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无疑是对西方文化了解最透彻的启蒙思想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严复曾对两种文化进行了全面对比，从政治、教育以及思维方式上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历史观的高度，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做出深刻省思。
关键词：
严复；中西文化差异；深层次省思
中国自近代以来，凡是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都意识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理解显得更为独特。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赴英留学的名额出现空缺，当时正在水师服役的严复获得留学英国的机会，通过考核进入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翌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留学期间，严复并不满足于近代科学理论的学习，时常深入到英国法庭现场聆听诉讼，深入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理念、社会风俗等，从而为日后执言论界牛耳打下了坚实基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将早年的考察心得与胸中淤积已久的“格格欲吐”之言化为一系列文章。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文章刊布于《国闻报》之上，从政治制度、教育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深刻指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一、政治制度的差异
严复首先注意到的是中西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集中体现在中西两种政治制度下截然相反君民关系之上。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君主和人民的关系是极端的不平等，呈现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严复认为“中国帝王，做君而外，兼以作师。……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过民也由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2]928-929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处于权利链的顶端，拥有无上的权威。而人民在君主面前毫无权利，只有应尽的义务。如果君主比较贤明，人民的生活会好些；如果君主昏庸无道，人民只能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在这种畸形的君民关系当中，君主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的权力，而人民的才智无法得以施展与发挥。这也是造成中国民智、民德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西方政治体制之下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面貌，对此严复深有体会地指出：“若夫欧美诸邦，虽治制不同，实皆有一国之民，为不祧之内主。故其为政也，智慧虽浅，要必以一国为量，而动作计及百年。虽伯理由于公推，议院有其聚散，而精神之贯彻始终则一而已。”[2]1000总体上看，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虽不尽相同或为君主立宪制、或为民主共和制，但共同特点却是，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相当的权力，为国家“不祧之内主”。无论总统选举或议院聚散，都要服从人民的意愿。在严复看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而返观中国传统政治，国家的事务完全听凭君主的决断。严复由衷地感叹，中国“安得不治世少而乱世多乎！”
二、教育理念的差异
在中西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严复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目的不明确，缺乏针对性。他认为，每个人的禀赋都有其独异性，“天下之人，刚强柔弱，千殊万异，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恒不能相兼。”[1]88严复将一国的人才分为钻研学问的“治学之才”和专门从事政事的“治世之才”，二者的禀赋不同，故此“治学”和“治事”不可一人兼得。在两种人才的教育、培养上也应当分别对待，宜于分为二途。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教育显得很笼统，倾向于将人塑造为兼具“治事”与“治学”的通才。对此严复批评道：“假使治泰西学校之所治，而以之为仕进之梯，将使精于化学之士，听民讼狱；学为制造之家，司国掌故。虽八股无用之学，由之而弃，而如此所学非所用何哉？吾未见一国之遂治也。”[2]903严复的批评可谓切中中国传统教育理念要害。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社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因此，严复明确指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89在西方教育理念下，分工明确，“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各有其不同的培养路径，彼此之间能够相辅相成，各尽所长。所以，在严复看来，中国教育的进步不仅在于摒弃无用的八股文，更为重要的是转变教育理念，采用不同的教育手段分别培养专门性的人才。否则，仍然会产生学非所用的现象，对国家的富强终究是没有帮助的。严复指出了中西方教育在内容上的差异。严复指出：“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抵不离言词文字而已。”自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其所课者，不离乎八股试帖，或诗赋杂体文；其最高雅者，乃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而试之。”[1]88中国传统教育是以传授古圣先贤的思想为主，学习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深受西学熏陶的严复则主张求实的学问，提倡读“无字之书”。他认为：“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想求得真正的知识，必须从客观世界中去探索。若是一味地迷信书本知识，所得到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虚学。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思维方式的最大差异，严复认为：“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1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种思维倾向，即将古代的政治、文化视为最为完备、最为理想的状态。而在西方，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进化”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不断地向更为完善的方向前进着。严复在考察中西思维差异时认识到，中国缺乏实证性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严密的逻辑思维是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此严复指出：“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1]29在严复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上，如奈端（牛顿）、法拉第等科学家的功劳之大自不必赘述。但推本溯源，根本原因还是柏庚（培根）所提出的科学的归纳法。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开创者。认识论上，培根主张知识来源于客观经验。一个科学定理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客观现象的总结和归纳的基础之上的。严复称培根的归纳法为“内籀之学”。培根将这种方法引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当中，使之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的束缚，为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学运昌明”扫清了障碍。其实，中国的逻辑思想发展得很早，但主要是辩证逻辑。在先秦文献当中，如《老子》《庄子》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辩证逻辑思维。而形式逻辑在《墨经》当中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秦汉以后墨家思想没有了传承，成为了绝学，传统的形式逻辑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严复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在逻辑思维上与西方的差距日益加大。严复指出，西方学术自近代以来，“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1]29西方学者注重收集第一手材料，鼓励人们独立地进行思考，从客观世界当中求得知识与真理。因此，西方社会才新理迭出，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就在西方以“内籀之学”为先导，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中国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超出“读书穷理”“格物致知”的传统框架。
四、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次省思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考察和省思并未满足于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是从历史的高度深入到种种差异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上。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理解独树一帜，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西文化观上虽然较之顽固派开明务实，但无一例外地持有一种中国文化的优越感。洋务派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范围仅限于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通过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增强国力，进而巩固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但是，严复则认为，中西方之间真正的差距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在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严复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进行了深刻思考，为我们揭示了中西文化迥异的深层次原因。严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图腾”“宗法”和“国家”三个阶段，而且其间的顺序是不可以颠倒的，即“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正是从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严复深刻地指出了中西文化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所在。依照严复的观察，西方社会已经循着历史发展规律，演进到了“国家”这一阶段。而中国社会“由秦以至于今，……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1]136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自秦以后并没有遵循社会进化法渐次发展到“国家”阶段，至今仍停留在“宗法”社会的阶段。从整体看，近代中国无论政治制度、教育理念还是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宗法社会的阶段。在中西文明碰撞之前，中国尚能“老死不与异族往来，纵难言郅治，亦用相安而已。”[1]2但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逆的，如同“天之四时，人之童少壮老”一样是遵循着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的。所以，在严复的思想当中，中西文化所呈现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的表现。
作者：张儒威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基金项目：
齐齐哈尔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4W—M13)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