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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浪潮中，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新市民1已经是一个既定的社会事实。关于新市民城市生存状态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劳资对立，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为指导，强调新市民在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框架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沈原，2006）。更多的研究者超越了阶级范畴，周明宝（2004）从社会身份认同的角度，探讨青年新市民如何主动吸纳城市文化，实现自觉地内化。余晓敏等（2008）研究了打工妹如何通过消费来改变自己的外表，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他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上述研究展现了新市民如何在城市里通过各种自我抗争的方式来实现身份建构，从而获得一种即便是表面化的市民身份。从新市民融入城市的过程来看，身份建构仅是初级阶段，紧随其后的则是社会生活的重建。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和生活，其原有的社会生活近乎被瓦解。本研究旨在通过描述新市民社会生活状况，探讨新市民社会生活的重建路径。 一、个案观察———基于底层生态视角 在社会学研究中，底层生态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更是一个社会结构范畴，从生存生态视角来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的秩序建构，关系到如何理解新市民的生存状况、日常生活情境，也关系到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问题（潘泽泉，2008）。生存生态为理解新市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可以从新市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或空间秩序出发，来思考这种空间的社会生态。本文首先主要根据新市民城市社区空间分布类型来探讨新市民社会生活差异。从新市民在城市社区的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住在集体宿舍的工人。他们住在工地的工棚或者工厂的集体宿舍，从事单调、机械、低端的体力劳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严格意义上，这类产业工人是否可以被称之为“新市民”仍值得商榷。 个案1：Z，男，24岁，TY市某建筑工地工人。初中毕业后，Z跟本村一个包工头从农村老家到省城TY打工。几年来，Z一直从事建筑工作，虽然工地挪了又挪，工友换了又换，但他一直住在工地提供的集体宿舍。 “我每天干完活，就在宿舍和人（工友）打牌，到小卖部看电视，有时候也去逛逛，尤其到快回家的时候，就到市场给家里人买衣服什么的……我就想尽快攒够钱，光彩礼就得4万。我这还是少的，我们那边好多都上5万了。我现在攒了有2万……结了婚，可能还会出来打工，可能呆在老家，说不上……” 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任焰、潘毅，2006）。以Z为代表的这部分新市民，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增加经济收入的目的，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只身来到城市打工。因此，他们长期体会不到家庭生活的乐趣。由于居住在集体宿舍，也决定了其生活的集体性特征。在消费、闲暇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等方面与普通市民差异巨大，更多保留了农村社会生活的特征。因此，不仅普通市民缺乏对他们的市民身份的认同，连他们自己都缺乏自我认同。于他们而言，城市只不过是个暂时居留的场所。总体来看，他们处于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或者社会生活被严重弱化”的状态。 第二类为居住在城中村的新市民。“城中村”作为现代都市低租金社区，是外来移民主要的落脚点，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特征。 个案2：C，男，56岁，LF市某街头水果摊摊主。十年前，C的儿子考到LF一中，夫妻二人到该市打工为儿子攒学费。 “我收过废品、卖过煤球，后来一直摆这个水果摊。孩子念完高中，又到南京上大学，现在准备买房子了，房子几十万，我们老俩口能出多少就出多少吧……我们一直住在西关，老家的地给了亲戚种，好几年都不种地了，也没什么报酬，回去拿点杂粮……以后我们老俩口也到南京去，儿媳妇合不来的话，再回来，不想再回老家。出来这么多年，回去不习惯……” C为第二类新市民的典型。从居住模式看，他们多为举家搬迁，将家庭生活的全部或部分从农村移植到城市；从消费模式看，消费的功能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而扩大到整个家庭。尽管可能仍处于城市消费的底端，但或多或少已具备城市消费的特征；从社会交往看，住在城中村的新市民可能仍与地缘关系为主，但是由于居住在较为正式的城市社区中，使这类新市民与城市街道、居委会和普通市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融入程度远远高于第一类新市民。总之，城中村的新市民虽然处于弱势和被边缘化的状态，但是其社会生活具备一定的城市形态。 第三类为居住在商品房小区中的新市民。他们多为新市民中的“精英”，但是其比例很小。从住房来源看，居住在商品房小区中的新市民又可分为租房群体和购房群体。 个案3：W，32岁，初中毕业后到JZ市打工，拉过家具，做过澡堂的搓澡工，后经澡堂老板介绍到JZ市某电缆厂打工至今。 “我2007年买的房子，当时也是被逼无奈。我四年前跟我老婆认识的，当时她在理发店打工。我们就谈恋爱，她爸不同意，我毕竟大了人家好几岁。要结婚也可以，必须买下房子。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狠了狠心，借了钱，8万块买了这套二手房，50平米……买了房子当初很困难，现在好些了，我在电缆厂一个月一千五多元，老婆在药厂打工一个月工资近两千元，小孩也三岁了，我们全家的户口也都转成非农业……” 周敏和林闽钢（2004）通过对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的研究发现，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本的新移民能够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因此，一定的人力资本也是新市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基础。以W为代表的第三类新市民，与前两类相比，在社会生活方面具有最明显的城市特征。在经济收入、消费结构、社会资本等方面甚至优于部分普通市民，尤其是一些城市贫困家庭。在社会融入方面，虽然他们仍然可能面临心理融入的问题，但在经济层面和生活层面已基本融入到城市当中。W虽然是在家庭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城市化选择，但至少经过最初的阵痛，彻底摆脱了农民身份，突破户籍制度的根本限制，真正成为城市市民。