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历史是其主导性力量不断转移与结构要素转型变迁的发展史。力量转移的内在逻辑要求治国理政既要强化政治行政力量，也要善于运用经济、物质驱动力，特别要注重开挖思想的力量，通过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结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深层本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长期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局部改革与转型遇到瓶颈，需要对政治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进行调整，重建个体精神世界与文化世界实现人的现代化，在普遍伦理、道义的原则下引领世界和平发展潮流，开启新的文明道路。
［关键词］
中国问题;力量转移;结构转型;文明更新;哲学分析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面向中国问题”正在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范式。这一方面是时代问题的提出、解决离不开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自身的生长不能够脱离社会主义实践与当下具体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问题总是纷繁复杂的，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不同群体，问题表现不同。从国际来看，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典型性，世界从未像今天这么需要中国，中国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性问题。就国内来看，中国问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正如历史学家柯文所言:“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1］(P170)关注中国问题需要世界眼光与理论自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态过程分析与静态结构分析，笔者认为力量转移、结构转型升级与文明更新是关乎中国社会整体全局、深层本质与长远发展的总问题。
一、力量转移与国家治理
社会历史发展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动态呈现就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主导力量的转移与变迁。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而其中的主导性力量自然也就不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历时性的过程分析法把握每一历史阶段的主导力量及其变化规律，对于我们明晰历史发展内在力量逻辑，准确把握时代问题的抓手，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掌控未来发展的主导权意义十分重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阐述了人的历史发展的三种社会形式:“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P52)。第一个阶段，人的依赖状态主要强调农业社会中的人身依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讲在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商品经济社会中“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P52)。这一阶段中，人类没有脱离物的依赖，但是获得了相当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雇佣、交换关系。第三个阶段，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较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其中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的素养全面提升，因而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也为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当然，由于人之个体的有限性与人类总体发展的无限开放性决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是某一特定状态，而是持续性逼近理想而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人类历史的两个“依赖”阶段，社会整合与控制的主导性力量表现出从政治强制力向资本与财富，再从资本与财富向知识与思想、创新等方面转移。“人的依赖关系”主要反映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阶段。这一阶段人类严重依赖农牧、渔猎而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回溯人类社会越是久远，经济的作用就越是弱小，而诸如血缘、习俗、宗教和政治等的作用就更加显著。在农业社会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与消费，生产生活比较封闭、物资匮乏、缺少剩余资源、商品交换不频繁，金钱的作用十分有限，强制的力量即政治的力量特别是暴力胁迫在社会资源的整合与控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非洲的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到亚洲的长城与秦始皇兵马俑，从爱琴海太阳神像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等，人类农牧历史上的诸多奇迹无不是政治强制力量主导下人力、财力与艺术创造力的结晶。暴力不是私有制的根源，但是，暴力可以改变资源的占有状况。从古代的俗语“穷读书，富练武”“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等便可窥测强制性力量在当时的重要性。人和人之间、各种集团之间主要是通过“战争”来进行较量与争夺。人身体的强弱与人口的数量是政治力量的核心象征与构成。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严重依赖暴力，封建社会中宗主国与封地都严重依赖军队，豪门望族也都豢养家丁。为了长期保持这种暴力与优势，国家与家庭都盼望人丁兴旺，千方百计增加人口。
农业生产成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政权普遍主张“重农抑商”，鼓励人口生育。因此，农业社会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人口出生率。在此期间，国家与社会、宗教等一体化，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身，资源与权力高度集中。在其实际运行中强调伦理道德的一统，而不大注重个体的利益与个性化需要，强调世袭身份与特权，不鼓励个体的创新，通过森严的社会等级来竭力维护权力主导下的社会秩序。从农业社会走向商品经济社会，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逐步向“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性发展。商品社会是一种交往性社会，主要指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相分离，社会交往开始全面发展。人们的交往扩大，分工更加细化，对商品与雇佣劳动的依赖越来越强。工业社会核心任务是进行财富积累与商品生产，解决物的匮乏问题。社会中“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2］(P52)。政治强制力量开始让位于社会经济力量。