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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任杰 平杰 舒盛芳 杨烨 代俊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科学学院
研究方法
按分层抽样原则抽取上海地区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共4个年级的在读学生。实际发放并回收问卷4972份，调查范围包括8所小学、12所初中、7所高中，其中，来自中心城区学校的样本3418份，郊区城镇学校的1554份。1．2问卷制作1．根据众多学者认同的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理论假设，通过查阅文献和专家访谈，从学生对体育教育的手段、内容、条件、效果等的体验程度制定问卷的最初条目。条目的回答和计分采用里克特5级评分方式，从“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依次计5、4、3、2、1分。
5名专家对问卷进行评价和修订，删除不合理和意见不一致条目，保留专家均认可的53个条目。3．为了使问卷的文字表述能够符合小学3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由两位小学语文老师对问卷进行文字上的修改，建立小学3年级学生专用的问卷复本。4．增加4个反向条目作为诚实度检测，这4个反向条目与问卷中另4个条目一一对应，内容一致，提问方式相反。最后的问卷条目总数为57题。
在回收的问卷中，对超过5题未回答的问卷做废卷处理。另外，根据诚实度条目的测试，4道反向题与相应正向题的得分相差超过4分的问卷也做废卷处理，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055份，有效率61．4％。根据有效问卷总编号的奇偶抽取其中奇数号问卷（1528份）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假设模型的建立，偶数号（1527份）问卷用于验证模型的适宜度。
首先，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问卷的KMO系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以考察取样适当性，然后，对1528份问卷样本中的53个条目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再采用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寻找独立的潜在因子。因素分析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条目筛选：1）条目变量的单个因子负荷值必须大于0．5；2）条目变量不能在2个以上因子上都有较高的负荷值；3）每个因子至少包含3个以上条目。根据潜在因子所包含的条目为潜在因子命名。
将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的潜在因子作为一阶因子，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三者作为二阶因子。根据因子含义建立一阶和二阶因子间的路径关系，确立理论结构模型。采用AMOS7．0软件和另一半的1527份问卷样本对该理论模型进行适配性检验。采用SPSS15．0对样本因子得分进行因子间和年级间的差异比较，显著性定在0．01水平。
研究结果
本问卷的KMO系数为0．966，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3366．98（df＝1225），显著性为P＜0．001，说明相关矩阵有共同因素存在，该量表适宜进行因素分析。经多次条目筛选和因子旋转，本研究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取31个条目，潜在因子7个，累计贡献率为60．04％。各条目变量的因子负荷及因子名称见表2。第1个潜在因子（F1）包含6个条目，主要涉及体育课的内容、形式等，因此，命名为“体育课程”；第2个潜在因子（F2）包含5个条目，条目内容反映社区的体育活动的开展，因此，命名为“社区教育”；第3个潜在因子（F3）包含与家长有关的5个条目，主要体现家长自身的习惯以及陪同和督促，因此，命名为“家长示范”；第4个潜在因子（F4）包含反映体育课堂之外的体育器材、场（馆）和教师的重视等6个条目，因此，命名为“学校条件”；第5个潜在因子（F5）有3个条目，反映了家长在体育锻炼上的经济投入，因此，命名为“经济支持”；第6个潜在因子（F6）所包含的3个条目反映教育制度的要求，因此，命名为“教育制度”；第，7个潜在因子（F7）包含的3个条目都是反映学生的体育锻炼目的，因此，命名为“个体认知”。各因子的贡献率如表2所示，其中，体育课程和社区教育因子有较高的权重，显示其在模型中重要性。
采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前述7个因子作为一阶因子，学校、家庭和社区教育等3个因子作为2阶因子。根据各因子的含义，其中，“体育课程”、“学校条件”、“教育制度”、“个体认知”与学校教育的关联密切，“家长示范”和“经济支持”可归为家庭教育因素，因此，建立理论模式路径图如图1所示。模型的估计方法为极大似然法，样本数据为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外的另一半样本数据1527份。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度很好。模型参数：RMSEA＝0．045，GFI＝0．93，AGFI＝0．92，NFI＝0．91，CFI＝0．93，IFI＝0．93。标准化路径参数显示，2阶因子和1阶因子间以及2阶因子间的关联度都在0．7以上。这表明，本研究依据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体育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论假设得到较好的验证。