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意愿现状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往往关注从宏观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而忽视了在微观上就业难对家庭的潜在决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二元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使预算约束更强、承受风险能力更弱的农村家庭特别是弱势家庭的教育选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弱势群体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补偿和保障机制？在教育决策层面又该怎样调整？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教育公平、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问题的文献综述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一项调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中每年将有30%的人会面临失业，或将从事资格要求远低于他们实际水平的工作，金融危机更使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类型，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及相匹配的相关体制（如社会福利制度）等多个角度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不仅大学生基数很大，而且保持较高的增长率。高校毕业生人数在 2006 年突破 400 万，2008 年突破600万，而 2010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规模创历史记录，达 630 余万人。但是从就业岗位供给来看，2010年需要解决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目已超过新增就业岗位数的一半以上，加上下岗职工再就业、往届毕业生另寻职业、归国留学生回国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岗位需求压力，大学生整体的就业率呈逐步下降趋势，社会就业供需矛盾尖锐，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并且在未来几年难以得到缓解。
对中国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特别是教育权利不平等、家庭占有的社会关系和权势资源不同、继续就业机会少，导致农村大学生相对城市大学生就业更难。[1]相对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占有的社会资本极其有限，难以通过人脉来安排就业，这种差异无形中让很多农村籍大学生在就业时就失去了更多的机会，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就业的难度。[2]那么，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方面，孙玉雄、徐艳认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使很多有子女读书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重新返贫，使社会公平缺失，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3]徐海燕则指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盛行。[4]另一方面，袁卫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获取教育机会就必须有支付能力，支付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机会的取得。农村贫困家庭尤其是特困家庭教育支付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教育机会选择上只能从家情出发，选择学费较低的冷门专业，这又影响着这些学生的最终就业。[5]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根据家庭教育决策微观经济模型，许多经济学家对影响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因素做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贝克尔开创的新古典家庭模型（新家庭经济学）对家庭生产和消费活动使用了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它扩大和丰富了家庭的作用，提供了理解人类的生育行为、人力资本生产、劳动力供给等行为的深刻见解，也为家庭的教育选择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对教育的分析，依据不同的决策主体，可以分为两类模型。一类把教育投资主要看作是个体的选择行为，以明瑟为代表，一般假定一个追求终身收入最大化的个体会不断把时间和资金投资于教育，直到现在的成本等于将来的收益为止；另一类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经济学家依据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单期教育决策模型假定在预算约束下，家庭在教育和其他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以最大化整个家庭的效用。跨期决策模型认为，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规则的约束下，家庭考虑的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对生命周期“折现”后做出教育选择和其他消费行为。
大量学者基于西方的经验应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模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翔实的基础。但把这一模型应用于分析就业难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的影响，应该考虑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家庭行为未必完全符合西方国家经验，需要对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中国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资上更容易受信贷约束，就业难使农村家庭教育投入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这也可能导致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的补偿效应更为有效。在分析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投资的收益和成本，也要注意到农村家庭自身和所在社区的特质。本文在进行模型应用时需要作相应的修正，以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二、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就业难的状况事实上提供了教育投资的外部风险，家庭教育决策就是把外部风险内生化的过程，即农村家庭特别是家长对就业难的预期及据此做出的选择。在子女升学的每一阶段，风险预期的影响也不一致。因此，本文借鉴张锦华、吴方卫[6]对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分析框架和基本模型，构建三阶段的Logit 模型，探讨每一阶段的影响。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选择过程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在完成法定的义务教育任务后，家长选择是让子女上高中还是止步于完成初中教育；第二个阶段：如果子女读了高中，要不要读大学；第三个阶段：如果选择了要让子女接受大学教育，那么是否选择进一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还是仅完成大学层次的教育。基于家长经济理性的假设，家长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在每一个阶段，每个农村家庭会比较每一个可选目标，从中挑选一个期望效用最高的目标，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选择行为。设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是否上高中（high school）、是否上大 学 (university)、 是 否 接 受 更 高 层 次 的 教 育 a(advanced)，子女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效用函数是：