在产业革命以前，农民自给自足，交换很少，大量的农业人口不依赖于金钱。这决定了金钱无法更早地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当工厂取代农场，形成了普遍性的社会交换关系，货币、财富的社会意义就日渐凸显。金钱本身具有的贿赂、收买功能就开始发挥优势，“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3］(P527)。自身无法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暴力就逐渐隐藏了起来，金钱就开始承担了暴力的大部分社会控制功能。资本至上，物质驱动，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主要尺度。“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4］(P94)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曾对工业社会中人对财富神力的膜拜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深刻反映在这一社会阶段中财富的力量。他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5］(P62)商业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冲击了封建特权体制，资本的增值的逻辑迫使政治架构及其运作的理性化发展，曾经“重农抑商”的政治强制力量开始千方百计地为市场平等交换、自由贸易提供保障，并且严重依赖资本与财团的支持，形成经济性政治。国家与宗教相分离，国家力量并不自然就是道义的，权力应当受到制约，私有财产理应受到保护与尊重。突破了封建特权及其人身束缚，各种力量与组织逐渐壮大，财富等物质利益成为社会力量整合、民众动员的主导力量。力量的背后是利益，谁掌握了能源与资源，谁就拥有了财富。正是对资源、能源的追逐，西方发达国家在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以不平等的商贸为手段，以坚船利炮为暴力后盾强行将世界纳入其殖民掠夺与殖民统治体系。分赃不均、欲壑难填，新兴强国与守成大国不断博弈，最终酿成两次世界性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继续维持并进一步拓展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与利益体系。信息化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第三次浪潮等)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是基本解决了必需品匮乏问题之后的一种消费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化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匮乏，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人们主要是开发和利用能源、资源进行规模化的物质生产。但是，在信息化社会，社会生产生活对劳动力、资源、能源的依赖逐渐降低，信息、知识、科技与创新等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在社会发展与社会力量整合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托夫勒认为最高质量的力量来自于对知识的应用。因为“知识可以用来惩罚、奖赏、说服、甚至转变。它可以把敌人转变成盟友。特别是有了适当的知识，人们首先可以防止不愉快的局面，从而完全避免浪费武力或财富”，拥有知识、运用知识能够对他人产生影响，使自己为所欲为，“使别人做你想做的事情”，同时它还意味着“效率———利用最少的力量实现目标”［6］(P27)。知识成为企业的资本源泉和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与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与知识信息产业占经济发展比重普遍高达70%以上，互联网等新兴知识科技型产业成为创造富豪的温床。
诸多国家努力追求国防与军事的信息化发展，纷纷展开网络战与文化争夺战。发达国家主动把握力量转换的趋势，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构成因素，凭借自身的军事、经济、技术与科技以及大众传媒的优势将其产品、标准、制度与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他们在国内通过国家福利政策与大众消费的迷雾掩盖“无产阶级是集体不自由的，是一个被囚禁的阶级”［7］(P264)，对于国外则一边输出革命，一边将大量高污染、高能耗、高风险的淘汰、落后产业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体系。以上主要是按照历史思维，对力量构成进行了动态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社会中强制性暴力最为显著，工业社会中暴力隐退而财富主导，信息化社会中知识与创新成为关键。社会主导力量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转变;保持暴力优势、获取更多财富越来越需要知识、创新与思想的支撑。我国农业社会历史久远，与其相应的传统也是根深蒂固。权力层级统摄经济、文化与社会，官本位思想浓厚，我们敬官、畏官，争着想当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演化为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畏惧权力、依赖权力、迷信权力，权力思维盛行，奴性意识浓厚，难以形成独立人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正处于“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三期叠加”阶段，“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情况比较严重，资本统治与权力统治共存。“权力高度集中”、资本高度集中，权力思维、物化思维盛行，个体普遍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意识，整个社会创新性不足。同时，时空压缩，使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堆积时间长了就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贫富差距拉大，形成了利益固化的藩篱;思想泛化，社会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普遍性的社会焦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面对这些问题与风险，建构中国社会新秩序一方面需要执政党“打铁还需自身硬”，有高超的本领、纯洁的作风、严明的纪律，确保行政力量进行社会整合与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经济、物质驱动力。能用经济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运用暴力强制手段升级处理，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过多干预。同时，要着重注意运用知识、思想与创新的力量。用现代化的知识进行社会管理，加强思想引导，创新管理方法。特别是要注重开挖思想的力量，通过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来整合行政力量与市场资本力量，善于灵活运用“软权力”与“硬权力”形成“巧实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社会结构与转型升级
