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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厚平 罗英姿 刘少军 单位：中南大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经济环境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学里的科学技术活动始于两百年前,它开创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组织模式。这一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从而也为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其理论和社会基础。20世纪中叶,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依赖性的增长,特别是创新理论日益被人们认识,大学创立科技园,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这种技术与经济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便由此渗透到大学科技活动中来。回首这两百年来,教育、科技的一体化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演变,充分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形成
1.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提出
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基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建立在由资本和劳动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经济体系。在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使一些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开始思考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如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但当时西方主流(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仍视技术是外生的,把技术排除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20世纪初,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指出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新产品、新工艺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生产力要素中的资本、劳动与之相比较仍处于从属地位。在其看来,没有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之中,是创新打破这种均衡。其《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挑战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对此,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已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学者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大批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研究,对阐释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对技术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传统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物质流,今天的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知识流,构建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理论框架及管理体系必然涉及与知识直接关联的要素,于是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便提了出来。20世纪末,英国学者Freeman在其著作《TechnologyandEconomicPerformance:LessonsfromJapan》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其系统模式的架构是以企业、大学和政府为核心要素,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导,以推动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中心,进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时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的一体化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1.2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过程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人类创建大学(学院、书院)的初衷,主要是培养不同宗教教派的教士,使不同宗教教派得以繁衍。到18世纪上半叶,人类商业经济得到了发展,政治统治得到了加强,这一切使得不同教派支持的大学和学院,也为世俗社会培养政治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官员和专业人员,神学、法学、医学、农学、商学等职业人才的培养开始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大学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最初感悟到并付诸行动的是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他提出并推动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组织模式。以此培养出具有最新知识的人才,在推动德国经济的腾飞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时德国的经济超过英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受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即1876年,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以科学研究和人才训练相结合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大学诞生了,并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最成功的两个项目“雷达研制”和“原子弹研制”,其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在相关大学中完成的。集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后称为研究型大学)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牢固地奠定了其社会地位。195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率先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使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到1985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在大学里设立“工程研究中心”计划,从而从政府的层面上推动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大学科技园的创建和政府“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的推动,使大学从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迈向了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美国在20世纪末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践。
221世纪大学功能重构理论的思考
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分析,21世纪大学功能的重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是未来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在要求。进入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新的世纪,大学普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希望它能输出更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思想;能孵化更多的创新创业,这种“希望”是大学功能重构外在的力量源泉。在大学中,探究知识的进展和创新精神燃起的智力上的激情为师生队伍带来了活力,使大学充满生机。创新人才的产出是21世纪大学面临的必然选择。对人才培养的标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今天,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创新能力”,希望学生从单纯的学习活动走向科学探究活动,进而走向创新创业活动。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造就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创新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知识进展的深刻探究和对经济发展的敏锐直觉。这种“探究”和“直觉”均源于科技活动,人才是科技活动的主体,科技活动造就人才,这种互为的关系使大学成为创新思想产生的一块沃土。如果能给这块沃土提供适宜的环境,创新思想的产生将呈现勃勃生机。创新企业的孵化是基于对技术和市场机会的把握,是新时期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是技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载体。科技牵引型的结构调整将主导21世纪人类经济的发展方向,而这种调整有赖于创新企业的蓬勃发展。作为创新思想产生沃土的大学必将成为创新企业蓬勃发展的源头。因此,创新创业不但能为大学提供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同时,孵化创新企业也成为21世纪大学的一种目的性功能。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企业的孵化,都源于人类对科学探究的能力与活力。这种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只有在大学中才能实现。因此,大学将成为21世纪国家科学探究结构体系的中心。有了这种定位,那么,如何架构一种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内在逻辑的科技发展平台,就成为当今大学推动科技发展首要思考和探询的问题。#p#分页标题#e#
3学科性公司制科技发展新模式的框架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制度能将三者融为一体。为了获得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效率,就必须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来自产权制度的效率。这种效率原则挑战大学传统的科技活动的组织制度。
3.1公司制的演进与历史作用
公司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萌芽于古罗马时代。现代的股份制经济产生于15至16世纪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展于18至20世纪初,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公司制不断完善,到20世纪中叶现代公司制度得以确立。迄今为止,现代公司制是资源筹集和资源重组的最佳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描叙:“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至今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办完了。”由此,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股份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集中和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股份制使生产的社会化得到巨大的发展。
3.2公司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
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赋予了21世纪科技发展全新的运作理念:用公司制运作科技发展。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athanRosenberg在2000年“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上所言:“科学成为一种日益由经济力量导向,致力于追求经济目标的活动。”由此,出现了知识企业,它与传统企业一样,集合知识生产的要素(人才、资金和信息),并在利润机制驱动和承担风险的条件下,为社会提供知识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经济单位。这种利益驱动和风险承担要求知识企业必须考虑其营运效率。现代公司制能最有效地把所需的各种资源通过现代产权的制度安排集中起来并予以运作,实现知识生产、流通、消费的营运效率。
3.3“学科性公司制”的基本框架
21世纪大学功能重构,预示着未来大学必须强化其学科发展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功能,知识企业是其实现自组织功能的最优选择,最有利于推行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并以此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和技术经济结合。“学科性公司制”的科技发展新模式便由此产生。学科性公司制知识型企业的基本框架是:以人为本、立足学科、要素组合、产权明晰、知识营运。“以人为本”强调人是知识生产的主体;“立足学科”强调教育、科技一体化;“要素组合”强调科技、经济的一体化;“产权明晰”强调发明人对其创新思想的主导和给学科建设投入的法定安排;“知识营运”强调知识的生产和经营。它区别于传统制造企业的显著特征,是强调“知识制造”,而将大规模的产品制造环节游离出去(当然有些知识是需要有形的产品作为载体的)。这种建立在现代公司制架构基础之上的学科性公司制知识型企业,除了现代公司制的一般规则以外,它更加强调创新思想作为产权要素参与分配。这种架构赋予了科技发展最直接的动力源泉和最广阔的运作空间。这种模式的推行,将有利于全面地开放大学资源(人才和思想),有利于广泛地吸纳社会资源(资金和市场),有利于维系学科发展的自组织功能(产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