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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新公共性”的探讨
从近年社会局势的变化和公共哲学的课题这一角度来看，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由国家和官僚制度所代表的“公”，和我们个人的欲望，尤其是经济活动所伴随的利益所代表的“私”，在世界上，特别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他们一直被视作是一对对立的概念。而社会主义则被看作是“公”覆盖了“私”的一种体制。可是，近20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开始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市场运作机制的重要性也被日益强调。就日本而言，对于承担着“公”之职责的国家和官僚制度的局限性，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才得到了深刻的体会。想必诸位都知道，1997年和19%年正值非常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之际，日本的经济也不例外地处于危险的状态。可是对于我们而言，这却让我们获得了一个去仔细思考、反省日本政府究竟能做些什么的机会。并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些疑问:“公共”和“公”可以让政府、特别是那些官僚们独占吗?“公共”和“公”可以完全托付给他们吗?他们能够承担起全部的职责吗?与此同时，伴随着NonProfitorganization，即，非营利团体的不断设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是日本社会的民间力量逐步参与承担公共职责的起步之时。换言之，20世纪末，生活在日本社会中的个人的关心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诸如私人的利害等与自己相关的事和生活方式，而是逐渐开始扩展到对那些更为广泛的社会课题的关注，譬如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民族纷争，等等。在此背景下，应该看到现实状况是:“公”以及承担“公’之职责的国家和官僚制度的实质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一般社会中对“自我责任”说法的关注也日益普及。我们开始探讨、研究“公共”和“公”问题之时，恰好是日本社会中政府和个人、“公”和“公共性”的关系开始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期。而我们进行有关公共哲学的探讨，正是建立在想要克服上述“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出发点之上。
在此，我们希望能通过对“新公共性”的研究和探讨来构筑“公’与“私”的新关系，并借助一个介于“公”和“私”两者之间的新构想来取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传统的“灭私奉公”的思想，提倡为了“公”而牺牲“私”，甚至要求“无私”、“灭私”。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和韩国，都推崇并高度评价尊重“公”而避讳“私”的姿态与思想。虽说在认识的程度等方面难免会有所差异，但是我以为各国对于“公”的理解拥有着最低限度的共识，那就是:“公”是由皇帝、君主、诸侯、贵族、将军，以及由他们所象征、代表、的天下、国家或是与此相关的全体的认识。与如此“公”相比较，“私”的存在是相当稀薄的，私利、私欲、私物、私事等一直是被抑制、被排除、被牺牲、被否定的对象。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公’是属于男人的，而女人和小孩则属于“私”的世界的观念在各国都根深蒂固。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规则是“公贵私贱”、“公尊私卑”、“公先私后”，其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灭私奉公”。而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是“灭公奉私”，也就是说有没有“公”都没有关系，只要注重“自我”就可以了的想法。这种观点也被看作是对“公”对于“私”之支配的一种极度反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即不支持“灭私”，也不主张“奉私”，而是提出要突破不是“灭私奉公”就是“灭公奉私”这样一个相互否定的恶性循环，构筑一个互为补充的“公”和“私”的崭新关系。我们希望通过使用“活私开公”这四个字、这样一个观点来克服并重新探讨“公”和“私”的课题。首先，要“活私”，也就是更加积极、更为广泛地灵活应用“私”来构建其与“公”的新关系。这里的关键是要重新树立对“私”的认识。从传统层面而言，“私”应该尽可能地被压制、被抑制，通过压制和抑制，最终达到“灭”、“消”、“杀”的境地。而“活私”正好与其相反。对作为自我的、个体存在的“私”的尊重和理解，对“私”所具有的生命力的保存与提高，就是构成生命的延续性的“活”的理念。
这种个体的生命活动，称之为“活私”。在“活私”的同时，我们提出要“开公”，使“公”不仅仅成为由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私有品，提出让“公”成为真正具有与社会所有人相关的“新公共性”的观点。把处于作为国家的“公，或代表个人利益的“私”当中有关善、福社、幸福的理念，从极端的、封闭的制度世界里解放出来，使之根植于生活世界，进而扩大到全球与人类的范围，使之能够为更多的人所共有，在开放的公共的世界里得到发展与实践，这就是“开公”。当然，此过程中也包含了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对我们自身进行反省，抛弃并超越刹那的、个人狭隘的、只对经济利益感兴趣的自身的这样一种涵义。要想通过“公”与“私”之间的对话、互动、创新来实现对“公”的重新认识，那么“活私开公”的视点是必不可缺的。简单来说，就是把我放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使个人焕发生机，同时打开民的公共性。只有活化“私”(重视并打开“私”、“个人”)，才能打开“公”(关心公共性的东西)。这意味着，“公”与“私”的哪一方都不被压抑、否定、抹杀，两者相互补充和改善，一起前进，共创幸福。同时，这也意味着，此过程将会是与我们尝试对自身的知识、对社会的知识以及构筑这个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知识进行再次探讨和反省的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p#分页标题#e#
二、大学教育与公共性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主题，在知识聚集的殿堂—大学，教育要做什么、又该如何去做。前面提到，在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的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从公共性的角度对所熟悉的各类知识进行重新思考和探讨。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包含科学技术领域在内的各式各样的专业领域的知识的意义及其合理性，放在与现实相关联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各项背景中再次地讨论和研究。特别是对于已成为了大学的运营管理者的我来说，在思考究竟该从什么样的视点对大学这个组织所进行的知识活动进行重新审视、评估之时，如此公共性视点的探讨是有着非常重要之意义的。大学，在被认同为传授专业知识的场所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对专业知识进行再生产、不断创造出新的专业知识的重要场所。在大学工作的研究学者们都深深地受到为“知”而“求知’的思想的指导。在这里，我需要向大家指出的是，大学所承担的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这一个职责，大学还应该是对既有的知识提出质问、提出疑问的场所，同时大学也应该而且必须把对此的教育作为重要的一环纳人到教育计划之中去。迄今为止，我们的注意力基本都集中于在当今世界、在现实的自然社会中应该如何理解二三世纪前的知识、见识这一个层面上。如今，在一般社会中知识拥有创造新现实的力量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知，而“知识型社会”一词的广为使用，也正是知识创造现实得到普遍认同的一个体现。