社会由一系列的要素与系统构成，要素与系统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稳定性结构。结构，是指系统构成各要素间的排列顺序、构成比例、相互关系与整体格局。对象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该对象的存在与发展变化必定也是如此。结构是体，功能是用，一个对象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对象的主要功能、功能的大小及其功能呈现的方式。如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能动作用(以及能动作用与权力)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所以结构始终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8］(P271)良好的结构能够促进各部分功能的发挥，使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结构本身具有整体性、自明性、深层性与内在性的特征，社会各要素、单元之间内在的关联与结构一旦形成便使其成为相对稳定的有机整体。社会结构一旦稳定就会产生一种极强的阻滞力，对各种试图进行变革的力量产生抵制。正是社会结构自身具有的稳定性特点使社会发展呈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在一定阶段中社会深层结构不发生改变，局部性的改良与革命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社会发展动态地看是社会内在力量的转移，实质上是社会深层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把握中国社会问题，也需要运用共时性的结构分析思维与方法。从横向的，也就是静态的、结构思维的视角来观察历史与现实，把握特定阶段中构成社会有机体各要素、系统之间的关系、比例与顺序特点，透过纷繁杂多的表面现象提炼出最为基本与稳定的要素与关系，才能从整体上认识社会及其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构成的超有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在社会中的不同权重与比例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深层本质。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本质是权力层级型社会结构，“社会层级结构是在政治国家内部按照权力至上的方式形成的权力级别或权力阶梯，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体系”［9］(P66)。
由于政治权力主宰一切，政治权力就成为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变量，“不同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层级的标准是拥有权力的大小以及因此在分配体系中的位置”［9］(P71)。在这种层级性社会结构的统摄下，人与人之间形成层级性的社会关系与思维方式。这种社会结构体系在中国延续千年之久，保证了中国社会的秩序与稳定，但是也造成了诸多负面效应，“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具有权利服膺权力、关系挤压能力、人治高于规则、管制压抑自立和一元排斥多样五大特征”［9］(P123)。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根源就在于这种权力等级体系架构下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国传统层级结构体系中的政治权力一超独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社会潜规则盛行，官本位文化浓厚，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强大阻滞力。结构转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任务。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肇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给我老大帝国所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思想观念上的剧烈震荡。晚清以降，面对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冲击，封建士大夫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忧叹。中国被列强强行拖入世界历史，马克思预言古老帝国“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0］(P609)。果不其然，中国就此开始了内忧与外患、革命与动荡、战争与苦难交织的百年飘摇，社会一盘散沙，缺乏能够稳定局面的主导力量。无数仁人志士探索中国的自强与复兴之路:洋务派寄望于“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实业，以经济结构转型来挽救清王朝;维新派主张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架构，设议会、弱君权、倡民权、“变法维新”以政治结构重组来寻求自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立共和国，成功推翻了帝制，却也开启了中国军阀混战与内战的局面。北伐之后，国民党形式上一统中国，但“实际上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职业政治集团，没有与拥有丰富资源的社会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11］(P30)，未能开展全面的“平均地权”与有秩序的社会革命。既无法整合政治精英群体的共识，也无法凝聚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治国理政软弱无能致使日本侵占中华半壁江山。上述探索均由于自身和客观条件的问题未能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进而也无法对中国社会各力量进行整合。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勇于开展土地革命，通过统一战线进一步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为农村大多数人口分得了土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建国后的完成，标志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社会整合已经从深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为应对后小农之间迅速产生的“两极分化”现象，加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对实现工业化与共产主义的急切向往，在政治行政力量主导下对城乡生产资料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成果很快被推翻，建立起“一大二公”为特点的，实施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难以对复杂环境下的经济活动作出有效的安排。由于政治、行政力量独大，缺少有效监督与制约，组织系统严密，但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致使全部社会生活严重呈现政治化、行政化的特点，整个社会结构逐渐僵化，群众生产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结构转型。局部转型进入瓶颈期，需要整体转型升级。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转变，这一政策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中对个体经济的默许，打破了“一大二公”的僵化结构。对外开放为市场注入了活力，壮大了市场的力量，标志着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主体开始由政府向民众和市场倾斜。
