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农村籍大学生教育公平发展现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农村籍大学生① 就业困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生就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高等教育的一大新难题。经过就业市场多年的洗礼，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已经细化和分化。与来自城市的学生相比，农村籍毕业生的求职难度更大，不但求职渠道比较单一，而且就业质量较低。 从求职渠道看，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渠道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招聘会;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专业的求职网站;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等。农村籍大学生一般都通过招聘会或专业的求职网站求职，很少有通过社会关系而就业的。近年来，大学招聘会的成功率在下降，而毕业生所享有的社会资源却成为就业的重要保证。据调查，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最主要的求职渠道是“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而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家庭的毕业生则是“通过亲友得到的招聘信息”［1］。 从大学毕业生初次求职成功的渠道看，在2009届毕业生中，“211”院校毕业生30%是参加大学招聘会，14%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非“211”本科院校毕业生18%是参加大学招聘会，20%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15%是参加大学招聘会，26%是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2］。这说明，社会关系是就业中仅次于招聘会的一条重要渠道，并且这一现象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2009届无论哪一层次的学校毕业生，通过亲友得到招聘信息而就业的比例都比2008届的有所增加，而大学招聘会的成功率则大幅度下降。从上述数据可以得到的另一个结论是:所就读学校的层次越低，通过社会关系而就业的大学生比例越大。 农村籍大学生就业质量也较低(本文以雇主性质和毕业后半年的薪资水平衡量来就业质量)。农村籍大学生毕业后受雇于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比例较大。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数据看，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就职于私营企业的占48%，就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占21%，只有23%的农村籍大学生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而城镇学生54%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的占19%［3］。从全国范围看，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最低，而他们入学的高考平均分却高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女［4］。在2008届和2009届毕业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由于受雇于民营企业，收入低，专业不对口，离职率较高，很多人成为大城市里的“漂族”(又称为“蚁族”)。京沪深周边的大学生漂族更多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他们的家乡多为地级及以下城市或农村。在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本科毕业生在低收入的就业漂族中占50%以上，而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毕业生在低收入的就业漂族中仅占10%［5］。这些低收入就业漂族毕业半年后的月薪约相当于同届毕业生全国平均月薪的一半［6］。 由于就业困难，部分成绩优异的农村籍毕业生在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被迫选择读研，这导致农村籍大学生在国内读研的比例比较高。在2008届毕业生中，占本科毕业生约45%的农民和农民工家庭的毕业生占一毕业就读研人数的50%［7］。很多读研的学生并非热爱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就业。在2009届“211”院校毕业生中，因为就业问题和职业前景而读研的比例高达66%，仅有14%的学生因想做学术研究而读研［8］。在非“211”本科院校，这一比例更低。同时，求职的区域越广，所需的求职费用(主要包括交通费、住宿费等)也越高，很多贫困生因为无力承担高额的求职费用而放弃了一些本来就难得的应聘机会。综合来看，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度大，就业质量较低，在就业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二、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造成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农村籍毕业生缺乏社会关系，没有背景，在应聘中处于劣势。在就业竞争中，城市学生的父母利用本身的社会资源为子女就业提供帮助，他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决定子女的就业。很多国企(如垄断、半垄断型国企)、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员工子女招聘有内部指标，外人根本没有机会。这使得理应同等的就业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而异。其二，用人单位对农村籍毕业生的就业歧视。一方面，农村大学生综合素质(谈吐、气质、见识)一般不如城市大学生，在面试中处在劣势;另一方面，部分用人单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倾向于录用有社会关系的大学生。他们被认为可以为单位带来更大的利益。这些单位还担心农村大学生因为生活压力大、负担重而影响工作。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资源失衡使得农村籍大学生在与城市大学生的就业竞争中从源头(在小学享有的教育资源)到终点(就业机会)都处于劣势地位。教育资源失衡导致农村籍大学生在重点高校就读的比例偏低，就读的学校层次普遍较低，进而使得他们在以名校为导向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形成了先城市后农村、先重点再普通、先市民子弟后农村子弟的资源配置路线。这种“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明确地制造学校的差别，城市的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理念和教学设备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农村学校，而农村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学校，设备匮乏，师资流失严重。