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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商建华 马亮亮 牟光庆 房学军 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通识教育的演化
“通识教育”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概念。通识教育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论衡》中说：“博览古今为通人”，《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通识教育可产生通人、全人，而古今中外的大家大多为通人。第一个把通识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人是美国博德因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Packard）教授[1]。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这一人才培养理念目前已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思想转变为“专业教育”思想之后，现代教育理念与实用主义之争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为先行，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已开始重视通识教育，并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我国港台澳地区的通识教育，如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在五、六十年代起步，至今已积累了较多经验；目前，中国大陆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为首，对通识教育方式进行了一定的的改革和尝试，其他高等院校的通识培养也在不同程度上纷纷开展，且如火如荼。
高校通识教育的问题
我们在对通识教育改革作出大胆尝试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目前国内开展通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识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理念，它区别于专业教育，以“培养全人”为第一要务。通识教育同时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一种教育体系，而不是简单的人文教育，更不是泛泛的知识教育。首先，通识教育不同于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贯通科学、人文、艺术与社会之间经络的能力素养，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注重专业横向的拓宽和纵向的延伸。通识教育更不是泛泛的知识教育，而是注重课程间的有机渗透与融合。目前国内高校的很多教育工作者对通识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有些教师对通识教育的概念和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认识还含糊不清。通识教育需要从教育管理者到高校教师达成共识，并能针对不同高校的办学特点和学校特色，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从而开展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通识教育。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通识教育，才可能有较高的质量。然而，有的高校只是为了追赶潮流开展通识教育，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往往换汤不换药，流于形式，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对通识教育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足。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一向是中美两国大学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哈佛核心课程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理念上最完满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一种实施方式”[2]。然而，即使是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也问题重重。而我国教育学界对通识教育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达成共识，虽然以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和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最见系统，加之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院校所进行了文科实验班等形式的本科教育改革，但在大背景缺乏支持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遇到体制性的障碍。比如，北大元培计划旨在“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规定学生原则上可以自由选择专业，而大部分学生往往集中于少数热门专业，造成一些院系的专业选择的学生人数居高不下，而少数院系选择的人数又太少，甚至个别院系无人选择[3]。在此情形下，势必引发一些学者对通识教育在国内的推行存有争议。
目前，国内外开展通识教育的现状都是更多依靠课堂这一主渠道来完成，因此，通识核心课程承担着通识教育的主要责任。而国内大学的通识核心课程则更多地被两课、数学、计算机类课程占据。很多高校教师甚至高校教育管理者都没有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够的。通识教育要破除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要贯通中西，融会古今，力求使学生综合全面地了解知识的总体状况，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的有机关联。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教育体制原因外，一些高校没有从自身条件出发，而是盲目跟风。其结果，只是单纯为了开展而开展，完全达不到通识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的。通识选修课程单纯强调人文素质教育，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识核心课程所受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由通识选修课程来弥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由西方传入的通识教育和我国提出的素质教育无本质区别，致使很多高校素质教育的开展完全依靠人文教育，因此，用人文素质教育代替通识选修课程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种情况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文类课程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容易开展。首先，从学生接受的程度来说，人文类课程尤其是艺术类课程先天的对学生具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原因是这类课程一般比较容易通过，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对会比较枯燥并且难于通过。因此，学生对后者选修的积极性不高。其次，对于高校教师而言，理科教师要开设理科类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就要完全不同于给理工科学生上课或上专业课，需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且要深入浅出，这样，教师几乎需要重新准备一门课程，而各个学校对于选修课的鼓励政策不同，开课成本也可能过高，因此，教师往往也缺乏开课的积极性。
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比例掌握不当，二者相互影响国内少数名牌大学实行的是通识课程学分比例较高、专业教育采用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目的是培养精英人才。而很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高校也效仿名牌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结果导致很多高校的通识教育在实行过程中，专业课程与通识教育课程二者比例不合适，文科类几乎是1∶1，理工科好一点，但是通识课程比例也大多偏高。如此一来，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地方高校来说，专业化程度明显不足。从知识结构看，没有突出主干学科和一定的知识面；从能力结构看，没有强调注意培养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实验研究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等[4]。受此影响，甚至有些专科院校也对开展通识教育跃跃欲试。可以说，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着高校的通识教育该如何开展，同时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更要符合学校的定位与社会需求，就像人参也并不适合每个人都吃一样，需要因人而异，定时定量。#p#分页标题#e#
推进高校通识教育的策略
