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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自由银行业制度中,银行监管以市场约束为主,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市场约束作用被弱化并逐渐为官方的监管约束所取代。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监管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融全球化以及混业经营,同时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衍生产品的推出也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复杂性,政府监管越来越力不从心。The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2001)指出:“市场约束能够加强最低资本标准(支柱1)和监管过程(支柱2),由此促进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因此巴塞尔协议Ⅱ的新的监管框架中把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本文系统的回顾了市场约束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期望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提供借鉴。文章第一部分描述了市场约束的来源以及存在性;第二部分描述了存款保险制度对市场约束的影响;第三部分描述了政府监管对市场约束的影响;第四部分描述了特许权价值对市场约束的影响;第五部分描述了金融危机时的市场约束;第六部分是结论。 一、市场约束的来源与存在性 尽管1933年美国《银行法案》用联邦存款保险代替了一些个人风险承担,监管者并不愿意大量取代市场约束。提高一个国家银行部门的市场约束有很多潜在的收益。第一,市场约束可以通过惩罚银行的风险承担来降低由政府担保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市场约束促使低效率的银行提高效率或退出来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效率(Berger,1991)。如果监管者放弃对市场力量的约束,而让市场力量来区分“好”的银行和“坏”的银行,就会使监管银行的成本降低。市场是一个匿名的忠实监管者,很难被游说,会比监管者对银行风险增加的反应更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监管者不得不保护所有银行债权人免受信用风险,大银行被认为是“大而不倒”(Sprague,1986;O'HaraandShaw,1990)。政府安全网的延伸也使部分监管者怀疑正常的市场力量是否足够识别和约束银行风险。尽管美国监管者已经增加了让投资者承担一部分损失,但官方对市场约束效力的怀疑仍在扩大。关于市场约束的有效性问题,观点不一。 然而大多数文献关注于美国的商业银行。BaerandBrewer(1986)、HannanandHanweck(1988)、EllisandFlannery(1992)和CookandSpellman(1994)分析了存款收益对银行的风险反映,考虑了资产负债表风险和市场风险。GoldbergandHudgins(1996)、CalormirisandWilson(1998)通过关注存款变化和存款水平检验了这一问题。Park(1995)、ParkandPeristiani(1998)综合了上述提到的两种方法。CalomirisandMason(1997)研究了银行倒闭是否与银行风险特征有关。总之,这些研究支持了市场约束在美国确实存在的假设。也有一些文献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约束的,主要是ValdesandLomakin(1988)、Schumacher(1996)、D'Amatoetal.(1997)。ValdesandLomakin(1988)检验了智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率变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Schumacher(1996)分析了阿根廷银行存款如何受到其倒闭可能性的影响,D'Amatoetal.(1997)在样本开始的时候控制了宏观因素以及银行基本面水平之后研究了阿根廷存款者行为的传染性影响。HannanandHabweck(1988)指出至少某些价格对风险是有约束的,而学者Averyetal.(1988)指出没有发现价格约束起作用。GortonandSantomero(1990)改进了风险测度的方法,但仍没有发现价格约束起明显的作用。 关于市场约束的存在性问题的检验集中于次级债券收益和银行风险的关系。Averyetal.(1988)和GortonandSantomero(1990)分析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发现银行次级债券收益和风险之间没有关系。FlanneryandSorescu(1996)和Jagtianietal.(200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随着监管者允许次级债券吸收损失,次级债券的收益与会计风险越来越相关。FlanneryandSorescu(1996)和Flannery(1998)以及Flannery(2001)检验了次级债券的收益和风险承担的关系。但BlackandShevlin(1999)检验了1979年底和1984年底银行债务发行的合约,发现账面市值比与限制性合约之间没有关系。另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在债务合约中加入限制性条款来直接限制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合约对管理者事后的行为施加了事前限制,从而能够减少银行过度的风险承担激励(SmithandWarner,1979)。Goyal(2003)检验了银行对风险承担的激励如何影响债务合约中的收益分配和限制性条款。发现决定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银行特许权价值显著影响了银行债务合约的限制性条款的可能性,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激烈的竞争和相对宽松的监管增加了美国银行业道德风险的严重性时,上述影响尤其显著。 