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致良知说的现实教育价值，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赵小庆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一、致良知的理论学术价值
1、朱子理学中"天理"的内涵
理学发端于北宋，经周敦颐、二程，朱熹最终建立起整套理学体系。在朱熹那里，理也叫"太极"，"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朱子语类》卷一）"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是"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以然"即是决定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内在本质或规律，是"物理"，"事理"；"所当然"则是规范人的活动的各种准则（主要是道德准则），是"性理"。理是超时空的实体，是"形而上者"，构成生物之本：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虽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答黄道夫》，《晦庵集》卷五十八）理气关系就是形上、行下，道器，形式因、质料因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是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是气之所以然的本体依据，人物之生，禀理为性，禀气为形，气之清浊各有不同，才造成有贤有愚。普遍的、外在的天理赋予人为人性，赋予物为物性，构成人和物的本质，同一的本体即天理之所以然表现在不同的现象中就是性理之当然，物理之实然，事理之必然，这就是理一分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是一已，及散在江湖，不可谓月已分也。"天理是总规律，万事万物各自的特殊规律虽然千千万万却都是物理事理，但都是从天理那里来的，是天理在具体事物中的表现，而性理之当然终极化为天理之所以然，于是物理之实然，事理之必然都转化为性理之当然，将至善赋予万事万物，成为宇宙的普遍原则，把宇宙万物都镀上了道德的光芒，因此要求理，把握形而上之天理，就要格物致"知"，朱熹解释格物致知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认为人要体认天理，必须接触万事万物，去体认蕴涵于万事万物之上之物理事理，即向外穷理以求得知识，追求性理也就是天理。这也是朱熹的知行观和工夫论。见《大学章句》中的补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在这里，由于人心之知有未尽处，人心所禀受的天理尚没有完全为人所认识，所以需要"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熹通过格物的方法认识事物之中蕴含的天理，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脉相承的，朱熹以儒家正统自居，固然追求道德伦理上的提高与超越，这是千百年来儒家矢志不渝追求的优良传统和最终目的，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其实也就是性理之所以然，通过学习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他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认为人的道德水平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由道问学到尊德性。
2、"理"的外在制约性不能解决内在道德性的意愿要求
在朱子体系中，理同时又是当然之则，具有外在的性质特点：说是非礼勿视，自是天理付与自家只眼，不曾教自家视非礼，才视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听，自是天理与自家只耳，不曾教自家听非礼，才听非礼，便不是天理。理实际上作为超验的主宰而支配着主体的行为，表现为异己的、外在的规范，具有自不容己的特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所谓理也。"事实上朱熹在这里把自律和他律混淆在一起，世界被二重化了，一面是形而上的性理世界"则只是一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行迹"，一面是依存于理的物质世界，但由于理的先天超验性，朱熹不能把这二者统一起来。因为对万事万物的具体的物理的探究终究不能必然导致认识主体的内心心灵的升华，外在的道德律令只有和主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才能自觉地转化为有效的行为规范。而每个人所受禀赋的气因有清浊之分，故有贤愚之别，并非人人都是圣贤君子，即便是格尽天下之物理，又如何能自觉达到儒家所追求的修身，提高道德境界，成圣成贤？从事物理研究的知识论的工夫进路无法导致必然的道德性理的实现，这就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道问学"何以必然导致"尊德性"？在王阳明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成为一体。朱子以理为高高在上的本体，作为认识主体和行为主体的人只能通过探究万事万物之理来达到对绝对的天理体认，将天理置身于作为认识主体的心之外，这就导致格物方法和成圣目的的背离和紧张，削弱了知识论的道德实践功能，不可避免地在朱子学内部造成知识探求和道德实践的紧张和分立。这就成为朱子理学体系的硬伤，受到其后心学一派的质疑和批评。
1、朱子理学的历史弊端