通识教育的理念需要一个由内化到外化的过程。通识教育是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包括文学、科学和社会学，用以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它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海越在《教育》2009年第32期里谈到的，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如同梁启超在《拈花笑佛》一书中谈及的文化问题。文化就如同沏茶的紫砂壶，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虽然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但是茶的精髓却氤氲在了茶壶的骨子里，沏出的茶的味道和一把生的紫砂壶相比就是不一样。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的素质，它是一点一点熏陶出来的，它能使学生在今后的专业学习中无声地受教，而受教的程度并非某仪器、某工具可以具体测量的。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同时又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既要在课程设置上形成体系，又要使每一门通识课程都具有特定的教育意义。哈佛大学的通识课程就围绕着每一类核心课程的培养目标，将该门类的知识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或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对通识课程的学习形成思维体系，从多种途径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深入调研，走适合自己的通识教育之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校在开展通识教育之前，必须要做好深入的调研。这种调研既包括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成功以及失败经验，也要包括对本校校情、学情的调研。第一，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的开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既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就需要我们就如何开展通识教育展开充分的调研，只有适合本校校情和学情才是最好的，才能是最有益于本校人才培养的模式。第二，要认识到高校是否具有充足的条件，能在多大层面上开展通识教育。比如，是否实施弹性学分制，是否有足够的师资，是否能够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与激励机制等等。以上条件将决定一所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步伐要迈多大、多远和能迈多大、多远。要做好宣传与引导工作，使本校的通识教育理念与方法深入教育管理者和广大师生之间，使其获得广泛地认同，从而走适合自己的通识教育之路。建立制度，完善配套的管理与保障机制很多高校为保障通识教育的顺利开展，纷纷建立了规范的通识教育专门机构。例如，台湾各高校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各异，规模不一，权责的归属亦有不同的设计。1990年，台湾清华大学正式成立第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成为与学院同级的单位。目前，台湾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实体性的通识教育机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许多通识教育中心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方便交流合作[5]。虽然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等在开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阻力，但是也积累了很丰富的管理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与进一步探讨。
通识教育的基本涵义在不同制度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大学有着不同的理解，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与设置也有很大的差异。见表一。汕头大学高教所陈小红在《试论通识教育与大学改革》中指出，在大学改革中，核心的问题是对大学课程的改革。要着力打造适合本校发展与特色的通识教育方式，为此就要做到以下几点。通识课程体系要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从表一可以看出，推行通识教育的国内外著名大学，课程体系设置上均体现了多学科的综合、跨学科的交融甚至人与自然、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纵观表一高校的通识教育，国外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大学的通识课程间体系比较完善，特色比较鲜明，课程综合程度比较高；而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国内高校，其通识课程体系比较松散，课程与课程大类之间的培养目标不十分明确，课程综合程度也比较低。因此，我们更要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下功夫，要做到文理兼备、交叉融合，从而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更要使通识课程设置形成体系，注重通识课程之间的联系，每一门通识课程都要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并且该目标要符合所属类别通识课程的培养目标。比如，哈佛大学核心通识课程在每一类中都有知识的渐深式推进，并且将知识的社会应用放在极高的位置。通识课程设置要在兼顾文理的同时，还要根据学校实际有所偏重。
比如，以文科为主的高校可以多强调自然科学类通识课程的选修学分，而理工类院校则可以多开设些人文、社会层面的通识课程。使不同学科相互交叉，互相补充，拓展视野，相得益彰。首先，开展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改革高校专业划分过细、毕业生对社会工作适应力差的现状和弊端，并不是要取消专业，而是要更加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相互渗透、融合。当今，哈佛、北大等名校的通识教育保持了自由教育的精神，但又不是简单地继承自由教育，因为他们并不反对专业教育，而是对专业教育的修正和补充。其次，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大学的责任，同时也是小学、中学甚至是全社会的责任。因此，不能矫枉过正，毕其功于一役，由大学来承担全部通识教育的责任。大学的通识课程应该是具有一定基础的少而精的通识课程，是高层面的知识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外感及内化，也是专业教育的先行和基础。它不同于自由教育，以培养精英、全才为目标，因此，不能因为推行通识教育而冲淡专业素质的培养。由此可见，通识教育的开展并不是对专业教育的全盘否定，但也不是要求高校培养又通又专的人才，而是根据各个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结合高校定位及社会需求实际，判定一个合适的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学分比例。若高校定位于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精英人才，通识课程的比重必然要加大；若高校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专业课程的比重则需要较前者提高。
通识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可以说，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都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创新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突破口，是素质教育的具体和深化。通识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主体之一，开展实践和创新教育势在必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6]。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出发，以课堂这一主渠道进行通识教育还需要第二、第三课堂的补充。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开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突破理论的局限，知行合一，由“知其然”达到“知其所以然”。茅以升这样总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工学交替，习而学”，此处“工”为动词，实践之意。哈佛大学通识课程的指向性也非常明确，即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目前，国内通识课程对实践的要求还普遍偏低，实践的形式也比较单一。要想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营造创新环境，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建立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创新实践形式，从多个角度、多种方式思考实践环节的开展。#p#分页标题#e#
通识教育理念虽然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但是完全忽略现实的教育会如空中楼阁，缺乏应用的基础。在众多高校纷纷开展通识教育的形势下，如何科学定位、创出特色，让自己的毕业生脱颖而出？实践证明，依托学校强势学科的背景及以此辐射出的校园文化，利用学校强势学科的带头作用，将强势学科的一般理论融入通识教育，将学校特色专业的特色教育向全校学生做综合性的普及，不失为一种彰显学校特色、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有效方法。例如，哈佛核心课程试图向学生提供一种共同的背景，目前有8个领域180多门课程的具体设计，都是为了充分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而经过修习又能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让所有的哈佛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学识”———“对自然宇宙、人类社会和自身的知识的了解”。共同的学识指的是，学生都熟悉这些主要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历史研究、研读外国文化等，而不是指学习相同的科目，而是要所有的学生学习思考的途径和分析的方法[7]。
通识教育要想达到其教育目的，必先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如果这一起码的条件不能具备，那么一切都是空谈。当下，高校的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时值中年，正是我国专业教育的产物。如果本身不能从更综合的角度解读知识、不能从更高的视野分析问题，那么又怎能将通识教育理念更好地贯彻执行，让学生具有对真善美的判断与领悟，具有对科学真理的正确态度、探索和追求呢？因此，如何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我们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总之，通识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教师是摆脱蒙昧、开启智慧、传播真善美、传递信仰、知识和激发创造力的桥梁，肩负着延续和创造的双重使命。要在通识教育改革的路上不断探索，不仅需要高校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民主的风范，还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力量以及为通识教育无私奉献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