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论文范例

音乐教育研究篇1

【摘要】竖笛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重要乐器，虽然没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乐器，但却是世界各地音乐教育家的不二选择，在音乐教育中被广泛运用。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将竖笛作为音乐课的重要学习内容，并将其应用于音乐教学的各个环节。竖笛在华德福学校的音乐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分析竖笛在华德福小学音乐教育中的运用，不仅能够进一步了解华德福音乐教育，还可以为我国竖笛教学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关键词】竖笛；华德福教育；小学音乐教育；教学；科乐耳

华德福教育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于1919年创立的一种新型教育体系，其教育理念建立在人智学这一哲学理论之上，致力于身、心、灵层面的全面发展。人智学是一门关于精神的科学，致力于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意识、人的生命实践以及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华德福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其音乐教育体系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华德福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竖笛教学也是独树一帜。本文将从选择竖笛的原因、选择的竖笛种类、不同年级的教学策略三个方面分析竖笛在华德福小学音乐教育的运用。一、华德福音乐教育选择竖笛的原因斯坦纳认为人类是一种音乐性的存在，音乐是人类灵魂的归宿。[1]因此，音乐是华德福教育中的重要元素，音乐教育的目标不在于把所有的孩子培养成音乐人才，而是引导孩子欣赏和热爱音乐，唤醒和滋养孩子的内在生命，引导孩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大部分华德福学校的共识是不同类型的竖笛可以作为孩子的第一件乐器。因为与大多数乐器相比，学生在学习竖笛的初期需要克服的技术困难较少，容易入门，并且竖笛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价格相对便宜，而这些也是竖笛在其他音乐教学体系中被广泛使用的原因。但不同的是，华德福学校选择竖笛还有基于人智学理论的考虑。斯坦纳建议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件乐器是管乐器，因为我们的呼吸正是声音的来源，过于鲜明的音色往往会形成很强烈的情感导向，例如马头琴的低沉深情，竹笛的灵动嘹亮等，这对于成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处于感官保护期的幼儿和情感成长初期的少儿来讲，这样的音色显然不具备普适性。而竖笛温润梦幻的音色刚好满足了这一时期孩子的感官保护需要以及没有过多情感冲击的音乐教育需求。

二、华德福学校选择的竖笛种类

（一）科乐耳竖笛

科乐耳公司根据斯坦纳在音乐中平衡思考、感觉和意志的想法为儿童设计了专门的五音竖笛和七音竖笛。科乐耳竖笛具有温暖柔和的声音，更像是人的嗓音，而不像乐器的声音，与传统木制竖笛和塑料竖笛有时会出现的刺耳音色形成鲜明对比。学生在吹奏时只需要用自然的气息穿过笛子，嘴唇保持放松的状态。[2]科乐耳五音竖笛采用梨木制作而成，其音色较为轻柔，适合年幼的孩子，有六个笛孔，我们可以吹奏出d2、e2、g2、a2、b2、d3、e3七个音，有两个音是重复的，所以相当于只有D、E、G、A、B五个音，因此被称为五音笛。科乐耳七音竖笛音域更丰富，采用枫木制作而成，音色比较响亮清脆，适合年纪大一些的孩子，有九个笛孔，音域为c2—c4（两个八度），我们可以吹奏出完整的音阶。科乐耳竖笛从上到下被磨出了三个平面，笛孔分布在三个平面上，这样的设计可以保证手指能够稳稳地按在笛子上，防止打滑。

一、裕固族音乐的历史渊源

裕固族音乐史就是裕固族的形成与发展史。裕固族音乐伴随着裕固族历史而生，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流变。考察研究音乐必须深入了解孕育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纵观诸多学者对裕固族族源历史的探究，可以梳理出以下历史和音乐发展脉络。裕固族族源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丁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的《裕固族简史》中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人传唱的《敕勒歌》，就是裕固族先民敕勒人的民歌。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人在汉唐时期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上，马背上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唐武后时(公元684年—公元740年)一部分回鹘人就从蒙古高原迁徙到河西走廊。公元744年，回鹘人建立回鹘汗国(公元744年—公元840年)称霸漠北近百年，回鹘音乐文化在整个回鹘汗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回鹘汗国居地在漠北蒙古高原，别支在天山和甘凉之间，甘凉一带的回鹘后来逐渐发展成回鹘主要的一支“甘州回鹘”。

