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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双林 单位：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一、电影音乐赏析教学与系统性思维的关系
多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人士一直将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在优化思维模式和创建跨领域学科方面，就这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探索。目前在各高校开设多年的艺术类课程，对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提高对艺术形式美的感悟能力大有裨益。但是，实事求是地考察当下艺术教育，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事艺术教育的老师大多都还在采用单纯传授艺术专业知识的教学模式。看看现在大学中普遍使用的音乐、美术等艺术教科书也可以发现，基本的程序和知识点还是音乐史材料的罗列、对艺术形式的分析、介绍。如果放在系统思维理论的考察框架中，这些课程材料和教学方法都属于一种“竖井”式的思维模式。数年来，笔者试图在音乐教学中探索一条在美感培养的同时开拓、发展学生的系统性思维的路径。笔者希望摸索的艺术教育新思路是：让学生在欣赏艺术、提升对美的感悟能力的同时培养出一种发散性思维、整体性思维的习惯；让学生的美感体验与社会认识、思维方法训练结合起来。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与学生们得到了某种相对共识，即面对任何艺术品，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充分体验和了解，不仅需要美学修养，也需要理性思维能力和辨析能力。在现阶段，《电影音乐赏析》课还是探索性和示范性的，它的创新性特征是：不断跨越艺术感觉培养与社会认识提升之间的界限，不断跨越形象的感性思维与抽象的理性思维方法之间的界限。在长期的艺术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笔者认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科学的思维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向学生系统讲授各种艺术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更专业地展开思维能力的训练。这其中，“系统性思维”的能力培养是优化学生思维模式的重要方面和一个可能的路径。在长期的艺术教学实践中认识到：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发展一种联想的、发散性的、对客观对象进行整体思考和整体性处理的思维模式，有益于“系统思考”的形成。
“系统思考”是指在认识事物时，要看到该事物所处的整个系统而不能只看到局部；要看到系统内各因素均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而不能静止地看事物。要看到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各种联系，善于运用一种发散性思维来进行创造性的联想、升华。美国学者丹尼斯•舍伍德指出：“系统思考的精髓是，处理真正世界中复杂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整体的观点观察周围的事物。只有拓宽视野，才能避免‘竖井’式思维和组织‘近视’这一对孪生并发症的危害———前者的危害经常表现为，对一个问题的补救只是简单地将问题从‘这里’转移到了‘那里’；后者的危害则通常表现为，对‘现在’一个问题的补救只会导致‘未来’一个更大的需要补救的问题。”[1](13)我们从教学实践中也认识到，“系统思考”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因而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关键之一是要使他们掌握“系统思考”方法。以电影音乐与影像结合所呈现的视听文本为范本，分析音乐与影像结合所产生的叙事功能，分析这种叙事文本的美学趣味和文化意义。本文试图将我们如何在艺术教育的这一领域培养学生的系统性思维能力，如何在影像的观赏、阐释中帮助学生发展出一种扩散、联想、整体分析的系统性思维的探索加以总结梳理，希望探索出在艺术教育中培养学生用系统思维观察事物的方法，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摸索一些更有效的途径。电影艺术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生动再现和变形呈示，那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各种人类生存困境均是电影的题材。研究电影艺术也就是思考那些我们认为无可置疑的存在境遇和艺术模式，使之陌生化（de-familiarize）让我们打开眼界来对其做出重新考察。电影音乐与电影表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思考它是否具有超越叙事主题的功能，思考配乐和影像之间的关系，从中引出文化阐释的命题。这些命题的发现和阐释都可以构成系统化思维模式的训练过程。
