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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龙 张浩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
媒介素养是一种在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它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算能力）的延伸，并能帮助大众正确理解各种媒体信息，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还是在大众传媒设施的拥有、信息资源的接收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其媒介素养要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甘肃是我国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这种滞后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少数民族地区因宗教、文化、地域等原因信息传媒技术发展更加缓慢，这在客观上导致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普遍较低。当今的信息媒介时代，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传播媒介，已经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对个人而言，媒介是了解外部世界、沟通外部世界的必要方式，这就要求媒介的受众必须具备媒介素养，以达到能在纷繁复杂的媒体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断提升自己认知社会环境的能力。对整个社会而言，其媒介素养高低决定着其理性程度、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意义。
积石山县信息传媒及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程
保安族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为积石山县)，少数散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其他各县以及青海省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保安族人口1.65万人，其中甘肃省有1.52万人，积石山县有1.412万人，分别占全国保安族总人口的92.1%和85.5%。保安族是甘肃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保安族、裕固族、东乡族）中人数最少的一个[4]，而其主要聚居地———积石山县也是全国惟一的保安族聚居地。解放建国后，积石山县信息传媒及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解放初期；从1956年甘肃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建立到“”结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发展阶段及其发展特点如下：第一个时期是从1949—1955年。该阶段积石山县信息传播的主要阵地是清真寺等宗教寺庙，主要是寺院专职宗教人员通过讲经行口头传播宗教经典。如保安族、东乡族利用清真寺，由阿旬通过礼拜等宗教仪式讲解《古兰经》来传播伊斯兰教文化；裕固族利用黄藏寺，通过喇嘛解释《中华大藏经》等佛教经典，以及通过庙会朝圣等宗教活动来传播宗教知识与民族文化。这个时期积石山县信息传播呈现出受众的封闭性和传播内容的单一性等特性。同时由于政教合一，宗教信息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5]。第二个时期是从民族区域自治体制建立到“”结束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引导下，1956年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于政教分离，国民教育也不再是宗教的附属，积石山县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因而此时其媒介信息传播有了新的特点。首先是信息源多元化，政府、学校、各种团体中的少数民族代表，都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信息源；其次是信息量的增加和信息内容的多元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知识，都成为信息传播的内容；再次是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即信息传播不再是封闭的宗教空间，而是广阔的社会空间内多维互动传播。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事业与其它各项事业一样，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是传播设施大幅度增加，传播手段进一步改善，传播媒体的数量和品种有了明显增加。以积石山县为例，截至2011年底，该县“村村通”106个站（室），已运行89个，2008年以来，该县积极开展广播电视的卫星接收工作，106个村村通站（室）共安装109个地面卫星接受设施，各中小学安装145面，完成农村零散用户3013户的地面卫星接受设施的转星调整工作。同时，通过“2131”农村电影放映计划等活动，2010全年公放映674场次，观众约67.6万人次①。
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提升的主要因素
与建国前相比，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信息传播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但是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其仍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由于历史文化、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制度因素的制约，保安族的媒介素养总体水平仍然较低。我国各少数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甘肃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族信仰某种宗教。如保安族就信奉伊斯兰教，其教规、教义非常完整，甚至有自己的法律伊斯兰法。解放前乃至到建国初期，宗教成为少数民族处理各种关系、规范人们言行的准则和依据，已深入渗透至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各个领域，并在一定时期内对媒介信息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宗教所信仰、宣传的神治和神的权威，越来越与大众媒介宣传的科学性和真实性相背离，越来越不能适应媒介信息传播的需要。长期以来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要求以及媒介知识的了解来自社会对媒介的本能反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媒介文化接受者的素养结构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媒介文化的变迁。媒介素养结构动态化调整是大势所趋[6]。