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鹘汗国是政治稳定，军事强大，经济繁荣的漠北大国。据土耳其学者依不拉音•卡菲苏的《突厥民族文化》记载，回鹘汗国有掌管宫廷礼乐的礼赞大臣，负责给达官贵人演奏宫廷礼仪音乐。还有称之为“吐黑”的鼓吹号角演奏的鼓吹军乐、民间的娱乐音乐和萨满教诵经唱调等。由此可知漠北回鹘汗国的音乐由宫廷礼乐、民间娱乐音乐和宗教音乐等构成。台湾学者刘义棠的《维吾尔研究》中介绍:“回鹘对歌舞甚感兴趣，历史亦甚悠久，无论音乐、舞蹈、歌唱、鼓乐、马戏、羊戏、杂技以及园戏等，无一不属其所好。”根据《新唐书》记述，回鹘可汗喜欢乐舞，乐舞是宫廷礼乐的主要形式之一。唐代流行于宫廷、民间的回鹘马舞《倾杯乐》以及舞者戴兽形面具的乐舞，显示了漠北回鹘游牧生活中以马为道具编排歌舞的游牧文化和古老图腾崇拜的历史遗韵(1900年5月26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谱》中抄有用半字谱的《倾杯乐》)。

宋人王延德在《使高昌记》中记载到:回鹘“乐多琵琶，箜篌”“民好游赏，行必抱乐器”。据学者考证，从回鹘勃兴之唐、五代时期，回鹘通过联姻通婚的手段力求与中原保持友好的关系，为回鹘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历史基础，尤其是音乐文化，在和亲的过程中以礼物的形式互相赠予的乐人、乐工和乐器等文化载体，为漠北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罗艺峰在《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前景》中说到:通婚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文化融合形式。通婚不仅繁荣了中原文化，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与活力，也极大地影响了回鹘的音乐文化。公元840年，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灭被迫西迁，其中的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史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西迁后的回鹘主要使用回鹘文，宗教信仰方面，在迁徙和民族融合过程中受多重宗教因素的影响，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等。十一世纪，“甘州回鹘”被西夏所灭，一部分部落退居沙州(今敦煌)以南，称“撒里畏兀儿”。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撒里畏兀儿”人逐步和一部分蒙古人融合，形成了今天自称“尧乎尔”的裕固族。明朝中叶裕固族陆续东迁进入嘉峪关，史称“入关”，主要居住在以“肃州”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中段的山区和川区。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一)回鹘人传统音乐种类齐全，尤其是乐舞和鼓吹乐比较发达，这是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隋唐时期的七部乐、十部乐等歌舞伎乐比较发达，在唐代宫廷和西域通过和亲、联姻以及贾商经贸交易过程中乐器、乐舞、乐人、乐工之间的交流势必会使得汉乐与西域音乐交流更加便利和频繁，使得双方在音乐的繁荣发展上取得“双赢”。作为裕固族先民的回鹘人，在音乐的交流的过程中，乐器、乐舞的繁荣是必然的。

(二)回鹘人常用的民族乐器有琵琶、箜篌等弹拨弦乐。

(三)回鹘人喜好歌舞，常以草原牲畜为道具编排乐舞，有时戴动物面具表演，充分说明草原文化和图腾崇拜(崇拜狼纛是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特征)在回鹘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成为漠北回鹘人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篇

一、通过多做动作来理解拍子

节奏的律动感，是要用心去感受的，律动通常在较快的段落和有规律的伴奏音型中明显表现出来。我们要让学生多听、多想、多体会，才能把律动感完好的表现出来。当学生对一些基本节奏熟练掌握以后，我们要结合动作巩固他们的学习。学生们平时喜欢跳橡皮筋，老师可以请一位同学上台来边唱边跳，再根据节奏教学生们读，最后全班一起边读边拍手。也可以采取做游戏的方法，比如说听鼓声传花。学生们先紧紧围成一个圆圈，听鼓声来传花。鼓声比较紧促时，花就要传的快；鼓声比较慢时，花也要传得慢；如果鼓声终止了，就不用传花；老师连续敲鼓两声的时候，学生就要进行反方向传花。学生在传花的过程中会发现游戏的规律，只有把花举高慢放才可以吻合鼓的拍点。通过这些小游戏，学生体会到了音乐的连续性和流动性。

