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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谈学灵 陈彬 单位：成都学院 （成都大学） 医护学院
UNAIDS倡导各国应结合本国艾滋病疫情特点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其中就包括了法律、制度性干预，这样预防工作才具有可持续性与广泛性［5］。同样，艾滋病健康教育也离不开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支持。《传染病防治法》及《艾滋病防治条例》都明确规定应加强宣传教育，这为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方案（2004-2008年）》等政策性文件中都强调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是预防控制艾滋病的首要环节，并明确提出了宣传教育的策略、措施和目标。这些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社会大环境，为健康教育工作的广泛、深入与持续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覆盖程度
据《2005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报告，截至2005年年底，卫生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职工红丝带、“面对面”、青春红丝带等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海报进村入校活动覆盖了全国74万个村、5万个居委会、2100所大学及9万所中学；司法部组织5万名劳教警察、24万劳教人员进行知识竞赛活动；国艾办、等多部委联合启动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累计发放宣传材料1.2亿份，接受培训及“面对面”宣传教育人数达3490万人［6］。但相对于中国13亿多总人口、7亿多农村人口来说，健康教育的覆盖程度还远远不够。
健康教育对象已由高危人群扩展至一般人群并以青少年为主
我国艾滋病疫情现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因此健康教育对象不仅要包括同性恋者、静脉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以及青少年、妇女、难民、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还应该包括普通人群。回顾文献发现，目前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对象几乎涉及了各行各业的各类人群，包括了高危、重点及农村与城市社区的一般人群，其中青少年是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研究涉及最多的人群。青少年在具有性需求的同时性健康知识严重不足；在性行为能力开始形成的同时对婚前、婚外性行为态度较开放，存在无保护性行为。因此青少年是艾滋病感染的重点人群。另外，截至2007年底，全球艾滋病感染者中50%以上为15～24岁的青少年，我国HIV感染者中青少年占80%［7］。由此可见，青少年又是艾滋病的主要受害人群。因此做好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不仅是过去宣教工作的重点，而且也是未来应常抓不懈的重心。
健康教育内容以艾滋病病原学、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知识为重点
2004年，卫生部制订了《预防控制艾滋病宣传教育知识要点》，并指出可作为大众媒体和健康教育工作者制作防治传播材料的依据。该《知识要点》包括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传播途径、反歧视等十点［8］。另外，有调查发现，预防措施、传播途径和病理知识是我国城乡居民最想获取的艾滋病知识［9］。综合文献发现，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内容基本涵盖了上述十大要点，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及病原学知识也几乎在每项健康教育中都得以宣传；但反艾滋病歧视、防治政策、性伦理道德与生殖健康知识、无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孕产妇的母婴阻断措施等内容仅在少数项目中得到宣传。UNAIDS指出一般人群对艾滋病感染者存在高度污名化与严重歧视［3］，并认为禁止歧视的法律改革等制度性干预是综合防治的需要［5］。我国卫生部长陈竺也提出反歧视是做好防治工作的思想和道德基础，相关的宣传教育非常重要。因此在未来健康教育中应加强反歧视的宣传力度，反对助长污名化的社会评判与恐惧。此外，基于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艾滋病病毒感染孕产妇的母婴阻断措施、防治政策宣传等在防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继续重视宣教艾滋病病原学、传播途径等知识的基础上加强这些内容的教育力度是未来健康教育应努力的方向。
知-信-行理论是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的主要指导理论
健康教育项目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将有关理论应于实践以及如何应用［10］。目前我国大多数机构与项目进行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均以知-信-行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但该理论在实际的健康教育工作中难以指导对教育对象的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因此该理论的作用比较有限［10］。国外艾滋病健康教育广泛采用的则是健康信念模式、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紧张与应对互动模式等多种理论［10］。因此，以后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可借鉴国外应用这些理论的成功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或综合应用多种理论于实践中，以提高教育效果。
健康教育的持续时间差异较大