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共包含7个潜在因子。由于每个因子包含的问题变量数不同，因此，各因子得分用该因子所包含各题得分的平均值来表示。对该7个潜在因子的得分进行单因素重复测试方差分析，Mauchly球形检验显示，P＜0．05，需要进行修正。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进行修正后，因子主效应显著，F（5．08，15521．25）＝1106．54，P＜0．01；Games－Howell法多重比较显示，7因子除学校条件和教育制度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以外，其余两两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因子得分从大到小顺序为：体育课程＞个体认知＞教育制度＞学校条件＞家长示范＞经济支持＞社区教育。
根据前述有关三位一体青少年健康教育模式，计算出3个二阶因子的得分。由于每个二阶因子所包含的一阶因子数不同，因此，二阶因子的得分用其所包含的一阶因子得分的平均值来表示（图3）。采用4（4个年级）×3（3类教育）两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年级学生所受三方面健康教育程度的差异。Mauchly球形检验显示，P＜0．05，需要进行修正。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进行修正后，教育类型主效应显著，F（1．93，5900．13）＝1683．09，P＜0．01，表明在健康教育方面，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可度高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高于社区教育；年级主效应显著，F（3，3051）＝120．78，P＜0．01，表明随着年级升高，学生对健康教育的认可度逐渐下降；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5．80，5900．13）＝14．58，P＜0．01，说明在不同年级上，学生对三类教育的认可程度的差异程度不同。单纯主效应及多重比较显示，各年级组的学校、社区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从均值的变化程度看，在初2和高2年级，对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认可度差异较大，小学3年级和5年级学生对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认可度差异较小。#p#分页标题#e#
讨论
基于上海市中小学生的体育健康教育的现状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存在7个潜在因子，它们依次为体育课程、社区教育、家长示范、学校条件、经济支持、教育制度和个体认知。这7个方面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补充。在开展以提高青少年体制健康为目标的体育健康教育活动中，应该有针对性地对该7个方面进行评估和加强。这一结果在以往的有关文献中尚未提及。目前，有关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理论模型是以学生受教育场所为标准进行分类的。考虑到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主要是学校、家庭和社区，因此提倡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三者的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形成一个整体。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教育7个因子中的体育课程、学校条件、教育制度和个体认知等4个因子综合形成学校教育因子，家长示范因子和经济支持因子合成为家庭教育因子，剩下的1个因子为社区教育因子。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与数据的配合度较高，说明因子内各条目变量间的关联性较高而不同因子间的独立性较强，同时，有些因子又受到上一级共同因子的影响。结合问卷内容显示：1）体育课的形式、内容、教师上课态度与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之间有关联；2）学校的体育器材、场（馆）与学校领导、班主任的重视程度也是有关联的；3）升学考试、技能测试等制度性要求与学生对体育健康的认知之间存在相互独立性；4）家庭教育中，父母不能将经济投入与言传身教（家长示范）混为一谈；5）社区教育作为一个独立因子，不仅仅是因为活动场所上的不同，其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内容和功能均有别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因此，本研究在验证三位一体教育模式适配性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三方面教育的进一步细分，这有利于我们更确切地找到当前阻碍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更好地开展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及干预。
