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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剑东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中国的体育赛事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恐怕我们难以简单作出评判。通过几个数字，或许可以大体找到答案。美国4大职业联赛的年均现场观众超过3亿人次，而我们的足球和篮球两个最大的联赛一年的现场观众不到800万人次。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3倍，这两组数字一比较，我们会说中国的赛事多还是少呢？2001年以来，世界上各大体育赛事陆续登陆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过去的10年中，亚太地区举办的非职业赛事大约已经占世界赛事总量的1/3。21世纪以来，美国4大职业联盟的电视转播逐年攀升，其中NFL2006~2011年5年的电视转播权费收入239亿美元。而中国的职业俱乐部目前几乎全面处于亏损状态，实现帐面盈利的俱乐部还没有出现。
应该说，这些年亚太地区赛事仍然在增加，尤其是一些综合性运动会越来越多，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运动会一个接一个，而我们国内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也在13个以上。这些运动会举办的初衷基本都是增进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与友谊、为运动员提供更多比赛机会，很少顾及赛事自身的成本和收益、投入和产出。客观地说，运动会确实具有这些功效。尤其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通过体育比赛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体育场馆建设，也是一种城市更新和国家、地区发展的可行之路。然而，如果运动会给城市带来沉重负担，运动会举办都被视为政治任务，为运动会兴建的体育设施赛后无法有效利用，必然带来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各界对于赛事效益的普遍质疑。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体育赛事是多了还是少了，但我们可以断定：没有人关注的赛事、风光一时拖累十年的赛事、赛后场馆无法利用的赛事，其举办的必要性肯定是要打问号的。从各种媒体报道的信息可以知道，不少地方政府举办赛事并没有严格的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理性运营。赛事申办过程中缺乏专业人士的充分介入和科学论证、精细调研；缺乏广大公众的普遍参与和民主评议，部分决策是少数官员意志起决定作用。赛事举办过程中缺乏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尤其是缺乏企业和社团的充分介入，政府部门在其中扮演着管办全包的全能角色。西方发达国家是怎样管理体育赛事的？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呢？下面根据一些资料做一个阐释。
(1)将赛事的体育目标和社会目标有机融合，因此赛事管理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仅从数量上看，美国是世界上体育赛事数量比较多的国家，该国拥有大约20个项目的职业联赛，也是世界上举办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最多的国家。然而，美国的职业联赛虽然具有浓烈的商业色彩，但却得到政府的重点支持。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对参加职业体育联盟的运动队实行“反垄断豁免”，严格控制运动队的数量和其分布以及他们的影响范围。其目的就是要保证比赛的质量，不使其泛滥而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外，美国很多州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修建体育设施，并且以不高的价格提供给职业赛事使用。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职业体育比赛能吸引观众和企业投资，促进地区的商品销售和税收，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优秀的职业运动队还能促进社区公民的社会认同，激发社区公民的自豪感。反观我们国内的职业赛事，特别是职业足球和篮球赛事，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与政府和社区、媒体、企业的关系，其影响范围往往局限在“体育界”或“体育迷”之内，只有体育目标和成绩追求，无法实现社会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职业赛事难以获得政府的更多支持。而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体育场馆的建设，既有税收分流、税收担保，也有直接拨款。这种做法使得职业体育赛事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2)将综合性赛事的成绩与国家目标有机结合，通过赛事带动全国体育均衡发展。从1967年举办冬季全运会和1969年举办夏季全运会开始，加拿大联邦政府每2年在全国境内的中小城市举办加拿大全国运动会，两者交替举行。如2011年4月举办了冬季全运会，2013年将举办夏季全运会。从奖牌榜上(加拿大全运会只按照奖牌数量而不是金牌数量排名)可以看到：12个参赛的省区在40多年来的全国冬季和夏季运动会上的排名基本没有变化，魁北克、安大略、不列巅哥伦比亚、阿尔伯特等始终处于前4名(仅有一次例外：1983年冬季全运会阿尔伯特获得第5名)，媒体也很少将一个省区的形象和面子与全运会的成绩挂钩来报道，而是站在全局高度讨论全运会上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今后的发展潜力，奖牌数长期处于最后3名的纽芬兰省、爱德华王子岛省、育空地区也无须为落后而奋力加大投资去争取更好的成绩。