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的持续时间差异较大，有长达数年的项目，也有短至2学时的健教活动，平均约4个月左右［11，12］。分析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因为涉及的教育对象、地域等较广泛从而导致整个项目的周期较长，但鲜有针对同一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反复进行健康教育的报道。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前期获得的艾滋病相关知识会发生遗忘，因此可能影响远期效果。白广义等在农村居民中进行了专题讲座、发放宣传册及一般宣传三种教育形式的远期效果评价（远期定义为3个月），结果发现各种形式的远期效果均较差［13］。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认为：遗忘的进程是不均衡的，具有先快后慢的特点。陈潇潇等人在流动人口中进行的艾滋病健康教育知识遗忘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特点［14］。因此，艾滋病健康教育不能只集中在一段时间，需经常反复进行，最好根据遗忘先快后慢的规律在知识刚要遗忘但还没有遗忘的时候进行强化巩固［13，14］。
健康教育的形式具有多样性且效果均较好
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传播可分为自我、人际、群体、大众、组织传播［10］。综合分析文献发现，目前在我国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广泛采用的是前四种形式。自我传播，如向对象发放宣传小册子、小折页、宣传单页等；人际传播，如健康咨询、个体健康教育、同伴教育等；群体传播，如专题讲座、选修健康教育课、小组讨论、主题班会等；大众传播，如播放与艾滋病有关的宣传片与电影及公益广告、广播、出版卫生期刊、张贴宣传画等。除此之外，社会营销模式、小手牵大手模式等形式也应用于艾滋病健康教育中［15，16］。针对农村地区的健康教育，米光明等人提出了以“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为平台，采用“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相结合的综合干预形式［17］。回顾文献发现，每一种教育形式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各种形式效果的优劣，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顾沈兵等进行了自我、人际、群体、组织及大众传播五种教育形式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提高防治知识方面，最有效的是群体传播；在服务行业中人际传播最有效，而组织传播在企业、集贸市场等行业中的效果最好；群体传播在文盲或半文盲群体中的效果最好，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中以大众传播效果为最佳［18］。陈潇潇等的研究发现，将发放小册子自学、专题讲座与现场咨询答疑两种形式结合实施的效果最好［14］。张劲松等的研究发现，同伴教育在态度转变方面的作用最大；而专业教育在重难点知识方面的效果明显优于同伴教育及大众传播［19］。徐缓等的研究发现，接受多途径宣教者的知识知晓率明显大于未接受者、知识误解率少于未接受者，而且知晓率随宣教方式累计接受数的增加而上升［20］。以上研究结果提示艾滋病健康教育应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行业、兴趣、教育内容等合理地选择适宜的教育形式，并尽可能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以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p#分页标题#e#
健康教育评价
评价设计方案相关研究多采用不设对照组的前后测试，即通过比较教育对象在艾滋病健康教育实施前后有关指标的情况来反映教育效果。虽然简单易行，但无法控制其他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因此难以准确地评定教育效果。评价方法多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少数研究采用个人访谈、参与式观察法等定性研究方法［21］。程玉兰等认为问卷调查主要针对知识、态度等进行评价，结果较片面；而定性研究的主观性较强，因此提出可应用以综合指数法为主、以定性研究方法为辅的评价方法［21］。评价时间分析文献发现，绝大多数研究均在健康教育结束后1月内进行评价，有些甚至是结束后立即进行。仅少数研究选择在教育结束后3、6、8个月等较长时间后进行评价［13，22，23］。评价内容与指标回顾文献发现，多数健康教育主要针对对象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进行评价；其次是行为改变，如安全套的使用、非婚性行为、HIV自愿检测与咨询等。对于上述内容的评价指标，多数文献均选用知识知晓率、正确态度持有率及行为改变率。我国目前并没有国家级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评价内容与指标体系，但相关研究已开始启动并可见相应的研究成果。
2002年，田本淳等研制了《预防艾滋病公众健康教育效果评价操作手册》，该指标体系以效果评价为主要内容，同时对关键过程也进行评价，并对评价方法进行了操作性定义［24］。2004年，徐缓等提出应使用双重指标（知晓率和知识误解率）对人群的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程度进行评价；并应用此指标在农村居民中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误解与知晓不是完全相反的对应性关系［20］。2008年，彭佳林等制订了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三级，一、二、三级指标分别有3个（行为倾向、促成与强化）、8个（知识、健康行为信念、健康行为态度等）、21个（艾滋病一般知识知晓率、传播途径知晓率等）［25］；同年，方鹏骞等制订了性服务人群健康教育评价的三级指标体系，一、二、三级指标分别有4个（行为倾向、促成、强化与改变）、11个（知识、健康行为态度、政策法规等）、40个（艾滋病基本知识、自我效能、安全套可及性等）［26］。
国际上针对艾滋病预防控制的评价也先后提出一些指南或指标。2002年，UNAIDS和WHO为监督各国落实《艾滋病承诺宣言》而制定了《核心指标》，包括国家承诺与行动、知识与行为、效果、全球承诺与行动四类指标［27］。2004年，WHO、UNAIDS、AIDS全球基金等联合研制了《AIDS、TB、疟疾监测与评价工具箱》这一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28］，内容主要包括投入评价、过程评价、远期效益评价和产出结果评价；同年5月，WHO、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家庭健康等联合研制了《国家级青年人群预防AIDS项目监测与评价指南》，该指南包括工作、影响因素、行为、远期效益指标4个部分［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