（1）(1)式中 vh,u,a为非随机部分，剩下为随机变量，i 表示过程（h、u、a)，代表了三个阶段的选择。根据模型的三个阶段，设 Si表示相关阶段可选的目标，当选择接受该阶段教育时是 1，反之为 0。本文采用三层次嵌套Logit模型，将 t 模型分解为三个子模型。
（2）M是一个行向量参数，表示各个因素对个人效用影响的权重，Z 为包含了所有可观测因素的列向量，这里的因素既包括各个家庭的个体特征，也包括所在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其他区域环境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条件概率的存在，采用逆向推导，用反映该阶段所有目标选择对家庭的期望效用来表达，ρ 是一个随机参数，代表相关阶段的不确定性。在第三阶段，当选择上完高中和大学，其最终决定进一步深造的条件概率是：#p#分页标题#e#
（3）在第二阶段，当已决定上完高中，是否上大学的条件概率为：
（4）在第一阶段，选择上高中与否的概率为：
（5）具体的推导过程请见“梯度二元融资结构下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基于嵌套 LOGIT 模型的实证分析”一文。
（二）变量选择依据现有文献中的分析，影响家庭教育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分析变量，包括风险的预期，这是对子女教育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重要影响变量，包括职业的预期和教育成本及支付能力指标；控制变量，包括社区经济文化特征和家庭的特征。具体变量的描述如下：
1、教育投资风险。尽管收益预期是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直接动机，但风险预期也是家庭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的就业的宏观数据并不能准确计量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是家长自身对受教育未来风险的预期。因此，必须把家长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自身认识作为计量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影响的解释变量。这里根据“很难”“、难”“、还可以”“、容易”设置虚拟变量。
2、职业预期。对子女未来工作的预期是家庭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家长很难准确估计未来的具体收益，而职业特征与收入、地位等紧密相关。这里用家长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作为解释变量。
3、教育成本及家庭支付能力。由于每个家庭为高中和大学所付出的教育成本很难计算，为了简便，这里用当地平均的上高中或上大学的成本除以家庭上一年度的年收入来表示。教育成本主要指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直接支出，包括学费、书本费和其他杂费、生活费。
4、社区经济文化特征。社区为居民的教育决策提供了选择的环境和范围。一般来说，放弃学业的家庭的子女大多选择就近就业或外出打工，但外出打工也大多由同乡带领，还是离不开社区环境。家庭教育动机的复杂性在于，对父母来说，经济的回报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而周边对教育的评价获得的心理的满足甚至更为重要。因此，社区的整体文化特征也颇为重要，这里用调查对象所在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家庭所在社区的经济情况主要由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状况等反映，本文用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从事的非农产业的比例来表示家庭所在社区的经济情况。
5、家庭的特征。本文用上一年度家庭年收入来表征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个人职业是根据其需要的技能和教育程度、学历和收入按高低程度设置虚拟变量，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变量按重要程度进行升序排列。
（三）样本数量特征表 1 给出了部分变量的统计特征。在三个阶段的选择中，做出不同决策的家庭在家长的职业和文化特征、家庭预计的教育负担比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以是否上大学的预期为例，选择上大学的家庭总体上看，家长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初中以下比例更低），因此，家庭所在社区和家庭的变量都可能是影响家庭教育选择的因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负担能力差的家庭往往选择更多的教育，这值得进一步思考。表1 相关变量的统计（%）注：对子女职业的预期是根据《中国社会各阶层报告》（2001） 的标准按家长预期的职业的收入状况和社会评价作为标准设置 0-9 的虚拟变量。三、就业风险、预算及成本约束与选择困境本文运用 SPSS8.0 统计软件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估算结果见表 2。同时，为进一步分析就业风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在样本中又选择了部分弱势家庭进行参数估计。表 2 和表 3 显示，大部分指标都通过 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Nagelkerke R Square 处于临界点之上①。1、就业风险对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总体影响无论是选择让子女接受更多教育还是放弃教育的家庭都认识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从表 1 可以看出，近80%都认为就业“很难”或“比较难”，这也说明了农村家庭教育决策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大学生就业难使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农民家庭遭遇尴尬，心理失落比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这样的现实也改变了周边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预期。表 2 给出的就业难的回归系数表明，户主对就业风险认识程度越高，对教育投资意愿越低，二者体现出来的是负向关系，这与通常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就业难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呈阶梯分布，影响最大的是对进一步深造和上大学的选择，分别是-0.312、-0.266，而对上高中影响相对较小（-0.197），这也与实际相符。就业难已经使部分家庭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 年我国有 834 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届参加高考毕业生为 750 万，因此有 84 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重庆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放弃高考的考生多数是农村考生②。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带来了教育投资的风险，而家长个人的偏好和家庭的特征也非常关键。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可能是家长教育决策最重要的预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从表 2 可以看出，对子女未来职业特征与就业难的预期交互项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对上大学和读研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分别是 0.624 和 0.732，超过了单独的就业难的变量。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父母希望子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从事更好的职业，因此更愿意让子女读大学和进一步深造；
