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失衡的表现
内部失衡可以从投资和消费两个角度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一定的投资率可以使一国的经济结构得到比较均衡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问题在于我国的投资率过高了，2010年达到了48.5%。高投资率有两个不利的方面：一是投资盈利水平下降。根据边际报酬递原理。投资率超过一定的临界点投资盈利能力不但不增加，反而会减少。日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University)中国数据研究专家伍晓鹰(HarryWu)给出了相关的数据，从2001年至2010年，中国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能增加0.13个单位产出，单位产出量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点时的0.24。二是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经济处于下行期，企业还款能力减弱，会加大银行坏账的风险。此风险最近已有所体现。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随着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银行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可能性，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光伏行业、钢铁行业和出口相关行业尤其存在风险。金融改革试点城市温州，温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上升至0.99%。三是高投资率在理论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假设名义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投资以40%的速度增长，若干年后，会出现投资过大，消费为零的局面。消费（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的44%降至2010年的34.9%，2011年又小幅升至35.4%。这一比例远远低于美国或亚洲邻国的水平。对于消费率过低不难理解，GDP是由净出口、总投资、总消费这一恒等式构成，投资率过高必然带来对消费的挤压。消费率过低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分配收入不合理的因素，也有东亚人有储蓄的文化传统因素在里面，当然也有预期因素的影响在起作用，比如社保的不完善，看病难，房价高等。
二、经济失衡的原因
经济失衡是我国社会发展近十年来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其中经济失衡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金融要素存在着扭曲行为。这种扭曲突出的表现在央行对利率（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和汇率的管制（资本项目管制）。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以2003年-2008年一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为例，存贷利差最高值为2%，在通货膨胀较高的年份，真实的存贷利差其实为零或负。低存款利率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回报和家庭收入，低贷款利率的存在则使得借贷成本降低，资金大量进入低端制造业和效益存疑且不高的投资项目中，加速了投资的盲目扩张。在这一扩张过程中，那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企业受益最大大。（表现在工资增长速度小于生产力增长速度，即工人收入占工人产出的比重在逐步下降，工人少拿的一部分工资实际上对企业形成了补贴），根据北大学者黄益平的计算，资本生产者补贴相当于整体生产者补贴的40%。汇率方面，为保持我国在出口方面的竞争力，央行刻意维持低的汇率（货币贬值），货币贬值以补贴国内生产企业的成本的方式刺激出口，以至于2005年-2009年外贸顺差占GDP的比值一直处于超过4%这一合理区间。而这些补贴实际上是由居民家庭来支付的，他们通过购买价格被人为推高的进口商品对上述企业进行了补贴。补贴在利率和汇率两个方面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其实质是对居民家庭的一种抽税，减少了家庭收入、压抑了消费支出。刺激投资和压抑消费从而导致经济体内外部失衡。可见正是以上利率和汇率的扭曲在让中国家庭做出牺牲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得以更快的增长。但是这种扭曲的金融体系，也扭曲了构筑于这一体系之上的整个经济。
三、解决思路
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的再平衡？既然经济失衡表现在投资、出口、消费三者结构的失衡上，那么是否可以从调结构的角度出发来解决问题呢？这涉及到结构调整的可能性问题。目前来看，短期内消费、投资都不可能有大的调整，只有出口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出口顺差能够缩小是因为外需（欧洲经济衰退，美国经济疲软）的丧失及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人口红利的减少和汇率的升值）。消费受两方面的影响：可支配收入增速和预期。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向上修正的，居民消费占主导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能完成。凯闻在其文章《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三个误区》中，指出即使我们假设消费以每年10％的超高速增长，中国也要花20年才会达到韩国当前消费占GDP的比重水平，35年才会达到美国的水平。投资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也不可能短期内得到大幅调整，这种不可能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没完成，只走了一多半，城市化离不开投资。二是在出口已经恶化、消费长期低迷且短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减少投资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虽然投资不能减少，但投资的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地方到民间）可以有所改变。从需求来讲，地方相对于中央，地方政府有着更具体的了解，投资针对性更强；从投资效益最大化来讲，民间投资优于中央和地方，民间投资不会出现政府投资中的寻租行为。虽然针对民间投资的新36条已经出台，但还是有看不见的天花板在那里挡着，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然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金融体系的扭曲，那么完善利率机制和汇率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或许就是实现经济再平衡最佳的途径。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加息和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可以起到纠正外部失衡的作用。
①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中国是大宗能源的进口国，在国外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加进口和有效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②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扩大内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人民币升值表明国内的东西（不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变得更贵了，其结果是资源向国内服务业部门倾斜，增加服务产品的供给，在减少外部失衡的同时，优化了国内的第三产业结构。促使国民经济走上靠内需拉动的平衡增长之路。
③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促进微观产业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出口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致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靠自主创新和以质取胜来拉动。如何纠正内部失衡，加息则是最佳的途径。利息乃货币之价，加息等于给货币加价。贷款利率的提高，一是使那些效益存疑且低下的投资项目自然大大减少，从而使投资行为过高的倾向得到抑制，改善投资占GDP的比例。二是对商业银行来讲，由于商业银行是存款人的债务人，加息也也使得银行的压力增加，迫使银行更有效率地利用储蓄存款，将资本借给那些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项目。存款利率的提高则会对通货膨胀起到对冲作用，从而间接提高居民家庭的回报和收入。可见加息改变了每个人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对社会实现可持续且公平的长期增长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当然我们也知道经济失衡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不能指望通过一两次的突然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调整过来，同时也坚信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金融的不断改革，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走向一个逐渐收敛的过程。
作者：李欣欣 单位：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