二、多读多看促进抽象理解

音乐新教材中有很多值得去看的地方，多看教材有利于学生对音乐节奏的进一步理解。比如：图形谱中颜色的深浅变化表示声音的强弱，图形的大小表示节拍力度的强弱，歌曲中的重难点节奏的表示等等。只要教师引导学生去观察和理解，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明白节奏的内在关系，同时也为读谱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对音乐节奏的认识一开始是感性的，通过读谱能让他们抽象的去理解节奏。老师引导学生用音乐的方式进行阅读，可以选择他们熟悉和喜爱的事物，比如：小动物的名字、自己的名字或是交通工具等作为基本的节奏训练。通常，低年级学生读一些本身就有节奏的儿歌更容易上手，中高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进行无规律歌词节奏的朗读来培养他们对于音乐节奏的理解力。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学生自己用“哒”这类象声词来读谱就会很流畅，这就实现了学生对音乐节奏的感性认识转化成抽象认识的目标。

三、使用乐器，再次巩固学生的节奏感

打击乐器对学生而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平时就喜欢到处敲敲打打的。但他们对打击乐器还很陌生，我们可以利用学生对打击乐器的兴趣对他们进行各种有关打击乐器的节奏训练，顺便让他们学习有关乐器方面的音乐知识。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有清脆的、浑厚的、长音或者短音，如何演奏它们才会觉得好听。之后再去学习碰铃、木鱼、三角铁之类的打击乐的节奏，让学生在不同乐器声音的体验过程中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让他们利用身边的东西，比如铅笔盒、筷子、盆之类的来创造自己喜欢的节奏。

摘要：本论文以中国知识期刊网自1979年至2018年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献内容为分析对象，从音乐文献学的视角出发，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花儿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进行呈示。从数量看2001年是分水岭，数量比之前陡增十倍；从内容看，花儿研究动向与国家大政方针密切相关，也体现出音乐文献学对花儿研究方法的导引价值。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花儿歌种;发展趋势

“文献”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对学生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现存资料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也是孔子感慨文献不足而无法深入去考证夏商之礼。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献的支撑使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处于滞后甚至空白状态，文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音乐文献学在音乐领域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音乐文献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音乐文献学是通过对音乐文献的研究，揭示音乐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发展规律，并为音乐文献的使用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较新的学科。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求，音乐文献学本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产生于明代的花儿作为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音乐形式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花儿的研究近年也越来越得到学界专家的重视。

一、1979年—1989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检索到有关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异明显，以普通刊物为主。（一）文章研究的对象花儿音乐分析、花儿演唱、创作的花儿剧、花儿音乐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儿的相互关系、花儿的历史形成以及花儿音乐审美等方面。（二）文章的叙述内容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花儿、花儿会的民间传说、口头故事等进行介绍；从文学的角度对花儿歌词的语法、方言、词式结构等进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学术身份1.花儿演唱名家有朱仲禄、苏平等，他们对花儿音乐的类别、音乐表现和演唱技艺等进行了介绍。2.高校民俗学、文学等方面的学者有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柯杨。他在1980年与雪犁合编《花儿选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丛》第3期发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颗明珠——甘肃莲花山花儿漫记》，把花儿音乐介绍到了海外。此外，还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锡文、魏泉鸣等学者。3.专业音乐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于1987年在《中国音乐学》发表《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一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花儿音乐的形态从音乐材料的分析到其历史成因和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对花儿的研究还是以文学性研究为主，对花儿的曲令音调的研究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这十年内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章为106篇，这一时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核心期刊中有关花儿的研究比上一时期明显提升。1.民俗学、文学角度的研究，从介绍、描述型发展到较深层次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如柯杨于1997年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的《花儿会——甘肃民间诗与歌的狂欢》一文。2.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杜亚雄1997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的《“洮岷花儿”与生殖崇拜》已经涉及社会学方面的问题。3.文章研究涉及的内容与前一个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结构上有了一定的调整，花儿研究中音乐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学性研究向音乐性研究倾斜。