关于存款市场的市场约束问题,在1974年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之后,FDIC调研了各种大的存款者,来识别他们怎么评价银行的关系,他们对于未保险存款头寸的敏感性以及他们对于负面宣传的反映(EisenbeisandGilbert,1985)。这些调研的结果表明如果市场约束存在,它主要来自于大的机构投资者与几个大银行的行为。之前关于银行风险和CD利率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市场约束是弱的或是不存在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1982年佩恩广场危机之后,大的CD市场的发展也表明了面对大的银行危机市场的效率问题。GaryGilbert(1983)指出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倒闭表明市场“分层”,指出规模是低风险的变量,这种“分层”可以看成是市场不能基于不同的绩效特征隔离个体银行风险。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事件之后,“分层”变得更具选择性,银行之间的基点差异变大了,Gilbert发现CD购买者从区域银行要求的收益要比从一个大型货币中心要求的收益高25点,但这种“分层”是对于“大而不倒”的理性反应还是简单的反映了数据的匮乏,仍然不清楚。与这些早期的发现不同,在FDIC关于佩恩广场危机之后的初步分析中并没有给出一般市场对大银行CD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规模的“分层”,然而佩恩广场事件之后几个月,CD市场就惩罚了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它与佩恩广场有密切的联系(Gilbert,1983)。CramerandRogowski(1985)发现在佩恩广场和大陆伊利诺斯问题宣布之后CD的风险升水增加了大约63点。也有文献研究影响银行CD利率的因素,DwightCrane(1974)通过对30家最大银行的研究表明CD利率和银行规模之间的反向关系。Herzig-MarxandAnneWeaver(1979)发现风险升水随着总资产的增加而增加随着银行流动性的降低而降低。GoldbergandLloyd-Davies(1985)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发现金融市场上大银行的CD风险升水随着风险资产相对银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BaerandBrewer检验了CD市场要求风险较高银行支付较高利率的比例,结论表明在采用股票价格数据度量银行风险后,存款市场确实有市场约束作用。#p#分页标题#e# 一些学者也研究了中国市场约束的存在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市场约束还是比较弱的,受到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关新红(2004)指出如何尽快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工作,提升市场约束作用的效力,是摆在银行监管者和经营者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黄蕙(2007)[1]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影响存款人市场约束力度的因素,并对我国商业银行加强市场约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许有传(2009)[3]实证研究了银行信息披露与其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信息披露能够发挥其市场约束功能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只有当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且银行能充分有效低披露其风险信息时,来自债权人的市场约束行动才能真正发挥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约束作用。 二、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 一个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会影响市场约束的程度。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小存款者并且规避系统性风险。如果存款人知道他们的资金是安全的,当其它银行倒闭时他们没有动机从银行中取出存款。因此,存款保险降低了银行系统性倒闭的可能性。同时,一个可信的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存款者监督银行的动机,减少了市场约束的程度。 Kane(1989)指出美国金融安全网,尤其是固定利率的存款保险和迟来的银行倒闭,是解释20世纪80年代储蓄和信贷危机的主要因素。Chanetal.(1992)运用动态框架表明,补贴存款保险计划创造了未来租金,这使银行减少风险以增加获取这些租金的可能性。Demirguc-KuntandDetragiache(1998)发现,从国际的证据来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导致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Kane(1999)、Ely(1986)、Calomiris(1997)和Wall(1998)设计了各种不同的特征,如限制性保险覆盖、共同保险和私人存款保险,从而为市场约束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中留下空间。Demirgüc-KuntandHuizinga指出,显性存款保险降低了市场约束。文章同样检验了存款保险制度的特征对市场约束的影响,发现较高的保险覆盖面和政府基金减少了市场约束,而私人的尤其是共同管理的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提高市场约束。 