的政治兴趣；通过学校媒介，了解高中和大学阶段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处模式和学生对学校民主氛围的感知与评价；通过社团媒介，了解学生参与校内和校外社团的积极性；通过大众传媒媒介，了解学生与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的接触频率。大部分的问项都使用了四点式李克特量表，如在测量教师与学生的相处模式时，针对“大学以前您的老师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参加讨论或表达意见吗”这一问题，请受访者从“从不”、“很少”、“有时”、“经常”中选择一项，在数据处理时，依次对这四个选项以“1”、“2”、“3”、“4”进行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师生相处模式越民主。至于信度检验，由于政治态度和家庭、学校、社团以及大众传媒四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影响力这五个维度的指标都分别包含了多个问项，因此有必要对每一维度所涵括问项的内在一致性进行检验（Cronbach′s a值检验），以剔除不相关的指标。根据统计学家Churchill、Kohliet和Parasuraman的意见，凡是总体得分的相关系数小于0．4，且删除该项目后a值反而会增加的项目都应该删除。如表2所示，各指标维度Cron－bach′s a值检验结果分别为0．658、0．684、0．678、0．649和0．838，总量表的Cronbach′s a值为0．814，均大于0．4，说明本研究设计的各维度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资料分析与讨论
1．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比较为了比较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是否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前所述，政治态度包括政治知识（0－4分）、政治信任（1－4分）、政治参与（1－4分）和政治效能感（1－4分）四个方面，将四个维度得分加总作为政治态度得分（3－16分）。在政治态度得分方面，内地大学生得分为8．915，比港澳大学生得分8．707高出0．208分，两者的差异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如果将大学生政治态度得分合并为三组：消极政治态度（3－7分）、中间政治态度（8－12）和积极政治态度（13－16），可以发现内地和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得分分布比较一致。如表3所示，内地和港澳大学生主要集中于8－12分的中间政治态度组，其中内地生的比例比港澳生稍高；第二位的是7分以下的消极政治态度，约有17．4％的内地生属于此类，属于此类的港澳生则更多一些，约占港澳生总数的22．0％；属于积极政治态度的内地和港澳大学生都比较少，分别只有1个和3个。接下来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四个维度得分的具体情况逐一进行比较。由表4可知，除了政治效能感外，其他样本方差都具有齐性。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知识得分和政治参与态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差异较大：内地生政治知识得分平均为3．14，高于港澳生的平均得分2．72，经过检验，其差异已经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在政治参与方面，港澳生政治参与平均得分为1．73，比内地生的1．60高出0．13分，其差异也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在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上，内地和港澳大学生的态度存在少许差异，但都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差异进行比较的同时，还应留意二者的相同之处：首先，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四个维度得分由高到低的排序相同，依次为政治知识、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其次，多数大学生政治态度总分都在8到12分之间，居于中间水平。其中内地生在政治知识得分上最高，但其平均水平也不过3．14分（总分为4分）。在政治参与得分上，内地和港澳生都比较低，尤以内地大学生为甚，仅为1．60分（满分为4分）。
2．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力第一，各维度因子分析。如前所述，问卷主体部分可分为如下五个维度：政治态度、家庭媒介、学校媒介、社团媒介和大众传媒媒介。每一维度中又包含了若干具体问项。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力，对上述五个维度分别进行因子分析。由于政治态度维度只能抽取到一个因子，不需要进行降维处理，其余四种政治社会化媒介需要进行降维。运用主成分法，通过直角转轴进行因子分析，将loading小于或等于0．7的小载荷量删除，根据剩余各变量的因子负载抽取到四个维度共八个因子。如表5所示，它们分别是家庭媒介维度（包含父母子女相处模式因子F1和父母政治兴趣因子F2）、学校媒介维度（包含学校民主氛围因子F3和师生相处模式因子F4）、社团媒介维度（包含校内社团参与因子F5和校外社团参与因子F6）、大众传媒媒介维度（包括电视媒体接触因子F7和网络报纸接触因子F8）。第二，政治社会化媒介与政治态度的相关性分析。阿尔蒙德在对五个国家的公民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家庭、学校、工作经历等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这些媒介都属于非政治领域，“非政治参与经验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确。”［5］329那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家庭、学校、社团和大众传媒这些政治社会化媒介与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其关联程度如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二元相关分析，如表6所示。将前述八个因子所包含的问项得分分别进行加总，得到f1、f2、f3、f4、f5、f6、f7、f8共八个变量，再将这八个变量与政治态度进行二元相关分析，发现它们与政治态度之间都是相关的，父母与子女相处模式（f1）、父母政治兴趣（f2）、师生相处模式（f4）、校内社团参与（f5）这几个变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政治态度相关，其余变量与政治态度的相关程度均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与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是相关的。第三，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影响力的比较。将前文所述八个变量（f1、f2、f3、f4、f5、f6、f7、f8）作为自变量，以政治态度作为因变量，建立如表7所示的多元回归模型I，该模型能够解释政治态度16．2％的变异量（Adj．R2＝0．162）。其中，学校民主氛围（f3）和电视媒体接触（f7）这两个变量在模型I中通过了水平为0．001的显著性检验，校外社团参与（f6）和网络报纸接触（f8）变量在模型I中通过了水平为0．1的显著性检验，其他的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学校民主氛围和电视媒体接触变量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有比较大的解释力，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接触变量对政治态度的形成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他变量则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几乎没有解释力。#p#分页标题#e#