集中了优质资源的城市(含县城)重点学校吸纳了更多的社会优势阶层子女，城市学生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因而在综合素质、升学能力方面远远超过农村孩子。机会的不平等延续到高考阶段。其一，高考试卷出题，测试的内容背离农村教育实际，更有利于在城市生活的学生，如英语考试增加口语和听力部分、注重综合素质的考查等都是城市化办学思维的体现。其二，高等教育招生指标向发达地区倾斜，重点大学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在当地的招生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三，高考制度改革，尤其是自主招生改革，从笔试的组织到面试的安排，都主要从城市学生出发，而较少考虑农村学生的具体情况。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大学的农村考生人数远低于城市考生。随着自主招生参与学校的增加、规模的增大，农村学生的劣势将更为凸显。至于加分制度与特长生制度更是与农村学生无关。长期、全面的教育不公平导致“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寒门难出贵子”。农村学生考入大学的不少，但考入名校和重点院校的比例在逐年减少。即使考入重点大学，农村学生也多是就读于非热门专业。在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占总人数17%，而当年的高考中，农村考生比例占62%。1978－1998年，北京大学来自农村的学子占三成，而自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不只北大、清华，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断滑落［9］。即使在农村学生一直占较大比例的农业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据中国农业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2年至2010年，该校本科新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一直稳定在30%左右，而在2011级新生中，这一比例首次跌破30%，只有28.26%［10］。那么，在历年高考中占半数以上的农村籍考生大多去了哪些大学呢?农村学生大多在非重点院校或高职高专就读。从全国范围看，就读“211”院校与非“211”本科、高职高职专的比例，专业人员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阶层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农民和农民工的子女就读高职高专比例明显高于其就读于“211”院校的比例［1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一类高校，农民与民工的子女的高考录取分都是最高的［12］。换句话说，即使在克服了教育质量的差距，农村籍学生取得了和其他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相同高考分数的情况下，前者进入的大学也没有后者进入的大学层次高。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志愿填报的水平问题，还有很多不公平因素，例如，高校的“点招”名额，没有任何资源的农村学生很难争取到。#p#分页标题#e# 三、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后果 农村籍大学生在整个大学生群体中所占比例高，绝对数量也多。从2008届毕业生看，他们在“211”院校占41%，在非“211”本科院校占46%，在高职高专院校占50%［13］。比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毕业生要多得多。因此，他们的就业困境会对国家的教育事业和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将导致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变窄，而阶层的固化将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也使社会失去应有的活力。从古至今，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我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批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使得整个家庭的阶层得到提升，由此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也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有力证明。在这样的示范效应下，农民家庭通常愿意倾全家之力让孩子读书，以求改变命运。然而，近年来，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及农民工阶层，由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渠道越来越窄。许多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原籍则就业机会更少，被迫在大城市成为漂族，他们多受雇于民营企业等中小企业，收入低，不稳定，发展空间有限，成为城市里新的边缘人群。即便有出类拔萃者成为白领的，却发现通过白领之路实现家庭阶层的上升同样艰难。进入21世纪后，白领的地位实际上在降低，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竞争、行业的外部环境等因素让白领风光不再。他们的职业上升空间、个人发展机会并不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升到领导层或转而自己创业。为了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白领们不得不成为“房奴”，而“房奴”们仅能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对父母及家庭的回报极其有限。因此，待遇优厚、更为稳定的公务员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进入体制内”成为很多农村大学生提升家庭阶层的唯一的希望，但是，经过激烈的笔试和面试竞争最终能够加入公务员队伍的毕竟是极少数。“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等网络热词的流行，也说明人们感到改变命运之艰难。从整个社会看，农村生源大学生通过就业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既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农民工不同，农村生源乡城迁移具有永久性的特点，更有利于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农村生源大学生就业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14］。这一过程使得社会充满活力，奋斗、进取的精神得以弘扬，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能够让底层人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更应该给底层人提供通过自身努力而平等上升的机会。