从目前情况看，在我国甘肃的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意识、习惯还将长期存在，特别是这其中的一些落后成分，非常不利于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这种传统意识和习惯表现为大多数人对媒介及媒介信息的接受非常被动，媒介素养处于自发的状态而非自觉的状态。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制度的缺失，更纵容了传统意识的惯性运动，助长了决策者与接受者在思想意识上对媒介素养的轻视。言制约了媒介信息的传播效果以积石山县为例，建国以前的保安族的传统教育以家庭教育和经堂教育为主。建国后，囿于主观意愿及经济发展、地域、限制等客观条件,保安族的学校教育开办较晚，教育发展非常缓慢，科学技术和人文教育发展几乎是一片空白[7]。2010年，积石山县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仅为4.17%，高中学历为8.33%，初中学历为20.83%，小学的占31.25%，文盲却高达35.42%。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对学习理解媒介知识，提高甄别媒介信息，提升媒介素养增大了难度。同时，保安族信仰伊斯兰教，主张教内通婚，由近亲、准近亲结婚造成的弱智人口约占保安族总人口的2%[7]，人口素质偏低与现代媒介文化发展不相适应。在语言交流方面，积石山县少数民族使用语言十分复杂，并且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保安族平时使用保安语，同时一部分人兼通汉语，通用汉文，而一部分人则不会。裕固族和东乡族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这三个民族同时都分布在积石山县里。因此，媒介素养教育便不能象在汉族地区那样只用一种语言文字宣传了。而至少则要用4种语言的媒介素养教育教材，才能基本满足该地区媒介素养育的需要，这加大了媒介传播的成本，影响了大众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效率。#p#分页标题#e#
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提升措施
21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相当水平的媒介素养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无论哪个具体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时代，这种民族平等应该是各民族平等享有媒介素养教育，平等共享社会信息，从而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此，为提升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水平，建议：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是困扰该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其媒介素养教育事业也不例外。所以，要想搞好该地区媒介素养教育，就必须花大力气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只有具备了强有力的政策制度支撑，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教育事业发展才能得到持久而有力的资金保障。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充分融合政府、学校、家庭、科研和大众传媒机构的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教育扶持机制。为此，中央、省、州、县等各级政府应给予该地区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积极鼓励各类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和社会各界为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投入资金。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凸现出来，人们对媒介素养意识更是不断增强。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着手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在全体公民中，尤其是在媒介意识薄弱的弱势群体中的普及，少数民族地区更应该如此[8]。从目前情况看，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最大的障碍就是媒介意识上的落后，大多数居民对媒介及媒介信息还是被动接受，其媒介素养还处于自发状态。因此，可以将媒介素养课程列为民族地区教育课程内容；同时，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意识，做到通过宗教宣传科学，并逐渐扭转不良的宗教意识。与发达地区相比，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存在地广人稀、多个差异较大民族共存、传播媒介普及落后等复杂性与特殊性，科学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就显得尤十分重要。
第一，多元化、多维式的教育方法。一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整合学校教育中的媒介素养与其他学科课程。同时，抓好学校媒介素养教育与其他社会教育的协调，把课内和课外教育连为一体[9]，即在某些条件不足以开展学校教育的地方采用隐性教学方法[8]。二是营造多维式的教育格局。首先，对在校中小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并以此为突破口，通过学生影响其家庭成员达到家庭教育的目标。其次，强化媒介素养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增强媒介素养教育系统的整体功效,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多维媒介素养教育格局。第二，着重培养意见领袖[8，10]。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一部分受众主要通过其周边地域范围的意见领袖获取信息。意见领袖主要包括宗教首领、族长、以及部分有威望的教师等。在类似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特殊的地域环境，意见领袖们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基层政府和学校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意见领袖们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而再通过他们的间接影响来提高当地民众的媒介素养是可行之策。提高民族地区民众自身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人口素质，有助于提高其主动寻求和使用媒介的意识与能力。为此，一要加大宣传力度，尽可能地拓展保安族通婚圈，提高保安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先天素质；二是继续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同时开设扫盲班，促进民族地区人口文化水平；三要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努力提高民族地区劳动人口的技术水平，切实提高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