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时间跨度、互动关系及行动选择的角度对我国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在社会生态系统承载范围内，遵循整体平衡的生态规律，通过以家庭为本的成长路径、以学校为主的教育支持、以社区为点的监控体系、以社会为面的关系管理，构建留守儿童成长的实践育人共同体。
关键词：留守儿童；实践育人共同体；家庭；学校；社区；社会
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和健康成长是我国当前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根源于家庭结构不完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致使留守儿童家庭亲情严重缺失，产生了留守儿童自我认知与社会标准相背离的现象，这种社会现象逐渐形成为公共意识。众多专家和学者关注留守儿童现象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此类研究大多是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碎片化描述，缺乏系统梳理和归纳整合，给政府制定对策增加了难度。本研究从系统、整体的视角来审视留守儿童问题，并运用社会生态学理论来阐述如何对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的社会支持，构建留守儿童成长的实践育人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视角
（一）从留守儿童到问题儿童
2017年年初，国家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摸底排查显示，我国农村有留守儿童902万人［1］，远非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6102万人［2］。悬殊的数据差异，主要是因为对留守儿童定义的变化。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再定义，缩小了留守儿童的规模。现在所指的留守儿童是小于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其父母双双外出务工，或者有一方在家但缺乏监护能力。留守儿童经某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其问题有被夸大的倾向，表现为定义被曲解和歧义化，形象被标签化和妖魔化，留守儿童成为了生活贫困、自卑孤僻、敏感冲动、偏激叛离的问题儿童。事实果真如此吗？经过对贵州省从江县洛香镇、浙江省长兴县下属徽州庄等地200余名留守儿童的走访发现，绝大部分留守儿童家境贫困、父母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其存在的问题与周边环境有一定关联，但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留守儿童问题更多与父母缺位，关爱缺失有关。同时，社会上的一些消极看法会带给留守儿童身心不同程度的伤害，也不利于社会介入和救助。调查发现，不少留守儿童因“污名化”的歧视知觉而产生自卑，甚至受到周边同学的排斥和疏远［3］。积极心理学的优势视角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利用资源去接受和应对，个人在遭遇重大挫折和面对巨大压力时会反弹，产生抗逆力，从而消除负性事件的影响。中国也早有名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面对困境和不幸，许多留守儿童会克服困难、积极面对，形成了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等优秀品质。在一项针对全国31个省（区），1000余名儿童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与其他儿童在同伴交往、情绪症状、行为问题等方面心理健康差异不大［3］。
（二）从具体个体到公共意识
社会生态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般系统理论，它关注人与环境的互动，认为人的发展需要持续与环境的各个层面进行交换，并逐步适应，人与环境是和谐共生、互惠互利的关系。社会生态圈的各个层面和个人互相影响，既存在良性循环和互动，也存在生态失衡和危机；既有系统的选择和变迁，也有重组与更替；既需要外部的养分和动力，也存在内部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为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处境的改变，必须增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遵循生态规律，提高适应能力。与此同时，要创设温馨、接纳和支持性的环境［4］。随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其代表人物布朗芬布伦纳对生态系统各部分进行了细分，把社会生态系统分为4种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4种类型的划分，使我们对留守儿童系统有了更明晰的认识。留守儿童的内涵经过多年的演绎和建构，可以从4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日常生活中的留守儿童，生动且具体；二是作为一种群体形象出现的留守儿童，具有社会普遍性；三是作为一种公共意识出现的留守儿童，由社会各界建构和赋予；四是在社会支持行动体系下的留守儿童，是一种社会资源和对公共意识的应对［5］。这4个层面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和外部系统一一对应。作为生动具体的儿童，他的日常活动空间局限于家庭、朋友、邻里这一微观系统中，并与周边环境碰撞、冲突、互动、融合，通过不断适应来寻找其同一性。因父母缺位，留守儿童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并不顺利，并呈现出迥异常人的特征。随着基数不断增大，这种特性成为留守儿童的普遍性，从而形成留守儿童的群体现象，并被社区、学校等中观系统察知。在外观系统的媒体舆论引导下，留守儿童现象成为一种公共意识，政府的重视和积极应对，使留守儿童问题上升为政府意志，并形成社会支持行动体系。留守儿童问题层级如图1所示。留守儿童生态系统具有相关性、层次性和复杂性特点，既有时间上的递进，也在空间逻辑方面构成完整链条。从生态系统视角看，留守儿童问题更多的是一种关系调节，即如何更好地处理与家庭、邻里、社区、学校乃至政府机构的关系，使社会支持能更好地应对公共意识，使公共意识准确地反映留守儿童的现状，使留守儿童尽快恢复其正常性，从而使整个系统步入正常轨道、实现良性循环，形成一种互补共生与合作创生的关系。