1研究过程与方法

首先，笔者对中国知网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登载的近3年(截止于2013年12月)我国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网络检索，逐篇阅读论文的“摘要”和“绪论”等包含有研究思路或研究方法的部分，下载了所有以社会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学位论文;然后通过内容分析法选择了其中与音乐教育选题相关的23所高校的108篇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分析样本．论文“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主要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研究方法名称、数量、种类以及参考文献等信息，然后对所获数据进行建档、整理和统计，最后以这些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统计和逻辑分析．研究不仅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进行分析，而且，对反映研究者方法论立场的问题进行探讨，从宏观的方法学视角检视和讨论各篇样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情况，力图清晰地描述出目前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类硕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现状和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态势．

2样本论文的方法学特征

2．1实现定量与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

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是社会调查收集资料的标志性方法．然而，调查发现，只单独运用这两种方法收集调查资料的样本论文仅有10篇，而把定性资料收集技术同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组合起来进行运用的样本论文却有98篇(90．7%)，其中，无结构式访问法(97篇，89．8%)和现场观察法(34篇，31．5%)是被组合运用频次最高的两种定性资料收集方法．说明样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达到以定性资料来补充定量调查的结果，或把定性资料作为问卷调查的背景资料，实现两种资料的互相印证．暂且不论这两种研究预期能否实现，仅就研究方法运用而言，包容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并且混合方法研究是教育研究的第三种范式．因此，在音乐教育研究方法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研究的背景下，样本论文对定量与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组合运用，不仅符合其母学科音乐学新的研究取向，也符合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必然有利于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的发展和成熟．

2．2尝试运用多学科理论解决音乐教育实践问题

面对研究面越来越宽，研究问题越来越深的现状，保持音乐教育科学学术效力长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工作．调查发现，明确表明了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样本论文有34篇(31．5%)．这些论文大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从多学科角度对同一音乐教育现象或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使得研究的论证更加全面、科学、深刻，提升了硕士学位论文的理论深度．然而，调查中也发现大部分使用了多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样本论文在分析深度、理论运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由于硕士研究生层次的研究者属于音乐学的初学者群体，他们对跨学科、多学科的理论应用尚处于尝试阶段，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为以后的研究者融合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进行音乐教育社会调查研究开辟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武慧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回首1980年,当胡坤首次突破了中国人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零”的记录———获得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五名时,人们在惊喜之余,还以为这是个别、偶然的现象。然而自那以后,中国优秀小提琴选手陆续几十次赢得了各种国际比赛大奖,让世界乐坛刮目相看:王晓东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英国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吕思清和黄滨分别于1987年、1994年摘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桂冠等等[1](第202-206页)。如今,当我们再听到中国选手“国际比赛获奖”时,高兴之余,已不会再感到特别意外和惊奇了。诚然,我们不能自吹自擂,夸赞中国的小提琴艺术有多么辉煌;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蓬勃兴旺的整体社会环境,使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活跃、开放的国际交流和学琴热潮造就了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腾飞,涌现出薛伟、钱舟、陈曦等多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

经过几代中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优秀的中国小提琴教育家对西方小提琴艺术已经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并掌握了科学的技术训练方法,被国际著名小提琴教授迪蕾盛赞“超过欧洲所有的学校,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巴黎音乐学院”[2]。在学习、借鉴西方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小提琴艺术已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显示出可贵的特色。中国小提琴艺术由中、西两大音乐支柱所支撑,涵盖了小提琴的教学、表演、创作、制作及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属于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音乐水准的提高,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也达到了最活跃的时期。研究形式既有集中论述某一问题的专著、文集,如钱仁平撰写的《中国小提琴音乐》、洛秦主编的《小提琴艺术全览》等著作,也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一些研究生以小提琴艺术方面的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1](第191页)。与专著和学位论文相比,音乐期刊上的文章不仅具备一定的学术性,还具有时效性、广泛性特点。其中,《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刊载的论文更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代表性,对于考察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欲以1978—2008年在以上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论文为蓝本,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数量、内容、研究趋势以及作者构成等方面的统计,尝试分析与总结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78—2008年核心音乐期刊小提琴论文概况及进展