Blum(2002)、CordellaandYeyati(1998)指出在没有破产成本和银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公司治理问题时,如果银行存款是未保险的且银行风险选择可以被存款人观测到,银行风险选择将是有效的。市场约束的有效性取决于三个因素:①政府安全网的程度;②银行未保险债权的比例;③银行风险的可观测程度。NierandBaumann(2003)检验了市场约束在限制银行过度风险承担中的有效性,也第一次实证研究了信息披露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道德风险确实存在,在减少银行破产风险中市场约束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隐性存款保险(大而不倒)使银行选择较高的破产概率,信息披露多的银行风险较低,总之当银行不太可能被政府救助时市场约束是有利的,在银行接近危机时,信息披露尤为重要,因为其他的约束手段不太起作用。 Bergeretal.(2000)、Flannery(1998,2001)建议要扩大市场力量来建立安全有效的银行系统,以及监管者利用市场信息来提高银行财务状况的评估。现存的大部分文献关注于如实际的银行倒闭和评级机构或监管评级的降级。Curryetal.(2003)通过对美国银行的研究表明对CAMEL评级下降至最低水平的预测可以通过在一系列会计指标中加入市场变量的方法大幅提高,然而这种预测力量只是对于面临很大财务危机的银行是显著的。类似的,Guntheretal.(2001)加入预期违约频率等市场指标提高了基于会计比率和CAMEL比率模型的预测性。Distinguinetal.(2005)评估了股票市场价格能够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作为评估银行财务风险的指导性指标,结论支持了市场相关指标的运用、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银行债务市场交易的程度,但对于严重依赖于(保险的)存款的银行来说,市场不能传递有用的信息,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的数量也不能提高市场约束的程度。 中国没有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政府实际上以自身的信誉向存款人提供了一种隐性的存款担保,并且是一种全额的存款保险(李宗怡,2006;谢平和易诚,2004;吴军和邹恒甫,2005;张正平和何广文,2006)。这种隐性保险在我国渐进改革的过程中是不断获取储蓄资源,实现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和对国有经济发展支持的重要保证(张杰,2003,2005)。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政府的隐性担保降低了市场约束作用的发挥(袁乐平和苏淑纯,2007;许有传和何佳,2008;许有传,2010)。但许有传、何佳和王灵芝(2009)在一个两期经济的框架内,给出了隐性保险对不同银行风险选择的激励条件和边界,政府隐性保险并不必然鼓励所有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只是可能鼓励了问题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其激励取决于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 三、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 关于政府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监管约束”,一种是“监管保护”。不管是“监管保护”还是“监管约束”都降低了市场约束作用。 “监管约束”是指一些监管政策成功控制了银行风险,维护了银行稳定,因此降低了存款者对银行风险的敏感性。“监管约束”一定程度上能够代替市场约束。DewatripontandTirole(1994)指出由于信息的复杂性和免费乘车问题,存款者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监督银行。基于存款者监督的控制银行风险的能力,他们宣称监管当局是监督银行的代表性力量。“监管保护”是指,一些监管政策和金融安全网保护存款者免受银行破产的风险和损失,因此减少了存款者对银行风险的敏感性,最后鼓励了银行方面的过度风险承担。监管保护不仅产生于显性的存款保险也产生于银行监管。如Stigler(1971)的“监管捕获”假说,ShleiferandVishny(1998)、Djankovetal.(2002)的“收费站”假说以及BootandThakor(1993)的“声誉关注”假说。Hosonoetal.(2004)研究了监管对市场约束的影响,文章运用1992-2002年间大约60个国家的17000个银行年数据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存款者市场约束的有效性以及其与各种银行监管的关系,发现存款利率与银行风险的敏感性关系取决于银行的破产风险和存款保护的程度,也发现对银行行为的严格监管和有力的监管当局能够降低存款保险利率和其对风险的敏感性。这表明对银行行为的严格监管可能与危机银行的各种救助有关,导致了市场约束的弱化和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一些学者也分析了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约束的影响,基本观点是在中国的现有情况下,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应相互配合,达到激励相容才能更好的约束银行的风险承担(王晓龙,2006;黄蕙,2006;张强等,2009;许有传和何晓光,2009)。#p#分页标题#e# 四、特许权价值与市场约束 特许权价值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Merton(1977)指出存款保险给参加保险的银行一个看跌期权,即以负债的面值出售银行资产的权利。当存款保险费是固定的或并不完全反映银行的风险,看跌期权的价值随着银行风险的增加而降低,如果银行股东只是对看跌期权的价值感兴趣,管理者可以通过增加风险的形式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股东是银行监管者的敌人,市场约束的重担落在债权人的肩膀上。一些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表明银行股东对银行的特许权价值或无形资本有反应(Keeley,1990;Ritchkenetal.,1993;Park,1997),在危机时股东会丧失特许权价值。