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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政党执政规律和我党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路线偏差和决策失误所造成损失是巨大的,会给某一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带来破坏性和长期性的消极影响。实际工作中,“拍脑袋”决策、“三把火”政策、形象工程、朝令夕改等现象不一而足,不仅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更是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改革开放是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各种利益主体矛盾冲突纠结难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内监督要贯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尤其应加强决策监督,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进行系统监督,同时注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收集和信息反馈,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立体职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可靠保障。
以新政治观指导党内监督的立论前提
十八大召开前后,以人民论坛为先声,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政治观”的大讨论,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和国内社会发展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2 ]强调政治观更新,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新政治观的丰富内涵,对加强党内监督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对权力的辩证认识是与人本主义的觉醒相伴而生的,权力的所有权、行使权和监督权主体为何、如何平衡始终是政治学的核心命题。对权力的理性认识是我们科学设置各种政治制度的前提。实际上,权力民授的观念在我国尚未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从历史角度考察东西方政治文化产生的根源可以看到,西方除了法国之外,王权始终受到封建主的挑战和制约,国王长期是虚君。中国自秦后长期是中央集权制,宗法社会中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和对集体主义的推崇使国人对国家权力的仰视和敬畏更加根深蒂固,以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生活使我们缺少西方的契约精神和法律意识,所以平等、民主、法制等现代政治体系没有产生于东方。西方秉持理性主义,以穷根究地的精神,企图探明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这一精神逐渐形成为科学的传统和民主的传统,不以政治权威为准的求知传统。中国的历史观,顾准先生称之为“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标准,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这种文化不是对宇宙和社会作独立的研究,所以它的路向不够科学。在我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漫长的封建社会,社会的稳定是靠人治来维持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儒家对“学而优则仕”的推崇,使我国等级分明的宗法社会 中形成了 根深蒂固 的“官本位”意识。与“官本位”意识相对的是群众中存在的“非主体性意识”的顺民心理,这使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廉政制度执行缺乏群众监督。对权力的认识,尤其是对权力监督的认识,西方更为理性,借助的手段以法律和制度为主,正如德国人推崇的“用规则统治世界”。中国的权力监督更注重官员自律和道德教化,法律制度意识较为淡薄,始终难以破除人治的潜规则。
新政治观的核心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公共权力是公民个体权力的让渡和委托,党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受人民监督,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是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应当从内心深处接受并捍卫的原则。党内监督是党内监督机构受人民委托对公权力的合法监督,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执政党不容回避的责任与义务,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权力监督的思想前提,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心理坐标。
以实际效能凸显党内监督的核心地位
我党一向重视党内监督工作,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建立起以党内民主制度为核心、以领导干部监督制度为重点、以党内巡视制度为保障、以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为支撑的党内监督制度框架体系。十八大报告再次警醒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居安思危、从严治党,继而掀起了以转变干部作风和反腐倡廉为主要内容的自我净化高潮。在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监督渠道的作用发挥日益强化,新媒体的监督效能日益凸显的形势下,党内监督的科学有效性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强化党内监督应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注重权责明晰和制度落实,以民主、法治、高效为基本原则,全面提升党内监督的科学化水平。
党内监督在权力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一是靠制度保障,二是靠效能彰显。现有制度设置将党内监督置于权力监督的中心,资源配置倾斜,长期以来发挥着监督主渠道的作用。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多样化和民众政治参与主动性的不断提升,多种监督主体和监督渠道的作用发挥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党内监督的比较优势,网络反腐、微博反腐的即时性和公开性使党内监督的监督力度和执行效率受到了质疑。当前反腐最为常见的情景是,本应长期处于党内监督的视域内的一些关键部门和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积弊已久,却频频出现监督“盲点”,面对网络质疑初起,监督部门的答复往往有遮掩推诿之嫌,进而激起“扒粪”热潮,证据链条迅速完整,反证了监管不力,最终倒逼惩处机制的启动。由此产生的是对党内监督和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对党的形象和干群关系破坏极大。
相比传统的社会监督模式,新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不可小觑。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只有将其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新兴监督渠道的信息敏感性、社会动员力、及时高效等特点也给党内监督提供了有益借鉴。
党内监督效能的提升要以执行力为突破口。一是要引导和整合监督资源。借助最新科技手段设立信息收集平台,与相关部门资源共享,使党内监督部门能够及时掌握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个人和主要家庭成员信息、资产变动、出入境动态等情况,形成疏而不漏的预防掌控体系。二是要对调查工作全过程进行严格的程序化管控。在制度设置和运行管理上要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路,细化流程预设,对工作环节、责任部门、申报时间、过程及结果反馈等做出具体要求,以制度化管理提升党内监督的执行效率和公正严密性。三是要公开透明。长期以来,党内监督往往给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以神秘感,部分解释通报和惩处决定也有掩饰包庇之嫌,使党内监督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对查处情况的公开透明一方面能倒逼相关部门严格按制度办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党和群众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提升党内监督的权威性。#p#分页标题#e#
以制度监督推进党内监督科学化
网络反腐、微博反腐带来极大的社会影响,在调动社会力量对公权力进行监督的同时,也由于其不规范性、误伤性等特点而成为一种颇具争议的社会现象。客观审视这些监督及反腐方式后,媒体和学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微博反腐只是制度反腐的补充,如果没有制度反腐,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理论和实践证明,制度监督是最为科学高效的监督方式,也是党内监督科学化的必然要求”。我党一向重视党内监督工作,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建立起以党内民主制度为核心、以领导干部监督制度为重点、以党内巡视制度为保障、以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为支撑的党内监督制度框架体系。经过13年漫长的讨论,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党确立了制度监督的党内监督模式,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它的颁布实施成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里程碑。与此同时,一系列相关制度法规的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初步实现了由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的三大转变。
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内各主体(包括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之间,依据党章和党内法规在党内生活中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制度监督,不仅仅是监督制度的设计和修订,而应当通过加强整个制度体系建设,使得社会各阶层、组织、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符合政权性质和宗旨的基本前提下得到合理的调整与归位,解决因制度本身的矛盾、冲突、缺陷而导致的权力滥用与错位的权力监督方法。加强制度监督应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注重权责明晰和制度落实,以民主、法治、高效为基本原则,全面提升党内监督科学化水平。一是必须用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为权力设置牢不可破的铁栅栏,实现“将权力关在笼子里”;二是要理顺党内监督的权责归属和运行方式,保障党内监督部门拥有独立的监督权;三是要切实保障各项监督制度的落实,体现制度的公平性、权威性和惩戒性;四是突出监督的重点和难点,如“一把手”监督问题、决策监督问题等,发挥党内监督的示范作用;五是要培养高素质的纪检干部队伍,加大对党内监督的支持力度,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和监督文化。
治大国难,治大党同样不易。前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尤为引人深思的一条就是“为何党内健康力量没能防止党的蜕变”,党内的自我净化能力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和代谢系统,通过党内健康力量的科学调配和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效运转,及时消除破坏整个机体的“病毒”,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十八大报告再次警醒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居安思危、从严治党,继而掀起了以转变干部作风和反腐倡廉为主要内容的自我净化高潮。执政党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权力的考验,只有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只有不断增强党的自警能力和自净能力,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践行我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
本文作者：赵璐 单位：郑州中共河南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