据统计,1978—2008年在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文章共计358篇(包括部分短讯和信息)。其中,《音乐研究》刊载18篇,《中国音乐学》9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5篇,《中国音乐》18篇,《人民音乐》148篇,《音乐艺术》59篇,《黄钟》31篇。关于音乐家演奏会、艺术成就、纪念及研讨会等内容的论文共140篇。其中约有近三分之一(共44篇论文)是关于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文章多角度探讨了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对小提琴演奏、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马思聪在我国小提琴艺术史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有关其他中国小提琴家,如刘育熙、胡坤、吕思清等人的文章为46篇。在介绍外国音乐家的50篇文章中,对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关注最多,有9篇文章以他为题。另外还有关于奥伊斯特拉赫、斯特恩、穆特、西琦崇子等杰出小提琴家的文章,主要涉及来访演出、讲学、回忆和怀念等内容。

研究小提琴教学和演奏理论的论文共78篇。在探讨教学方法的42篇文章中,有6篇介绍了被誉为“冠军教授”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的教学方法,将富有特色的林氏教学法从理论上进行了较系统、简明的总结。其他教学文章还谈到基本功训练、中外专家的讲学、选择教材和教学法等内容。研究小提琴演奏的36篇论文,讨论的方向集中在演奏姿势、动作、音准、发音和技术训练等具体问题上。分析小提琴音乐作品的论文共有62篇。研究中国乐曲的为40篇,其中又以对马思聪的音乐创作研究为主,占17篇。另外,还有6篇论文对备受赞誉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技法和中西结合风格进行了探讨,对杜鸣心、王强、夏良等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有专文介绍。在仅有的研究外国作品的22篇文章中,既包括演奏解析的译文,又有从主题因素、和声调性、曲式结构等创作角度对作品进行音乐学分析的论文。

在有关小提琴比赛的34篇文章(包括简讯)中,记录历届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和中国作品演奏比赛的文章为15篇,另外19篇是对国际比赛及获得国际比赛大奖的中国音乐家的介绍与采访。关于小提琴艺术史、小提琴学派的文章共18篇,涉及世界小提琴文化及其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影响、中国乐派如何形成等内容。此外,还有10篇文章主要介绍小提琴基本常识;6篇文章专门研究提琴制作;书评、声学问题等其他内容为10篇。与改革开放前仅有《音乐研究》和《人民音乐》上刊载的四十余篇小提琴文章相比,以上统计的358篇文章,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突破,体现在对小提琴艺术研究范围和深度的极大拓展: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宽,使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目光从基本演奏知识和有限几首小提琴乐曲的普及性介绍,扩大到表演教学、作品分析、国际交流以及提琴制作等各个方面。关于演奏方法的文章,除了研究左手揉弦、右手运弓等一般问题和介绍大量中外小提琴家的音乐会及演奏经验外,出现了《演奏好中国小提琴曲所需的补充技术训练》[3]《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与初步研究》[4]等文,对演奏西洋乐器与中国风格的实践结合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教学方面,从左右手训练、发音音色等常见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到多位具体小提琴教育家,如马思聪、张世祥、林耀基等以及外国大师教学方法的记述和总结(参见[5][6][7]),为小提琴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较为详实、可行的经验。

作者：周为民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了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它是一个含有多种学科内容的复合性研究领域。然而，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一直严重滞后于演奏与教学的实践发展，从钢琴艺术在中国的缘起直至“”结束，钢琴艺术理论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也曾出版了一些外国钢琴艺术理论的翻译文献，而由中国人撰写的钢琴艺术理论专著却为数甚少，直至新时期之初才开始出现了一些关于钢琴演奏与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此以后，随着社会各方面逐步走向正轨，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并且不断地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专业音乐刊物的创办，为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信息平台，从而使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了繁荣。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中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与思考，现阐述如下。