也正因为此，对于当今社会而言，对知识究竟是什么?它拥有一个怎样的人类的、社会的脉络等问题的探究是极其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样的探究对于我们下一代而言是教养所不可或缺的的重要部分。还有一点促使我们不能忘记对大学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提出质疑的地方，那就是，对知识以及支撑这些知识的现实该如何理解，我们究竟又该如何评价这些现实等，诸如此类的对“知识”进行思考和探究的活动，在大学里是尤为重要的这一视点。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大学在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的大学以追求高端知识为最高目标，为达到此目标，大学各个专业的划分越来越细。如此之下，出现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于生物科学领域完全摸不着头脑之类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专业知识的积累就是伴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而进行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其造成的弊病是:当专业知识划分过于细化时，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困难，甚至于出现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向其他人解释、说明自己正在进行什么样的研究的情况。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东京大学工学部有两位研究室相邻的老师，其中一位在退休的前一天去向隔壁的老师做临别的问候，在问到了对方的研究内容之后万分感慨地说:“原来你的研究内容和我的是如此地接近，如果我能够早一些知道就好了!”而这样的情况，可以说其实在大学里并不少见。你们在开发、发现、研究的专门“知识”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对于外人而言，你的专业究竟有什么意义?能够妥善且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大学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有些大学的学者对于自己正在探究的“知识”究竟拥有何种人类的、社会的意义一无所知，且从不去考虑;甚至有部分学者害怕、讨厌或是懒得理会别人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些专家而言，他们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自己正在开发或是想要发现的“知识”有着怎样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脉络，也不去探究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社会有着何种关联，其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极有可能只是重复进行着与别人相同的研究而已。当有人提出:“能否请你说明一下你正在开发或是想要发现的‘知识’有着怎样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时，并不意味着他只是单纯地在问你:“能赚钱吗?”或是“能带来利润吗?”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点。但非常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里，甚至于在一些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中，把两者混淆的人并不在少数。我衷心希望这样的提问和对话，能够对正在进行研究、开发专业“知识”的大学研究学者们的观念投人一丝新的波纹，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提问和回答能够刺激和启发他们从一个新的视点来思考和反省自己的研究行为。从另一个侧面而言，这也是一个提问方通过提出问题，显露出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以及拥有怎样的价值观的过程。满脑子只有“赚钱”两个字的人对于任何专业知识、专业研究都只会问“这赚钱吗?”也只对“能赚钱吗?”感兴趣。因此，对提问者而言这样的提问是一个认识、或是重新审视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什么感兴趣的重要线索。通过与他人的意见交换、思想交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反省:为什么我会形成这样的想法?别人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从而最终使得对话的双方都拥有更大的拓展的可能性;并在关注自我的同时，伴随着关心、留意公众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些超越了个人的公共课题，走过人生的每一步，这应该是相当重要的。
我认为，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如果忘记了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拓展自己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其人生将会是贫乏的、是寂寞的、是悲惨的。与此同时，真正优秀的专家学者应该是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知识之极限的人，是那些当他们知道自己的行动可能会造成不合理的、不妥当的结果时，懂得反省并探讨得出什么才是妥善的、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人。而这，只有那些拥有能够对知识进行客观地、透彻地、有间距地审视和反省之感性和悟性的人才有可能做得到。因此，对“知识”的质问，对知识聚集的殿堂—大学而言，是极其珍贵且必不可少的，而我认为，大学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能够提供如此提问和质疑机会的场所。此外，我认为大学还应该是一个能够平等地交换彼此所拥有的知识的地方。与公司、政府机关等主要接受来自上层的指令，并跟从指令进行工作的组织不同，我认为大学是一个平等的、平层的组织机构。因此，只要不涉及行使暴力，在这里任何提问基本上都应该是被允许的。与此同时，我认为被提问的一方有义务尽可能努力地、诚实地进行回应。大学的研究学者之间对自身拥有的“知识”进行相互交流和互动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这对于促进大学专业学问的进步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就老师而言，学生们对“知识”提出的率直的、朴素的问题，有些可能是自己从来没有预想到的，也有些可能成为自己进一步思考的契机。还有，我认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克服专业的差异、跨越专业的壁垒，共同探讨对“专业知识”的认识和看法，这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大学这个组织，如果能真正地成为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共同探讨、研究“知识”的场所，这对于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都将是非常令人激动和感慨的事。而我认为如若这样的基础打好了，那么大学的改革也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和有效。立竿见影的知识和技能有一部分可能很快就会变得过时，或是无用，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即时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公共性”的意义的探讨是有着非常重要之意义的。如果没有对“知识”的广泛的关心，那么理解包括以环境问题为首的21世纪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并启发自己去关注它们将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只有在对知识普遍关心的潮流里，只有在对知识相互交流的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借助公共哲学的智慧对大学教育提出新的探求视角。#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