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开放的扩大，背负沉重历史文化基因的中国社会展现出全面的转型: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礼俗人情社会向理性法理社会转变。政治领域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经济领域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文化领域的精英与大众关系，个人层面的身心结构等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一系列的变化和转型中，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长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已经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一是，转型代价大、速度慢。由于我们的改革主要运用局部性的利益分化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基于社会的功能分化。功能分化实际上是分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能够增加社会的异质性因素从而增强社会活力，相反，利益分化则主要是扩大差距和不平等，形成不同层次的利益团体。这种改革方式注定了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一部分人不当获利，而社会的功能分化不显著，意味着社会转型代价大、速度慢。二是，转型共识难以达成。转型依赖改革，改革必然涉及利益，利益影响改革共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过去长期的普遍匮乏使民众集体思变，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利益均沾与普遍受惠，尽管改革是从利益再分配入手，但大家也都比较支持。现在基本温饱解决了，社会分化、利益分化、思想泛化越来越严重，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结盟形成了利益固化的藩篱，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不落空现象”①，千方百计扭转改革的性质与方向，弱化改革的成果，考验着改革的定力和信心。三是，转型缺乏内生动力。我们的前期转型主要是政治行政力量主导下的自上而下改革的结果，由于政治权力独大、社会功能分化不够、社会力量相对较弱，决定了转型缺乏社会内在性力量的持续供给，而是高度依赖政治行政力量改革的自觉与魄力。这就决定了转型往往只是停留在分配领域，难以触及社会的深层结构，特别是社会的生产结构。而生产结构不调整，生产关系也就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社会转型也就不会深入。这些问题，总归起来就是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传统的局部性功能调整型改革已经不能继续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也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产业结构来说，客观地讲，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实力、发展水平相比较，中国仍然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整体上不是自身自然发展的内生性社会转型，而是外部发达社会诱导下行政力量主导的外生性社会转型。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方式一哄而上承接了一大批发达国家在结构调整时期淘汰的低端、落后产业。金钱买不到核心技术，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缺乏自主创新，中国沦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人为世界发达国家打工。引进来的低端、落后产业消耗大量的劳动力与资源、能源，附加值少、缺乏竞争力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在世界市场体系中严重依赖外部环境、缺乏自主经营权与定价权。一些产业生产原料与产品销售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进口原料时人家哄抬价格，产品出口时人家打压价格，继续干的话不挣钱，关停的话又会造成大量职工失业。挣钱的产业不会干，会干的产业不挣钱，为世界贡献了劳动力，消耗了国内资源，牺牲了环境，却受不到别人的尊重，更别奢谈感激，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我们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困境反证了以色列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德“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12］这一论断。由于历史文化环境与现实国际环境的差异，中国不可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通过模仿或搭便车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而只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与传统，吸收借鉴现代文明精神与发展成果，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走内生型发展路线，通过整体转型升级来破解难题，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与结构，超越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
三、文明更新与强国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自身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近几年中国社会转型从局部转向整体、从个别走向一般、从重点转向全面，步入整体转型升级阶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强调调结构、转方式，增强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整体转型升级，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权力运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开了”［13］。这种全面性的转型与升级要求我们通过全面的文化转型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文明新道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对力量转移和结构转型升级做出相应的回应和调整，从而调动社会发展内生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人的身心结构的优化，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和文化观念的支撑。