通过对模型I的分析，保留学校民主氛围、电视媒体接触、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接触这四个自变量，同样以政治态度为因变量，建立如表7所示的多元回归模型II。该模型虽然只有四个自变量，但这四个自变量联合起来仍然能够解释政治态度16．1％的变异量（Adj．R2＝0．161）。其中，学校民主氛围和电视媒体接触两个变量仍然通过了水平为0．001的显著性检验，校外社团参与变量在模型II中的解释力有所提高，通过了水平为0．05的显著性检验，网络报纸接触变量仍然保持了水平为0．1的显著性。模型I和模型II可以在总体上展示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力，但仍然需要进一步了解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力是否存在差异。借助模型II，分别选择生源类别作为内地大学生和港澳大学生的样本，以政治态度为因变量，以学校民主氛围（f3）、校外社团参与（f6）、电视媒体接触（f7）和网络报纸接触（f8）作为自变量，分别建立内地与港澳生政治态度的回归模型。如表8所示，就内地大学生而言，学校民主氛围、电视媒体接触、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接触四个变量能够联合解释政治态度21．8％的变异量（Adj．R2＝0．218），且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水平为0．0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三个变量（f3、f7、f8）更是达到了0．001显著性水平，说明内地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与这四种政治社会化媒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港澳大学生群体中，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能够对其政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的政治社会化媒介是学校民主氛围和电视媒体接触，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接触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对政治态度的形成缺乏解释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内地和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就相同的部分来看，虽然学界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对公民政治社会化影响较大的媒介主要是家庭、学校、社团参与和大众传媒，但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媒介联合起来对政治态度的解释力并不算大，最多能解释政治态度21．6％的变异量（内地生回归模型）。就差异部分来看，四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的解释力都不够大，相对而言，内地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较多地受到这些媒介的影响（Adj．R2＝0．218），港澳大学生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Adj．R2＝0．103）。观察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力大小次序时，由表8中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对内地大学生而言，对其政治态度影响最大的媒介是学校民主氛围（β＝0．300），电视媒体与网络报纸媒介的影响力同列第二位（β＝0．168），最后为校外社团参与的影响（β＝0．120）。就港澳大学生而言，对其政治态度影响力最强的政治社会化媒介是学校民主氛围（β＝0．313），其次为电视媒体接触（β＝0．125），而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媒介对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则非常微弱。
结论与建议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内地与港澳的交流合作，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影响内地与港澳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因素日益趋同。由我们的研究可知，内地和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总体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等具体态度上的差异则比较明显。家庭、学校、社团和大众传媒等政治社会化媒介与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形成之间存在关联，但这些因素联合起来最多能解释政治态度两成多的变异量。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态度形成的影响力存在等级次序，具体而言，内地大学生政治态度较多地受到学校民主氛围、电视媒体接触、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接触等政治社会化媒介的影响，而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主要受学校民主氛围和电视媒体接触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首先，内地与港澳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从总体上看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事实说明，内地和港澳大学生并未因为家庭、学校、社会等早期成长环境的差异，形成分裂的政治文化，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具有比较一致的认知、评价与情感。罗森帮（Rosenbau）认为整合的政治文化对于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就整个世界来看，世界的一方由于拥有整合的政治文化，其人民享有相当程度的和平和秩序，而另一方却因离析的政治文化，国家深受不稳定的政治秩序之苦。可以说，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的形态，可以粗略地排列分布于‘离析的’到‘整合的’政治文化的连线上，而中间有许多两者混合的形态。”［6］因此，我们应该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继续加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利于整合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维持。其次，从政治态度总体特征看，内地和港澳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主要分布在中间政治态度组，持有积极政治态度的大学生极少，这与他们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和政治效能感较低有关。这种政治冷漠现象可能会阻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完成，甚至会影响他们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成功的政治社会化经验表明，积极的政治参与可以提高个体对国家的责任感，对政治体制的宽容精神，使公民的民主观念得以加强，民主能力得以提升。而较强的政治效能感则使个体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因此引导和培养大学生形成积极的政治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特别要注重激发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增强他们的政治效能感。最后，研究发现政治社会化媒介对内地和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具有不同影响力，因此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发挥各种媒介的作用，通过最有效的途径实现最理想的政治社会化目标。对于内地大学生，要特别注意学校民主氛围的建立，通过电视媒体宣传、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接触等政治社会化媒介对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引导。对港澳大学生而言，学校民主氛围和电视媒体接触等政治社会化媒介的影响尤为重要，而校外社团参与和网络报纸的影响则几乎可以忽略。当然，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是漫长的、动态的过程，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非常复杂。
正如阿尔蒙德所言，“政治态度的来源有很多，它们包括早期社会化经验和后期青年时代的社会化经验，以及作为成人后的社会化经验。它们包括政治的和非政治的经验，包括他人有意无意对政治态度施加影响而产生的经验。”［5］293我们观察的家庭、学校、社团和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政治态度形成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尚有更多的因素有待我们去发掘。同时，由于缺乏纵贯的数据和资料，也未能观察到内地和港澳大学生政治态度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通过纵贯抽样的方法加以弥补。#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