另一方面，预期较高的家庭自身也是风险偏好者，他们可能对就业形势的估计也比较乐观。表 2 也给出了这样的数据特征，选择更好教育的家长对子女的就业预期更高，就业风险认识更乐观。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的教育获得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是在贫困和教育发展落后的地区也是如此[7]。更细致的研究还表明，在教育的不同阶段，父母亲的教育有不同的影响[8] [9]。本文的估算结果也表明，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表示的家长的教育水平对三个阶段都有正面的影响，有较高学历的家长有更强的意愿支持子女进入大学深造。这反映了教育具有代际效应。因此，提高当代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并不仅仅影响这一代人，可能还会影响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发展水平。2、预算约束与弱势阶层的选择困境Parish和 Willis[10]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认为，由于家庭投资决策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家庭收入和子女数目都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了家庭收入对教育决策的影响是正的[8][11][12]。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是，表 2 的模型估计表明家庭支付能力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似乎弱势家庭对就业难并不敏感，这驱使我们进一步探求弱势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一致性。前面分析了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总体影响，表 3 给出对弱势家庭的模型估算。这里的弱势家庭主要选取了家庭年收入低于 15，000 元的家庭，大概有 155 户，占总样本数的17.9%。从估算结果看，一方面，预算约束注：经估算所得的系数* 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表2 就业难与家庭教育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家庭教育支付能力对教育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分别是-0.312、-0.571 和-0.654，说明家庭的教育预算约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弱势家庭对子女的未来的预期的影响又非常强（0.312、0.433和 0.654），甚至由于补偿心理的存在，越是文化程度差的家长越是要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这反映在户主受教育年限对教育意愿产生负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在三个阶段，对教育投资风险的认识与家庭教育意愿呈现倒U型分布特征。对就业难的认识对上高中的教育选择是负的，面对就业形势，很多弱势家庭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就放弃子女的学校教育，说明预算约束在上高中阶段是很强的。但一旦子女上了高中，选择子女上大学的约束比较小，甚至是正的，结果是认为就业形势越难，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越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尽管大部分户主认为就业形势难，但由于其他方面的限制，如收入、人脉等，户主并不能给子女很好的谋生手段，大部分户主还是认为接受教育是改变子女命运的比较好的途径，但这也是农村教育致贫的原因。到第三阶段的选择，就业困境又变成负的影响，反映了农村弱势家庭已无力承担子女进一步深造的费用。表 3 就业难与弱势家庭教育决策注：经估算所得的系数 **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下同。#p#分页标题#e#
3、教育成本与弱势社区的选择困境随着教育各项支出的增加，教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家庭的教育决策。许多研究发现了教育的价格效应的存在，如 Mason[8]的研究表明，学校收费及其相关的直接成本对儿童入学的影响是显著负的。本文的估算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教育成本对总体的样本家庭教育选择具有负的影响（见表 2）；教育成本对贫困家庭影响更为显著 (见表 3)；在选择的不同阶段，教育成本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到了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选择，教育费用的负的影响显著增强。但家庭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家庭的直接教育成本产生正面的影响。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有激励和能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证教育供给和教育政策法规的实现，从而降低了家庭的直接成本。从表2 估算的结果看，在是否上高中的选择中，区域特征（所在社区居民的非农就业状况与当地人均收入）具有重要的正的影响。此外，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减少与在工业和服务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多会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从而使家庭更多地投资于教育。表 4 不同样本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与教育选择意愿但表 4 也给出了这样的信息，欠发达乡镇家庭上大学的教育意愿甚至比发达乡镇家庭都要高：76%的家庭选择让孩子读大学，高于发达乡镇的 72%，远高于发展中乡镇的64%。可能的原因是教育机会成本的存在。这里的机会成本就是农村家庭放弃子女教育直接参加工作的可能收入，而这个收入又受到社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反映在教育决策上就是不同地区教育机会成本的不同。在实证模型中，涉及社区的变量主要是社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就业比例。如果我们用乡镇作为一个社区的话，从表4 的数据看，不同社区的产业特征和居民收入不同。发达乡镇居民从事农业的比例仅是欠发达乡镇的 1/3，而居民人均收入则是欠发达乡镇的近 2 倍，这说明不同社区的教育机会成本不同。