明王朝开国伊始就将百年前同为朱姓本家的朱熹的学说作为主流思想学说，朱子理学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尊崇和宣扬。洪武三年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其中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起兵，使用武力夺去了他侄儿建文帝朱允?的皇位，但是在提倡朱子学方面也是不落人后。永乐年间，状元出身的胡广等人奉御旨编订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礼部刊赐天下，规定科举考试以《大全》为准绳，这三部大全实际上是以朱子学为标准所做的经传、集注的汇编，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举子士人只有背诵和固守朱学教条才能跻身仕途，一般士人都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拘泥于师训和繁琐的注疏，思想僵化，无才无能，为功名利禄丧失常心和人品；读圣贤之书，不是为了正其心诚其意，学习实践圣人之道，而是为了作时文，为了应付场屋考试，嘴里说的是孔孟之言，做的却是利己之行。朱子学和功名利禄挂上了钩，这就使得朱子学逐渐僵化、支离化，丧失了内在的精神活力，变成了和修身养性无关的东西，甚至沦为争名逐利的工具。士大夫"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传习录》中）皇帝昏聩，数年不朝；朝堂之上，奸佞当道，良善遭恶；市井之中，争名逐利，世风日下。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封建社会危机四伏：土地兼并严重导致流民增加，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成为冲击封建经济的新的因素；封建统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宦官专权，藩王起兵争夺皇位，封建伦理纲常受到不断冲击和破坏。#p#分页标题#e#
明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在思想领域"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高攀龙传》，《东林列传》卷二）而被奉为正统的朱子学说却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日益支离化和功利化，导致学用脱离，言行不一。"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读书人不是以尊德性为本体，以道问学为功夫，知行相顾，成为圣贤，而是琢磨着八股文的章法，寻思如何通过考试做官发财。而那些贪官奸臣大多是开口必称孔孟程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十年寒窗的理学熏陶并没有使其成为圣贤君子，反而使其更为虚伪，奢靡。"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赏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书林司训卷》，《全集》卷八）大多高级知识分子忘记了儒家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不但不能担当起矫治社会弊病的重任，反而自觉成了败坏社会的帮凶。朝廷御用的朱子学，成了世人钓名射利的工具，"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答顾东桥书》，《传习录》（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闻见之知的增加伴随的并不是伦理道德，修养境界的水涨船高，而这与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产生了严重的背离，这就强烈呼唤一种新的学术理论来拯救时弊，达到澄清心灵、拯救社会风气的作用。
王阳明作为信奉儒家的知识分子，自幼接受孔孟之道的说教，当然继承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时时不忘兼济天下，革除时弊。他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面对社会危机，深感于"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已到了"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所以决心要寻求一种能使天下事势"起死回生"的良方。他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只作为饵名钓誉之阶，无补于社稷安危："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圣人之学遂废。（"《别湛甘泉序》，《王文成全书》卷七）在他经历了遍读群经和仕途沉浮的各种经历之后终于建立起了一整套心学理论，提出了"致良知"说，强调"发明本心"，向内心深处找回被物欲蒙蔽的天理良知，把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这是王阳明在继承陆九渊"心即理"思想和改造朱熹的格物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说，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
2、致良知说的当代现实意义
当代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特征日益凸现，物质世界的丰裕，现实利益的诱惑，使世人往往沉溺于对外在物质利益的不择手段的追求之中而乐此不疲。可怕的是在物质的大海之中随波逐流的结果却往往是迷失了通往彼岸的正确航向，功名利禄的获取并没有带来灵魂上的多少满足和安慰，人们常常在获得了外在的权力地位和财富之后发现伴随而来的不是预期的满足感和充实感，却是心灵世界的空虚茫然与无所寄托。我们应该怎样的活着，怎样的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当代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归根到底是精神信仰的危机，不甘沉沦的人遍寻诸子百家的种种理论研究，寻找精神上的灵丹妙药来对症下药，拯救时弊。其实早在几百年前的阳明先生在遍寻群经和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起伏之后，提出了所谓的"真圣门正眼法藏"、"圣人教人第一义"的"致良知"说，已经开出了医治社会弊病的药方，正如他在《答聂文蔚》（《传习录》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50页，2000年12月第一版）中自己所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就是让被物欲所遮蔽的良知本心恢复本来状态，当然我们首先承认的是人性本善这一前提，这也是社会弊病可以治疗的逻辑前提，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只有从人、人心上下药诊治，社会病症才能标本兼治。让良知（心）自现，拂去蒙在赤诚心灵上的物欲尘埃，如同让乌云散去现出灿烂太阳。只有从灵魂深处找到赤诚的良知，恢复本然的状态，人类和社会才能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不会迷失在现实的物欲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才能真正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