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只有实现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相反，如果不能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和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那么，来自弱势群体的精英将无法跻身于社会的中高层，无法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近乎停滞的人才流动机制阻断了下层人向上的通道，无异于掐断了绝大多数底层人未来的希望，他们会绝望、抱怨、愤懑，这些情绪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与此同时，社会强势集团的子女无需奋斗通过世袭就可以轻易获得财富、社会地位等资源，这不仅有悖于公平，还会使社会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 2.农村籍大学生就业难使“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出现，摧毁了农民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加大了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难度，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为了脱离贫困阶层、改变命运，农民家庭往往倾全家之力让孩子读书。在中西部地区，因子女上大学而致贫的农村家庭不在少数。而大量农村生源无业可就的严峻现实，使农村学生及其家长看不到读书带来丰厚回报的希望，家庭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因此，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地区出现并蔓延。 新的“读书无用论”直接导致农村的基础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有农民认为，与其举债让孩子读大学，还不如直接打工实惠。有些乡镇初中生流失多，高中生出现了大面积辍学，高中教育萎缩。农民子弟放弃高考的也不鲜见。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弃考的考生中除了少部分考生选择出国，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可怕的是，这轮由就业难而引发的“读书无用论”对普通人精神上、信仰上的巨大打击。“知识改变命运”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的实践凝聚起来的对“读书受教育”树立的坚定稳固的信仰，也是草根阶层奋发进取的精神支柱。当农民企图通过读书这条途径来改变身份、地位、命运而不能时，他们会有信仰破灭后的失望、困惑和迷茫。 “缺乏知识和技能”是最主要的贫困因素。如果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继续蔓延的话，农村家庭的未来几乎完全可以预见:大量的孩子辍学、失学，有的连基础教育都无法完成，这些学历为高中或高中以下的农家子弟只有两条路可选:留在农村复制父辈的命运，或者出去在低端产业依靠体力打工。由于缺乏知识和技能，职业上没有提升空间，也没有资本，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也许能够创业成功，改变命运，绝大部分人要将父辈的贫困传递下去，他们的子女永远无法与富裕家庭子女站在人生发展的平等起点上，而不得不成为农民或农民工“二代”、“三代”。那些有幸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农村孩子，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而就业困难，很大比例的人在低端产业打工，成为城市里新的低收入阶层，少数人依靠能力、机遇进入高收入阶层，能够脱离贫困，实现家庭阶层的提升。 相形之下，优势阶层的子女享有了优质教育资源后，大多选择出国留学或直接移民。据调查，62%的出国读研的毕业生来自社会管理阶层与专业人员的家庭，这个比例是其他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出国留学几率的5倍，而来自农民和农民工家庭的仅占8%［15］。农民阶层的子女因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而很难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另一组数据佐证了这种现象:留学的首要经济来源依靠父母亲友资助的高达86%，依靠国外大学或机构资助的仅占9%［16］。而那些出国留学的学生最终会回国发展吗?调查发现，我国留学的学生中31%愿意回到中国来工作，愿意留在国外工作的占43%［17］。可以判断，那些出国留学的优势阶层子女近半数将留在国外，而那些留学回国的和未出国的则因为享有较多社会资源将会获得高端就业，他们本身或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综合素质，职业发展空间较大，一般都能得到提升，或有父辈提供的资金和人脉资源支持而创业成功，大多数人最终会成为精英阶层，只有极少数最终成为低收入阶层。一方面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外流严重，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因为教育不公而难以改变命运，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令人担忧。国家优质教育资源培养的高素质人才大量外流到其他国家，留在国内的大多是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广大底层人士，以至于形成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现状。这种人为的人口逆淘汰过程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更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教育资源的失衡是社会贫富分化的表征，又将加剧社会的分化和对立。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群体歧视和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不公平。由教育问题引发的公民在发展起点上的不公正，将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均衡发展和持续发展。#p#分页标题#e# 如果说缓解就业难才能够破解“读书无用论”的话，那么均衡教育资源，甚至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为此，必须引进教育公平机制，国家和社会都责无旁贷。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育平权运动可供我们借鉴，为了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精英阶层发起了一场持续40年的教育平权运动，使强势群体自觉地为弱势群体作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从而为美国社会的发展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显然，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仅仅依靠高校加强大学生就业观教育或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都不能根本解决，必须由政府尽快改变教育资源城乡配置失衡状况，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最终使每个人都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