当银行风险较低时,他们保护特许权价值的激励应该会冲销他们增加看跌期权价值的动机,然而,反之也成立。总之在银行相对安全时,银行股东可能是监管者的联盟,是市场约束的来源。道德风险理论提出了一个实证问题:在什么样的风险水平上股东变成了监管者的敌人?Keeley(1990)研究了当银行特许权价值逐渐恶化时,银行和储蓄机构失败率的急剧上升,并检验了银行准入的监管变化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Demsetzetal.(1996)利用托宾Q更直接的检验了银行特许权价值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特许权价值和不同的股票市场风险测量只是一种负向关系。特许权价值高的银行会采取较为安全的策略,倾向于持有更多资本。BrewerandMondschean(1994)比较了资本较低和较高的储蓄和贷款协会的行为,结果表明资本水平低的储蓄和贷款协会中股票市场收益和垃圾债券的持有量之间是一种正向关系,说明对于期权价值高于特许权价值的银行来说市场会选择高的风险策略。ParkandPeristiani(2006)指出在道德风险模型中,银行股东有动机通过采用更高的风险策略从存款保险人那里转移财富,也就是说最大化看跌期权的价值,结果发现账面市值比与银行风险之间是一种凸的非线性关系,凸的关系表明银行股东对风险的不同亲和力,最初股东惩罚高的风险策略以保持特许权价值,但一旦看跌期权价值大到足以补偿特许权价值损失时,股东选择激励风险承担来进一步提高看跌期权价值。实证结果表明拐点是相当高的,因此对于银行持股公司来说,银行股东的利益与监管者、债权人的利益一致。文章也指出了股东行为的双面性:一方面,作为监管者的同盟通过惩罚风险策略来保护他们在低的期权价值的机构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监管者的敌人,纵容期权价值冲销掉特许权价值的机构采取较高的风险策略。 五、金融危机与市场约束 关于市场约束的存在性的实证文献一支是银行利益相关者(存款者、债券持有者、股东)在非危机时期的反映,这一时期主要是关注于银行的异质风险暴露,这一部分文献前文已有叙述。也有一支文献关注于危机时刻,检验银行危机是随机事件还是反映了存款者与问题银行的斗争,尽管多数文献关注于美国的经验,如Gorton(1988)、GoldbergandHudgins(1996)以及CalomirisandMason(1997,2000),也有一部分文献检验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如D'Amatoetal.(1997)和Schumacher(1999)检验了阿根廷1994-1995年的龙舌兰酒危机,Gonzalez-Hermosillo(1999)检验了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危机时存款者的行为。在危机时刻银行基本面的数据越来越不显著,因此,尽管非危机时刻市场约束看起来是存在的,但典型的关于市场约束的检验趋于失败。如MartinezPeriaandSchmukler(2001)、Arena(2003)和DelaTorreetal.(2003)、Levy-Yeyatietal.(2004)表明系统性风险对存款者行为施加了显著影响,有时使存款者对银行基本面的反映黯然失色,系统性风险能够影响市场约束,首先,弱化的系统性情况能够通过双重问题直接威胁存款的价值;其次,系统性冲击能够导致银行基本面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没有被银行基本面捕获的系统性风险的暴露。文章采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银行危机数据表明,一旦系统性风险发生,市场约束实际上是相当稳健的,随着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过去基本面数据的信息含量下降。总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市场约束的作用要考虑到系统性风险。 六、结论 市场约束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计划,如果银行的市场价格能够对银行的风险信息作出逆向反应,则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就约束了银行更大的风险承担行为,显然市场约束是维护银行业稳定的重要机制,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巴塞尔协议Ⅱ的新的监管框架中也把市场约束与资本监管、政府监督共同作为有效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本文对市场约束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文献进行了回顾性整理。市场约束作用的发挥受到存款保险制度、政府监管、特许权价值以及是否是危机时刻的影响。正是因为市场约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关于市场约束作用的程度就不一致,因此关于市场约束存在性问题的实证检验的结论就不一;存款保险产生的道德风险降低了存款者监督银行的动机,减少了市场约束的程度,但同时也取决于信息披露的程度,信息披露多的银行风险低;政府监管可能会降低存款者对银行风险的敏感性,监管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替市场约束,但政府监管也可能会因为保护了存款者免受银行破产的风险和损失,从而减少了存款者对风险的敏感性,鼓励了银行过度的风险承担;并且在不同的特许权价值下银行所面临的市场约束也不同;即使非危机时刻关于市场约束作用检验的结论是不一致的,但一旦出现危机,市场约束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中国于2006年底全面放开了银行业市场,市场约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也受到了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和政府监管的影响,如何更好的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以及寻找市场约束、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均衡,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