在电影音乐赏析课程的教学中，我们着重探索如何通过电影音乐文本的细读和多种知识背景的交叉综合使用来培养学生的系统思考习惯，训练学生在面对一个文艺现象和社会现象时打开视野，综合自己的多方面知识背景来系统地研究、分析对象。在艺术教育中有的放矢地发展系统化的思维模式，是在大学教育中，对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和智力教育的整合。本文侧重研究了如何引导学生用整体化的视野在影像元素与音乐的结合文本中找出思考命题，在电影艺术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中发现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并表达观点。以此训练学生面对复杂问题时能主动地运用观察力、想象力、思考力，从而培养出具有系统性分析综合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以大学艺术教育中的系统性思维的建构作考量，我们的设计是：以艺术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美学的、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引导学生发展出那种综合的、联想的、发散的思维模式。电影音乐赏析课程是跨领域的，我们和学生一起研究电影和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综合所呈现的美学特征。这种文本正好适合引导学生用整体性视野去观察现象，用综合的、启发式的、对话和讨论的方法去帮助学生发展系统化思维。
二、艺术教育中，训练学生以整体性视野在影像中发现问题
音乐教学是一门提升艺术修养的课程，我们首先把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形式感悟能力放在首位。但因为有了培养整体性思维的指导思想，我们就同时注意引导学生在电影文本中发掘出人类生活的困境和现实社会的思考命题，例如：爱情与婚姻的伦理问题、战争的正当性问题、如何有尊严地面对死亡、内心混乱与自我拯救的问题、为了正义的复仇是否具有正当性、艺术是否具有超越社会价值的纯粹性问题等等。首先是启发学生从电影文本中发现问题，从这些人类无法逃避的道德选择出发，带领学生从影像叙事和音乐结合的影像特征中，引出美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各种命题，来思考如何区分善与恶，在复杂的境遇中如何做出抉择。以美国影片《辛德勒名单》克拉夫特大屠杀的段落为范本分析，人们可以从中看出思维方法和视野的差异所导致的读解的差异，由此可以分析“竖井”式思维读解和整体性思维读解的不同。在克拉夫特大屠杀现场，德国的军人以他们特有的精确和认真态度搜查犹太人。经过白天的大搜捕和大屠杀，犹太人居民区已经人去楼空，但是还有一些人想尽一切办法藏在一切可能藏人的地方。德国士兵以他们的耐心和缜密的组织才能，居然用上了听诊器来找到躲藏在楼梯下和夹层里的犹太人。在一阵手电筒的光晃动之后，德国军队在钢琴里面、床板下面、楼板夹层中找到了躲过了白天大屠杀的残存着。又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又一批生命消失了。#p#分页标题#e#
这时，楼房的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响起了钢琴声，一个纳粹军官流畅地演奏着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48首》中的一首赋格曲。两个纳粹德国的士兵跑过来，站在门口谈论起来：“这是巴赫？”“不，这时莫扎特。”此后，这曲子就伴随着枪声一直在画面中延续，直至那个夜晚大屠杀的画面结束。课堂上讨论这一段落时，笔者向学生提出问题：在这一段中，是谁在弹钢琴？有的说没注意，也有很多学生回答说是一个犹太人在演奏，认为导演以此表现犹太人视死如归。当笔者引导学生再次仔细观看画面，却发现是一个纳粹军官在演奏，面对此结果学生们表现出的是沉默。他们不能理解，这个很有水准的音乐爱好者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军官。对此段落音乐与画面的特征的细读，学生有共识：音乐的节奏明快，与杀戮的节奏形成了强烈对比，写出了法西斯军队在执行杀人任务时的冷漠和残酷。但当我们以整体性思维的方法去引导学生，就能读出令人震撼的笔触，它的深刻性和冷峻完全游离出画面本身。经过师生共同参与的对话和讨论，我们在这一段影片中发现了诸多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音乐的本质是超越社会价值的吗？一个人的音乐修养与他的内心道德秩序是否有关系？如此冷静而有秩序的杀戮行为是否根植于我们人类的本性之中？种族优越感的意识形态灌输是怎样导致人们会毫不足惜地毁灭另一种族或者一些被认为是低贱出身的群体？在罪恶面前士兵是否有行动选择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借鉴了文学阅读的文本细读特征，是建立在把影像观赏看作是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文化现象，而不单单是一项电影音乐的纯粹趣味欣赏活动。