一、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献

我国对于钢琴教学理论的研究一直着眼不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钢琴教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空白状态，直至新时期之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时期曾出现了几篇关于钢琴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这些钢琴教学论文在研究程度上还很有限，还没有从深层次上阐述钢琴教学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但是，这毕竟在我国已经开始拉开了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序幕。随着新时期以来钢琴教育事业的不断繁荣，使钢琴教学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了迅速发展时期，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国关于钢琴教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关于钢琴教学基本理论的学术文献。该时期钢琴教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廖乃雄的《试论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音乐论丛》1979年第2期）、应诗真的《钢琴教学法》（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出版）、吴铁映、孙明珠的《简明钢琴教学法》（华乐出版社1997年出版）、代白生的《钢琴教学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司徒壁春、陈朗秋的《钢琴教学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樊禾心的《钢琴教学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这些文献中成熟可信的观点和清晰严谨的文风，给中国钢琴教育界带来了许多启发，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使我们不仅着眼于钢琴教学中的细节思考，而且还可以站在心理学、生理学等跨学科的高度来探究钢琴教学理论的深层意义。新时期以来最早一篇关于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文章应该是廖乃雄的《试论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该文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钢琴教学规律的相关问题，[1]这对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的钢琴教育界来说，确实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学术论文。该文作者在文章中论及了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问题，指出了在钢琴教学中教师主观施教和学生被动去学的各种弊病，他认为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发展学生的钢琴艺术水平。作者强调在现代钢琴教学中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教学理念与现代教育思潮相吻合，由此证明了作者所具有的先进教学思想。作者在文章中重点论述了如何培养学生的音乐理解力、演奏欲望、演奏技能，以及如何实施教材安排、教学进度、有效练琴等教学环节，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钢琴教学中的各类问题，作者在文章中的诸多理论观点给了当时钢琴教育界许多启发，这也正是该文对于中国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廖乃雄的这篇论文影响下，使中国钢琴教育界迅速兴起了教学理论研究的高潮，一些钢琴教育工作者纷纷对自己的教学感想进行了总结与思考，并且撰写和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据卞萌在《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一书中的资料统计：自1979年至1990年期间，在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上共发表钢琴教学理论文章83篇，这些论文主要是对各层次钢琴教学中的技巧训练、弹奏方法、作品诠释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探讨，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论题具体而实用，这些论文对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的钢琴教育界来说，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还有几篇论文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钢琴演奏的心理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也正顺应了国际钢琴教学研究从生理学到心理学的观念转变，因此，这种钢琴教学理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视角。此外，中国文化部曾在1991年主办了首届全国钢琴主科教学研讨会，在此会议上共宣讲了29篇关于钢琴教学的研究论文，此次会议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钢琴教学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期还有一些钢琴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教学方面的科研课题，撰写了许多有关钢琴教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这些论著对于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深远意义。新时期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钢琴教学理论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应诗真的《钢琴教学法》，该书主要论述了钢琴教学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2]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了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钢琴乐器的历史沿革、钢琴初级阶段的教学要点、钢琴演奏的技术形态、多声部音乐的演奏训练、钢琴踏板的使用方法、钢琴作品的演奏风格、钢琴教学大纲的制定与实施、钢琴备课的乐谱研究、钢琴演奏的心理训练等专题。该书作者运用了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观点来探讨钢琴教学中的具体问题，科学地阐述了钢琴教育领域中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从而使钢琴教学体系更加科学与完善。

