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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传统经典教育自此从教育体制上被中止了。同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也废止了大学中的经科。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于废止经科的缘由曾这样解释：“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教育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主张废除经科并非是反对传统经典教育，而是由于学科门类的调整，传统儒家经典已分别纳入按照西方学科体制设立的各领域中。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候，他不停的鼓吹尊孔读经，要求大学必须增设经学院，而且要“独立建设，按经分科”，“专以阐明经义、发扬国学为主”。但很快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儒家经学教育在大学中也逐渐被贬斥，1916年北洋政府又颁布了删除读经的条款。自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经学从大学中被放逐了。之后的国民政府虽然在确立“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时候，也强调“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但实际上也只是国民党教育的一个幌子而已。不过我们仔细看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会发现传统经典教育还是通过开设国语、国文课程等方式延续着，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中的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的教育与研究，成为了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现代中国传承民族文化经典遗产的最主要载体，如当时的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开设的传统文史课程，都对开展传统经典教育、传承和整理民族传统人文经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传统经典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解构。诚然，从历史进程变迁和社会发展时期的需要看，我们要充分肯定近代大学对传统经典教育的批判和废除，但并不是说这种文化教育的价值选择没有历史代价的。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进一步激进和非理性，几乎所有的儒家典籍被作为封建糟粕而剔出在大学教育体系之外，传统的文史经典如《论语》、《大学》等一律被束之高阁，无人传授和解读，由此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真实原貌和深厚内涵被遮蔽，也导致了几代中国大学生对传统经典和民族文化的茫然无知或误解、曲解，进而也影响了自20世纪50年代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众主体文化观念严重退化，对传统文化经典普遍存在陌生感、冷漠感，很少有人愿意去读这些经典，民众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官场抑或学界也普遍存在人际交往的世俗化和粗鄙化现象等。“崇洋媚外”、“厚古薄今”已积淀为一种民族集体的“文化无意识”。美国学者阿特巴赫深刻指出：“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结构、科学与知识的基础以及知识结构在本质上都是西方的，且逐渐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当代所有大学，不管它位于何方，都基于西方模式。”这种崇尚欧美文化的“文化移民”心态必然忽视了民族文化经典教育，削弱了青年学生乃至全体国民的民族认同感，故大学发展和整个中国大文明出现“无根”状态也是必然了。
二、意义：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之于大学教育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开始逐渐得到重视，“国学热”、“百家讲坛”重新解读经典古籍等的兴起就是例证，说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经典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需求。传统文化经典之于大学教育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一，辩证的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大学的本质属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契合，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是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得以研究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同时大学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地也需要传统文化经典的滋养与支撑。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应当是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统一的人，是理性、情感与人格协调统一的人，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人。而要实现大学教育这一根本使命，在众多丰富的教育资源中传统文化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大学应当把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作为体现大学本质属性、实现大学文化使命的根本途径，作为大学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基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专业教育的补充和点缀，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欧美大学开展的通识教育的做法，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模式。笔者认为这或许是解决当代中国大学甚至是社会大文化底蕴不足、精神境界不高的治本之策。第二，加强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传统经典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大学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要求培养质量合格的建设人才；其二，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精神价值独立性的社会实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角色分工来辐射和影响社会。因此，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学术、知识、技能上的培养，它的社会责任还体现在通过自身课程、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影响，塑造出求真、创造、高知识、高文明的大学环境，完成对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完全成为人”的社会价值引导功能。传统经典对学生人文修养的熏陶作用，修身治事的指导作用，是其他方式所难以取代的。这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中要重视传统经典的教育。第三，从目前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的思想素养和人文素养亟需加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近十几年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无论是教育的规模、还是软硬件的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对教育目的和教育理念的实施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当前在社会公众视野中，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价不断下滑，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和学生培养质量的期望与评价的距离在不断扩大，从近年媒体上出现的对大学生质量和素质的质疑、以及许多相关的负面报道中也略见一斑。诚然，学生素质的下滑，与社会风气和大环境影响有关，但也跟大学的教育目标和理念的模糊，教育模式的缺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校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上的漠视相当严重，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在人文修养，尤其是传统文化上的修养让人实在失望。#p#分页标题#e#
三、尝试：在理工科学生中进行传统经典教育
笔者基于多年学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试图探索一种与理工科学生现状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经典普及方式。拟定从2011年初开始，笔者在自己所带的三个专业300多名学生中，开设《我读经典》栏目，对经典进行仔细研读，同时尝试注解。试图通过对经典的解读积累理科学生的人文知识、加强他们的自身修养。这一栏目以《弟子规》的注解为第一部分，打算陆续讲解其他传统经典。首先注解训读的传统经典是《弟子规》。之所以选择《弟子规》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弟子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启蒙读物具有典型性。其内容主要是伦理层面的，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人文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得到修养上的提高。其二，《弟子规》语言接近白话，易记好懂，韵味十足，诵读时琅琅上口，也便于注解引申，适宜理工科学生的阅读学习。探索的方式如下:1.在2009级所有的教室里设置《我读经典》栏目，以黑板报的形式给学生选注《弟子规》，选注形式为:把《弟子规》全文分为60个小节，每周解读3小节，共用20周注完。选取与学生修身、求学、处事等密切相关的章句进行注解引申，根据栏目开设的目的和理工科学生的特点，注重从人文素养和道德修养角度进行引导，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发学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2.结合《我读经典》栏目的内容，及时开展各种形式的相关工作。比如，在各班的班会中穿插人文典籍的介绍，每次班会介绍一本人文经典或一个人文学者，并鼓励学生去翻阅相关资料;针对《我读经典》的进程，适时举行相关主题班会、座谈会或讨论会。3.做好《我读经典》栏目效果的反馈，计划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和掌握学生对这一形式的反响和效果。自然，对于经典阅读热潮的讨论和纷争一直未停息过，其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如何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这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对于一些看似简单或者已经盖棺定论的界定我们都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定义。因此，在《我读经典》的尝试中，我决定对典籍和章句的筛选尽量细致，努力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格都得到提升，我知道这是个富有挑战性的尝试。人文教育永远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所谓“润物细无声”是对其最好的描述，它的功效远远大于赤裸裸的说教和硬性灌输。尤其是当我们面对90后这些年轻、激情、但容易偏激、任性的青年群体时，我们要重视的是教育方式的革新，要逐渐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得他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来发现经典的魅力，体悟其真谛，同时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人文修养和自身素质。总之，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意义是重大和深远的，如何在大学教育中真正做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还有待于更多的人深入思考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