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理解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就必须不间断地了解我们的空间和地域，我们的历史情境，我们身居其中的政治体系，以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这样，我们以文化为支撑点细读作品，注意训练整体性的视野，这就可能形成对学生系统性思维模式的极大扩展。在美国影片《现代战争启示录》中，导演科波拉营造了一个著名的直升机轰炸越南村庄和抵抗人士的段落。在教学中，我们引导学生分析电影音乐的使用与作者意图的关系。观众看到，装备精良的美国士兵乘着直升机，前往丛林执行扫除北越武装据点的任务。在靠近目的地时，指挥官为了鼓舞士气命令士兵放瓦格纳的《女武神》中第三幕的开始曲。伴随着这段雄壮的间奏曲引子部分的响起，直升机在海平面上由远而稳驶来。铜管乐为主的乐队奏出急促的波音音型，圆号吹出时隐时现的主导动机配合着美军士兵或振奋、或恐惧的神态。当饱满有力的主题音乐由长号全奏推出时，音乐那巨大的审美感染力让听者滋生出生理、心理上的一种振奋和激昂，这种激昂的情绪充溢着整个直升机里的每个角落，士兵们甚至观众都被裹挟在这壮丽的音乐声中，那些装备精良的直升机在宽阔的海平面上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画卷。
在对这个影像段落的解读中，学生们感受到的是壮美：瓦格纳音乐的恢弘之美，美军装备精良的直升机的视觉美，宽阔的海平面和直升机之间构成的画面美。我们引导学生以政治的、历史的、人道主义情感等整体性的文化视野来细读这一段，大家终于发现，这是一部美国导演科波拉拍摄的反战影片，并不是美化和歌颂战争的片子。带着系统思维的教学目的，我们进一步给学生提出许多阐释上的疑问。为什么一部表现战争的残酷、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摧残的片子，我们却有对画面和音乐的有着一种美感的激动？这是否使我们在面对杀戮时失去了怜悯之心以及对被杀戮者的同情？瓦格纳的音乐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宏大音乐风格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义有关系吗？宏大音乐风格是否催生了听者的心理快意？宏大音乐与观赏心理是否存在智性满足？心理快意是否会让行罪者忽略当下的恶而滋生对自身行为的正当性错觉？以“竖井”式思维来观察的结果，这只不过是一段壮丽画面的典范。以整体性思维模式来细读，这里蕴含着一些引人思考的深刻命题，这些命题跨越音乐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经过启发式的讨论，同学们得出结论，这一段的意义并不是表面所呈现的激昂和国家主义宏伟颂歌，而是对战争和杀戮行为做出一种终极性的批判。通过这种发现、再认识和综合分析的过程，使学生们认识到一个艺术文本所提供的信息是开放的，其中所有元素都会让观赏者参与到一个发现的过程中来。我们认为，这个发现的过程就是思维开放模式的训练过程。
三、艺术教育中问题意识与思维拓展训练
在对音乐和影像结合所呈现的画面特征的细读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对艺术教师本身所具有的知识能力和认知能力的考验，也是在艺术教育中发展系统性思维的有效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探索一种鼓励学生对话、交谈的方法，通过对话来达成思维模式的拓展和思维方法训练。在俄罗斯哲学家巴赫金那里，对话原则是对所有交流活动的哲学概括。巴赫金给对话下的定义是“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①与苏格拉底对真理产生与对话的认识相仿，巴赫金认为，自我存在于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接壤处。“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最重要的构成自我意识的行为，是确定对他人意识（你）的关系。”这是巴赫金所说“单一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44页）的哲学内涵。[3]①就对话的功效而言，美国学者认为自由而具有深度的谈话是一种有效的思想碰撞形式。“在深度会谈时，大家以多样的观点探讨复杂的难题，每个人摊出心中的假设，并自由交换他们的想法。在一种无拘无束的探索中，人人将深藏的经验与想法完全浮现出来，而超过他们各自的想法。”[2](275)在影片《1900的传说》的课堂讨论中，我们就探索这种用对话、讨论，从作品中发现问题的方法来拓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模式。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在准备上岸的瞬间停住了脚步，他扔掉帽子，转身义无反顾地返回维杰尼亚号船上。这里，导演和作曲家莫尼康尼在配乐中用上了以铜管乐为主的管弦乐音色，以稳健的主三和弦的分解音型来烘托出男主人公内心的突然转变。在音乐与影像的结合与烘托中，他的回归被赋予了凯旋似的传奇色彩。但是这样的回头究竟是无力面对充满竞争的现实生活的懦弱，还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对内心愿望的积极回应？或许，这是对主人公内心懦弱本性的展现？我们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这些问题，意图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敏感和细致的分析读解习惯。通过一系列的这类训练和上台讲述、分小组辩论等教学形式，学生们学会了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找寻答案，他们逐渐养成习惯，以整体性视野和发散性思维来寻求对问题的解决。#p#分页标题#e#