本研究所构建的3个二阶因子中，学校教育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33．5％，家庭教育因子为16．4％，社区教育因子为10．1％。因此，学校教育是三类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其中的体育课程因子在7个一阶因子中贡献率最高，说明该因子较其他因子对学生体育健康教育的影响最大。从干预的角度，进一步加强体育课程的教育效果是首先需要重视的。问卷中的相关条目（表2）已经提示：作为体育课程的主导者，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工作态度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某种培训机制，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鼓励他们开展多种形式和内容丰富的体育课，提高学生的体育兴趣，是促进体育健康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研究也类似结论［20］。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学校教育的4个组成因子间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虽然同属学校教育，但学生对其中的4个方面的认可度和所受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体育课程的得分最高，这反映了当前上海地区体育健康教育的现状，也就是说，学校体育课程依然是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促进学生体质的主要途径。在“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健康教育模式中，学校体育课程居于核心地位。本研究也发现，学生对体育锻炼促进身体健康的个体认知得分较高，但与当前学生体质下降现象存在矛盾。也就是说，学生明知道锻炼可以增强体质，但并没有真正去落实锻炼行为，在认知和行为之间存在差距。“知、信、行”理论认为，在“知”和“行”之间还需要以“信念”为中介，学生对锻炼和健康之间还缺乏必要的信念。社会认知理论提到的自我效能感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中介。从干预的角度，要让学生去体验运动、体验成功、树立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另外，学生可能对失去健康的危机感不足；在客观上还存在锻炼时间、设备、场地上的限制。当前的教育干预不能只停留在说教上，应该突出以人为本，开展多种方式的体育活动，提供各种体育保障设施。“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健康教育模式中，首先要切实提高学生对健康锻炼的个体认知，并在学校、家庭、社区共同创造条件，促进健康认知向锻炼行为的转化，形成自觉锻炼的行为习惯。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家长示范和经济支持两个影响因素。其中，家长的示范作用，如自身的锻炼习惯以及陪同、督促子女参加锻炼的次数等对子女的影响较大。有些家长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子女锻炼，他们愿意给予经济支持，如购买体育用品，让子女上体育辅导班等，但所实际收到的健康教育效果却不理想。从干预的角度，要促进青少年健身锻炼，应该呼吁家长能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带动子女多参加体育锻炼或其他户外运动，起好表率和榜样作用。家长的共同参与能使子女体验到更加强烈的快乐感，能更好激发他们的锻炼愿望。
基于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进行不同年级的三位一体模型及组成因子的比较分析：首先，学校、家庭和社区间，学校教育开展得最好，社区教育开展得较差。原因是中小学生大多在学校接受各种教育，对学校教育的理解和认可度较高。学校教育受政策影响大，管理相对容易，便于统一行动。政府的监督和升学制度中的调整都很容易在学校教育中体现。而家庭教育又因人而异，家庭间的差异较大，家长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以及经济投入存在较大差异。社区教育方面，一直是学术界比较重视同时又是起步较晚，管理上难度较大一块。社区的体育工作缺乏专人指导，而且很多学生平时就是学校与家庭间两点一线，很少去参与社区的活动。课业负担、场地、伙伴等也是制约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行为和习惯形成的因素［7］。国外学者也发现，社区教育的工作较难开展［17］，同时也提出，社区教育有着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19］。因此，必须加强社区教育。其次，健康教育的年级特征分析显示出，低年级学生对健康教育的认可度高，随着年龄增长，学生对学校、家庭和社区教育的认可度降低。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年纪，年龄小容易接受各种教育，年龄大就有更高的独立性，不容易接受教育。低年级学生容易受学校、家庭或社区环境的影响，因此，应该作为开展健康教育的关键时期。老师的教育、家长的指导，社区的亲子活动等多种方式容易产生好的效果。到了高中年级，一方面，学生的个性上的可塑性降低，已经养成的习惯不容易改变，对教师、家长的指导会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升学的压力增大，学生较多考虑文化课的成绩。本研究提示，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开展健康教育的效果不同，应该更早地开展，同时，在教育的策略、内容和方法上应该因对象的年龄而异。#p#分页标题#e#
结论
上海地区中小学生三位一体健康教育模式的适配性得到验证。其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分别由4个和2个一阶潜在因子组成。上海地区青少年健康教育中的社区教育落后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不同年龄的学生对健康教育的认可度不同，低年级学生较高年级容易接受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