#p#分页标题#e# 二、结论与讨论：“碎片化”及归因 上述讨论发现，随着生存空间的差异，从第一类新市民到第三类，市民化程度也在逐渐提高。第一类新市民市民化程度最低，他们的新市民身份本身就值得讨论。第二类新市民市民化程度稍高于第一类，但他们面临底层化和边缘化的危险。第三类新市民在物质层面则已经基本市民化，其市民化的整体程度也最高。总体而言，随着城市社区空间分布的差异和新市民群体的分化，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新市民，其社会生活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特征。 新市民群体社会生活的碎片化，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特殊的城市化道路。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都曾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同时转变。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时，因为户籍制度被打上了“农民工”身份烙印，即便社会各界把“农民工”的称呼改为“新市民”，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新市民作为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潘毅、卢晖临，2009）。 目前我国的人口管理体制中，根据户籍制度把城市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而作为暂住人口的新市民，无法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保障和福利。城市需要农村人口的劳动力，然而一旦他们不再被需要，便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下去。事实上，中国的城市不允许新兴打工阶级在它的土地上轻易生根（潘毅，2007）。因此，新市民始终面临着工作移植和生活移植的脱节，致使新市民城市融入面临层层阻碍，新市民群体的社会生活也处于一种混乱、无序和不确定的状态中。 三、社区管理：介入路径 在现行户籍制度制约下，通过改变新市民与本地居民两大群体的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等因素，可以缩小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政府应该积极实施改变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等因素的政策，以缩小新市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王桂新，2011）。首先必须找到重建新市民社会生活的切入点，社区作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接的转换区域，通过建立和加强社区管理来重建新市民社会生活是一条现实路径。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供住房保障，使更多新市民走进社区。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都市村庄这种低租金社区存在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新市民不仅像候鸟一样徘徊于城乡之间，也徘徊于城市的社区之间，追逐自我发展的机会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因此，地方政府首先应转变观念，以人为本，结合新市民群体的实际消费能力，一方面，尽可能为新市民建立生活设施较为完备的廉租房社区；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为新市民提供经济适用型商品房。通过实施保障性住房计划，使更多的新市民走进正式社区。 第二，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向新市民提供尽可能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教育方面，其一是自身教育，主要应当由政府或所在的企业通过教育培训来完成。其二是子女教育。应适当减免新市民子女的择校费，对吸纳新市民子女较多的学校，地方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以保证更多的新市民子女进入城市正规学校就读。医疗卫生主要针对第一类和第二类新市民，政府应考虑在工地和低租金社区设置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半盈利性便民诊所，不仅方便社区普通市民就医，而且能保障新市民快捷地享受到医疗资源。此外，通过在新市民集中的社区设立更多的消费、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可以绕过户籍制度的刚性阻碍，帮助新市民从生活层面首先实现市民化。 第三，培育社区社会工作者队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失灵会导致公共产品的缺失和财富分配的不公，这是造成大量新市民陷入贫困并被城市隔离的重要原因。而在规避市场失灵风险的过程中，又会发生政府失灵，导致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和政府行为的低效率。在新市民社区管理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交叉地带。市场经济的规则使新市民工作地点成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场所，而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置新市民于被遗忘的边缘。在这一交叉地带能更好发挥作用的是中间组织。社工是维系社会健康运转的重要力量，他们不同于一般的NGO成员或者义工，他们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更科学的方法提供服务。 第四，建立和完善新市民社区参与机制。社区参与需要相对完善的社区管理体系，也是新市民融入社区的较高阶段。只有在廉租房社区或者商品房社区，新市民社区参与才具有可能性。因此，要在上述社区中通过鼓励新市民参与社区服务、公共事务管理、公共娱乐活动等项目，使新市民在分享到社区利益的同时，承担社区管理的部分责任，加深新市民与社区之间、新市民与普通市民之间的日常生活互动，使之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市民社会生活重建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需要政府、基层社区管理部门、新市民个体的共同努力。如果离开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依靠新市民个体的努力只会使其社会生活更加支离破碎。同时，新市民社会生活重建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制度改革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提下，要通过多方协同合作，帮助新市民在社会生活层面潜移默化地融入城市，为后续的城市化过程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