同样的方法也在影片《指挥家的抉择》的分析教学中得到实验。这部影片的开始部分是盟军进攻柏林的炮火声，在这炮火声和炮弹的飞落的震撼和灰尘中，二十世纪伟大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正在音乐大厅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台下是表情凝重而秩序井然的纳粹官兵和普通市民。这样的开场曲令人匪夷所思，以我们既有的理论和历史常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是善与恶的对抗，而现在面对代表正义一方的盟军攻入柏林的最后时刻，创作者却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来为给欧洲带来毁灭的纳粹以精神支撑。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导演明确价值判断。以“竖井”性思维来分析，学生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也用贝多芬的壮美音乐为自己壮威！但是这引出了新的问题，在音乐美学研究和音乐史研究中，对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是他的交响曲，被认为是富有哲理的思索的结果。而在许多传统美学理念中，真、善、美是统一在一起的！对于纳粹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种族主义，肯定与贝多芬的音乐无关，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贝多芬的交响曲为纳粹所受用，并激起情感上的共鸣。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有关音乐美学与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命题：音乐是不能承担道德范畴的纯粹的艺术形式；以心理学的接受层面来说音乐只能传达出某种情绪；以音乐美学作为理论基础音乐不能传达明确的内涵。如果以形而上的思辨和实证主义相结合所认知到的问题，对于思维的优化和整合是可以预见到的。
知识在于寻求真理，寻求某些正确的理论解释，一切人类知识都难免出错，因此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阐释的空间，当我们对影像艺术重新审视时，也意味着，面对作品我们与作者是平等的，我们可以更积极主动地去发掘作者文本，从中阐释、发现出更丰富的意义和趣味，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我们自身某种创造性、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谈到康德对待知识的态度，认为康德把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过知识而寻求自我解放当作哲学研究的必要任务。波普尔是这样谈论自己对知识与心灵自由，自我解放的关系：为了精神解放而寻求知识就“要求每个人在此时此地立即行动并永远行动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可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3](179)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是获得自我解放的途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从被束缚中挣脱出来，思维也因此被激活。我们可以这样谈论一场讨论，参加者从中学到的越多，它越富有成效。这意味着：向他们提出的有趣的问题和困难的问题越多，吸引他们思考的新的答案越多；他们的观点越是动态的、可讨论、可辩驳的，就会使得个人意见有了某种公共性，这就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知识、一个社会理论学说或者艺术阐释都必须在“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中取得其合法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学生的知识视野越是开阔，思维越是活跃，课堂上师生共同的对话、提问越多，发现的艺术文本的内部联系就越多，从艺术文本中找出的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也越多。这些命题的觉察和提出可以在教师的提示和富有成效的讨论中形成。
发现和思考这些问题会使我们的电影音乐赏析课堂更加处于一种动态中，但是这些都有助学生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有助学生在艺术文本中发现一些潜在的联系和思想的悖论、以及种种有待阐释的复杂意义。在电影音乐欣赏的案例中，笔者认为：通过建立开放性的知识体系来建构一个讨论平台，使讨论富有理性和成效，从而开阔知识视野，发展出一种系统思维的模式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