应诗真对于钢琴教学方法的诸多研究与探讨，为我国钢琴教学法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以后，无论是对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法研究，还是对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法研究，在主体理论框架上都基本沿用了这种学术体系。例如：吴铁映、孙明珠的《简明钢琴教学法》、代白生的《钢琴教学法》、司徒壁春、陈朗秋的《钢琴教学法》等，这些专著都是新时期以来关于师范院校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理论文献不仅从钢琴教学法的理论界定、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钢琴教学的基本知识等原则方法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且还从音乐表现力的培养、装饰音的弹奏方式、复调音乐的演奏方法、钢琴演奏的技术训练、钢琴踏板的使用原则、钢琴演奏的视奏方法、钢琴演奏的记忆方法、钢琴演奏的练习方法、钢琴演奏的心理调控、钢琴教材的选择搭配等具体操作问题进行了阐述，这些理论文献都是作者在长期的钢琴教学实践中，归纳总结了一整套钢琴教学的方法规律，这些文献对于师范院校钢琴教学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4][5]此外，还有文献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例如：樊禾心的《钢琴教学论》是作者运用了教育学、心理学、运动医学、音乐声学等跨学科的理论知识，从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地揭示了钢琴教学的相关规律，[6]使钢琴教学研究从以往主要是对教学经验总结的操作层面提高到方法认识论的思维层面，因此，该书应该是我国第一部从教学论的角度研究钢琴教学理论的学术著作，这部专著对于音乐院校钢琴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p#分页标题#e#

【摘要】电影艺术由画面、导演、演员、场景、美工、摄影、音乐等构成，尤为重要的是音乐和画面。电影音乐受画面制约，根据人物情绪的需要和剧情的发展而出现停顿、起伏，将电影音乐影像化。《英雄》上映于2002年，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谭盾为其配乐。本文以知网搜索到的18篇与之相关的文章为例，分析《英雄》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不足。

【关键词】谭盾；英雄；研究现状

一、叙事风格及影片情节

《英雄》采用整体叙事结构，用“戏中戏”的表现方式来呈现整个故事。“战国后期，战火纷扰、群雄并起。先后盛极一时的七雄中，唯有秦国雄霸一方。秦王为一统天下，发动了对赵国等诸侯六国的讨伐战争。秦王的野心激起了各诸侯国侠士的强烈不满，纷纷伺机刺杀秦王。赵国刺客长空、情侣刺客残剑、飞雪三人最为秦王忌惮。秦王下令凡能缉拿刺客长空者，可近秦王20步；击杀残剑、飞雪者，可近秦王10步，封官加帛。3年前，情侣刺客残剑、飞雪双双闯入秦宫，刺杀秦王，但在最后时刻，残剑放弃了亲手血刃秦王的机会；残剑此举，飞雪甚为不解。从此，两人生怨。3年后，秦国侠士无名，实为赵国人，为报“国仇家恨”，也加入到刺秦行列。他潜入秦国，花了10年的功夫，练就了一身最为上乘的功夫“十步一杀”，即在10步之内，可击杀任何目标。无名前来与长空、残剑和飞雪商议刺秦事宜。同门师兄长空为能让无名接近秦王，在漏顶棋馆，佯败在无名剑下。无名求助残剑、飞雪，遭到残剑的断然拒绝。残剑的态度更引来了飞雪的不满。残剑力劝无名放弃刺秦，这使无名大为不解。在无名赴秦的路上，残剑以两字相赠无名：天下。并解释说，这是他多年悟出来的道理，秦王不可杀。积怨已深的飞雪再也不能理解残剑的劝阻行为。残剑为证明对飞雪的感情以及对社稷苍生的期待，幽怨地死在飞雪的剑下。飞雪深为愧疚，最后双双戕身戈壁大漠。秦王召见无名。无名讲述刺杀三刺客的经过，取得了十步于秦王的最高规格。无名抓住机会，飞身刺向秦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无名最终放弃了。无名以社稷苍生为由，要求秦王一统七国，结束经年战争和历史恩怨。最终无名死于秦兵矢如飞蝗的箭雨之中。整个故事以无名上殿刺杀秦王的过程展开，通过无名与秦王的对话展开无名与长空、残剑、飞雪的故事，故事结束，无名刺秦。可以看出故事的主线是无名刺秦，故事的副线有2条，分别是无名击杀长空，及无名击杀残剑、飞雪。”[1]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在知网搜索关键词“谭盾英雄”，现已搜集到的相关文献有18篇，其中硕士论文4篇。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电影音乐《英雄》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对内容的梳理，本综述将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五类：研究音乐发展技术手段的文章有2篇，探讨电影音乐创作特色的文章有7篇，分析武侠电影本体的文章有2篇，探析配器技法的文章有5篇，新闻报道的文章有2篇。

（一）研究音乐发展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