已经举办的12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和11届全国夏季运动会基本在12个省区轮流举办(1999年独立的第13个地区——努那伍特地区2007年开始参赛)，尽可能均衡带动全国各地体育的发展，包括体育设施的兴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经举办的23届加拿大全运会中，东道主获得奖牌数第一的情况只有3次，分别是夏季全运会安大略1981年和2001年，冬季全运会1983年魁北克。可见，各省区之间没有我们那样激烈甚至扭曲的金牌争夺战。加拿大政府举办全运会的官方目标是：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比赛机会，促进体育发展；促进国家的团结与统一。为此加拿大还成立了“全运会理事会”，由联邦政府，体育组织和省、市代表组成，负责处理与全运会有关的事宜。当然，全运会的经费也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在1991年之前，每届全运会联邦政府拨款大约为400万美元(根据笔者大约10年前看到的一份材料，我国举办全运会国家财政补贴至少是这个数字的2倍。而省市的投资更大)。全运会的长期轮流举办使各省区政府愿意大力发展体育队伍，大多数省政府都与省内的体育组织一起，提供资金和人力来培养运动员。全运会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是促使中小城市修建了大量的体育设施，并且这些设施事先就充分考虑为赛后大众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便利。加拿大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在大城市为重大国际比赛修建大型体育场馆，还不如在各地兴建一些赛后便于百姓锻炼的场所。
(3)将赛事的政府责任和运营管理有机整合，努力实现赛事的管办分离。目前世界上的7大经济体，除英国和中国因为气候、地理等原因没有举办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都已经全部举办过。中国还是世界上7大经济体中唯一没有举办过世界杯足球赛的国家。然而，世界杯足球赛恰恰是辐射城市最广、直接收益最大的赛事。笔者以为，这其中固然有中国足球水平落后和冬季运动比赛场地离冬季奥运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的原因，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不擅长赛事运营，甚至不大愿意把赛事看成是可以赢得经济收益的活动。往往过度强调赛事举办的政府职能，在鼓励民间社团、企业和各类公益组织参与方面被动和消极，甚至习惯于采用行政强制手段进行赛事管理。#p#分页标题#e#
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法国政府一般不介入体育赛事的经营。法国的1998年世界杯组织委员会在1993年只有不足10名带薪人员，1996年增加到450人，1998年7月31日足球世界杯比赛结束2周，组委会就宣布解散。可以说，1998年法国世界杯完全依靠一个临时性的民营公司运营。当然法国政府也不是都撒手不管，主管体育的青体部将主要投资用于营造社会气氛、外交活动和修建场地设施。英国体育理事会把从政府获得的彩票资金分配给2级体育理事会，其中主要用途之一就是举办大型比赛。英国政府还创造性地制定了“体育配对”计划，即赞助商赞助某项比赛，英国政府拨出相同数量款项资助赛事，这就是所谓的“1英镑对1英镑”政策。在这种政策导向下，英国的体育赞助大多流向了少数能带来高回报的运动项目——网球、足球、橄榄球和板球等。1990年全英国的体育赞助大约2.1亿英镑，50%集中在足球、赛车、赛马和高尔夫，近年来这一数字不断攀升到近10亿英镑，但依然集中在一些市场大的项目。
此外，地方政府往往要求开发商在开发计划获得通过前必须规划体育设施，哈姆希尔郡就要求开发商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必须要修建足球场、保龄球馆、俱乐部用房和儿童游乐场，费用由开发商支付，并且保修1年，建成后，这些设施要移交给地方政府。西班牙在1992年奥运会后进行反思，政府出面把一些大型体育设施交给私人企业进行管理，以缓解政府修建的大型体育设施赛后维护出现的严重亏损。在瑞典，内政部每年把体育经费的绝大部分直接下拨给瑞典体育联合会，对于组织国际比赛，政府往往只提供启动经费，其他经费由赛事组织者通过市场开发获取，政府有时会推出一些税收减免、彩票发行等政策来弥补大型赛事的经费不足。
总之，西方国家没有政府包办国际赛事的传统和体制，而是善于调动包括企业和社团在内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推进赛事的举办和效益的提升。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以及中国的很多省市区，或许还需要通过国际体育赛事提升形象、实现城市更新与转型，这是西方很多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对于后发的中国来说是否举办体育赛事，笔者以为：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理性举办，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