发达地区由于工作机会多，就业工资高，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更高；而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机会的缺乏，更愿意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四、弱势补偿与政策调整在现阶段就业难的背景下，上面的研究表明，对就业风险的预期使农村的弱势家庭面临着更大的选择困境。一方面，预算约束使农村弱势家庭不具有教育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这类家庭的投资意愿又非常高。此外，对弱势社区来说，由于教育的机会成本较低，而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机会的缺乏，更愿意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这就是教育致贫产生的根源。从社会学角度看，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可以起到社会流动和社会交换的功能，并能够弥补社会裂痕，推进社会公平；而教育分化对社会分层、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业难对农村的低收入家庭和欠发达地区家庭投资意愿、投资预期的影响更大，由此造成对社会流动与分层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弱势家庭实施提高预期与弱势补偿机制相结合的政策，推进教育改革。
（一）改善农村大学生就业状况，提高教育投资预期
1、完善农村大学生就业市场培育。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仍是各高校举办的供需见面会，其他择业方式只是一个补充。这种就业模式突出的问题是信息缺失或信息不对称，难以发挥较好的效果。因此，政府应搭建全国性的就业信息平台，延伸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高校、各企事业单位，使企事业单位和大学毕业生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或查看及时、准确的供需信息，在大范围实现双向选择。同时，在信息平台中设农村大学生专栏。我们发现，在目前国内知名的大学生就业网站，都没有农村大学生就业专栏。设定这一专栏可以引起用人单位对农村大学生的关注，降低农村大学生就业的成本。
2、消除城乡教育的不平等，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城乡教育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投入的不平等，二是教育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三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的差距，进而影响他们在就业时的竞争力。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既要有硬件的投入，也要保障优秀教师，使乡村与城市获得相同的教育资源，使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教育公正。教育公正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突破农村代际传递的前提。
3、建立农村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支持，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制定一系列的就业优惠政策，例如设立政府基金工程，由政府从其他经费中拨款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也可以由政府规定高校将学费的一定比例留存用于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还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对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费由教育系统承担，职业技能鉴定费由劳动保障部门适当减免。政府还可以开展农村贫困优秀毕业生的推荐活动。
（二）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1、对农村大学生家庭实行补贴。根据现有的研究，年学杂费支出与家庭收入比越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就越低。国家财政可以对农村有大学生的家庭在子女读大学期间每年给予一定学费比例的资金支持，在达到工作人员正常的退休年龄后，每月发放少量的资金作为前期对大学教育投入的一种奖励。乡镇政府、村委会在农村技能培训、外出务工机会上要优先考虑农村大学生家庭，从而增加农村大学生家庭的收入。
2、激励农村家庭对教育进行投资。根据本文的分析，有限的家庭收入是制约农村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应该制定政策来规范大学收费，控制教育成本上涨，同时通过发放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形式来减轻农村家庭大学生的教育负担，延长农村大学生的助学贷款期限。企业设立助学金来资助贫困的农村优秀大学生，同时为农村大学生提供假期实习机会。
3、引导农村家长树立正确意识。首先，引导农村家长以良好的心态来对待子女毕业时可能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状况，逐渐使农村家庭摈弃以前的考上大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的预期，这样当真实情况来临时，不至于过于失望，甚至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悲观情绪。其次，引导农村家庭意识到接受教育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途径。对农村家庭的子女而言，如果接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即便一时没有找到体面的工作，也能比较快地接受新生事物，学习新的技能，从长远看对其职业生涯是有利的。#p#分页标题#e#
（三）推进教育改革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决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要改变需求从短期来看非常困难。当前可行的途径是对教育体制本身进行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从长期来看，我国未来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会非常大，但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特征决定了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因此，高等院校有必要实现研究型教育与技能型教育的分离均衡，即少部分大学从事研究型教育和精英教育，绝大多数大学则从事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
1、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分层体系，分类构建适切的高等学校评价体系。无论处于哪个层次的高校，只要其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都应提供大体一致的办学资源配置政策和相应的支持，以引导各高校安心于自身所处层次内的竞争和发展，办出特色和水平。
2、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从短期看，要逐步放松对高校学费和招生计划的统一管制，给予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并改革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从长期看，必须改革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促进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变革，使高等教育最终形成面向市场的办学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