第一，文明更新的关键是优化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实现政治文明更新。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显示了政治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作用是巨大的。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与升级在长期一段时间里还将是以政治行政力量为主导。因此，整体转型升级的关键就在于优化权力结构，提高治国理政水平。首先，治国理政要优化执政主体自身结构。各级政府与领导干部是治国理政的主体，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直接影响着政府应对复杂环境与形势的能力和效率。执政主体须坚持理想信念与远大追求，心中有党，克服精神懈怠;要心中有责，强化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加强学习以克服能力不足的本领恐慌;要心中有民、服务为民、作风亲民，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消除脱离群众的危险;要心中有戒，懂规矩、有敬畏、讲法治、守纪律，积极勤政、远离腐败。其次，治国理政要恰当处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放手调动市场的力量，促进社会的功能分化，也就是社会的专业化发展，使市场与社会的活力迸发出来，成为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持续性的动力保障。另一方面，强化政府职能，管控资本与市场。我们建设和追求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决定了在中国当家作主的只能是人民及其忠实的代表。壮大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是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功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需要。要始终坚持政府对市场与社会的适度管控，始终尊重市场与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做好服务，始终保持党引导与整合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优势。另外，治国理政需要宏观结构认知与微观结构介入相结合。社会有宏观结构也有微观具体，宏观结构认知确保了治国理政的全局性、系统性与前瞻性，而微观结构深入、具有可操作性才能使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使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实惠，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无论是从权力运作的主客体结构、关系结构，还是宏观微观结构，关键都在于实现原有结构向新的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概括来讲就是实现政治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化、法治化、程序化、制度化。政治行政权力既能管控市场与社会同时又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种力量形成制衡而又互助共进的结构关系。这实际上是制度、组织、人和观念的一次飞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文明的革新来实现和定型。
第二，文明更新需要超越物的依赖，重建个体精神世界与文化世界，实现人的思想、观念更新。中国社会的整体升级是文明发展的一种新的飞跃，这种文明新生离不开无数个人的内在提升。中国社会人的精神世界转型升级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这是因为我们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与农业传统在民众心中植下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传统，这些文化观念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无形的强大阻滞力。首先，传统“人治”与“集权”环境下形成的官本位文化心态依然严重，对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缺乏反思，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消极腐败问题形势严峻。其次，身心结构中重物质、轻精神，物化思维与物化生存越来越盛行，社会产生普遍性的浮躁与精神焦虑。这造成政治上权力挤压个人权利，经济领域权力挤压利益，经济不独立、人格不独立，抑制个人能力开发，社会发展缺乏内生活力，长期以来形成“等、靠、要”的依赖心态。社会发展是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与变迁，同时也是人的成长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终归是人的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最终体现在无数个体自身的发展上面。法国文化人类学家施韦泽曾直言不讳地说:“最终决定社会未来的，不是其组织或多或少的完善，而是其个人的或多或少的作用。历史中最重要和最神秘的是许多个人自身的深刻和普遍的变化。”［15］(P80)只有个人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使自身具备了中国文明更新所急需的能力、人格、精神的支撑之时，中国整体升级才能得以实现。
第三，大国新文明要彰显和平发展、共存共荣的道义性。力量转移的逻辑告诉我们，从政治暴力到财富利益，再由财富利益到知识、创新与思想，构成比较优势的力量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然而，在这一显性力量逻辑的另一侧我们将发现还有另外一条隐性的力量始终没有隐殁。这一力量就是伦理、道义与文化。因为，暴力也即所谓的政治强制力不能产生持久的合法性使自己免于被更强的暴力所胁迫，掌权者便寄希望于通过政治伦理来对政治暴力进行伦理约束，使政治生活能够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当暴力隐退于幕后，金钱和财富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时，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可持续性，商业伦理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交易与流动的一条基本的规矩。知识、科技与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战争的阴云、核子武器的威胁、生态恶化、堕胎等等，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应运而生。在政治暴力、财富资本、知识与科技三种力量的背后始终都有一种特定的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力量。这种伦理最为核心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政治暴力、财富资本、知识科技自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在现代世界中，任何一个文明的、负责任的国家，其发展都必然凸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伦理法则。凭借自身暂时的某种优势违背普遍伦理的要求，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双重标准，其结果必然是四面树敌、众叛亲离、玩火自焚。指出，“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目标迈进，更应该努力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中国的整体转型升级只有坚持普遍伦理的法则，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亲、诚、惠、容”地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才能够始终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道德高地，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与方向，从而实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的强国梦想，与四海兄弟共存共荣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方兰欣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注释:
①“不落空”是指“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详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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