二、留守儿童成长的合理化表征
社会生态系统在21世纪初期有了进一步发展，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她获奖当年发表了《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总体分析框架》，该框架包括资源系统、管理系统、资源单位、用户4个核心子系统。这4个核心子系统围绕行动情景展开互动，形成互动结果，也受互动结果的反作用［6］。在留守儿童生态系统中，资源系统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人文化水平、社区周边环境、学校教学质量、娱乐设施等；管理系统包括家庭教育情况、学校规章制度、社区街道对留守儿童的管理机制、国家制度等；资源单位包括家庭、同辈、邻里、学校、社区、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由于留守儿童生态系统在互动中呈现出一种复杂性的状态，因此，我们从3个维度来进行详细描述。
（一）时间跨度
留守儿童成长可以看作是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爱利克•埃里克森认为，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要经历8个阶段，其中有4个阶段处于儿童时期。这4个阶段分别为婴儿期（0～1.5岁）、儿童期（1.6～3岁）、学龄初期（3.1～6岁）、学龄期（6.1～12岁），它们分别对应4种冲突，即信任与怀疑的冲突、自主与害羞的冲突、主动与内疚的冲突及勤奋与自卑的冲突。爱利克•埃里克森认为，每一个阶段在时空上紧密连接，只有顺利经历过每一个阶段，才能获得较为完整的同一性，否则，就会出现同一性残缺，从而产生各种问题［7］。这是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但儿童时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留守儿童要健康顺利地成长，完成每个阶段的优先任务尤其重要。生态系统是循环往复、螺旋式向上的，它的动态平衡性也决定了生态系统有自身内部的时间跨度即周期性。在儿童时期的4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都经历孵化、成熟和自我更新3个环节。在正常情境中，通过微观和中观系统，儿童足以顺利实现社会化。但是，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进展并不顺利，以至出现留守儿童现象，在微观和中观系统都无法调节的情形下，留守儿童现象上升形成为一种公共意识，并通过宏观调节，以社会支持的形式补位。从具体、个性的儿童到形成公共意识和国家决策，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使系统调节存在一定的迟滞性。
（二）互动关系
如果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资源系统、管理系统和资源单位等方面进行对比，人们发现留守儿童和正常儿童最大的不同在于父母的缺位，也即家庭生活和家庭结构的不完整。政府机构、学校、社区、公益组织的出现，更多体现为一种社会支持的方式，是通过社会网络来对留守儿童提供一种干预和保护，促使其顺利社会化。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重要的是从其与父母的互动关系入手。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有2种表现形式：一是依恋。约翰•鲍比在他的依恋理论中指出，亲子依恋是孩童最早与父母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依恋将内化为孩童的身体机能，成为孩童情绪和反应的基础，对未来的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带来影响［8］。空间距离的拉开，父母无法对儿童的依恋情感给予及时的呼应，无法开展正常的情感交流，父母的关爱也无法及时表达。二是模仿。在阿尔伯特•班杜拉的学习理论中，观察和模仿是社会习得的重要方式。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通过观察父母的言行举止，模仿父母的为人处世，顺利融入社会。但是，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因此，儿童就无法耳濡目染了。从总体上看，与父母过早分离，会对儿童的个体成长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产生诸如内心敏感、自卑感强等较为明显的特征，这在很多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从留守儿童生态系统看，父母缺位是引发系统干预和调节的根源，也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而社区、学校、政府机构、公益组织等社会支持的出现和互动则更多体现为一种补位，这种基于公共意识、正义或道德的外在的支持性力量能否填补以血缘情感为纽带的内生性亲子关爱缺位，这对留守儿童的生态系统来说是一个挑战。
（三）行动选择
如何给儿童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提供更多的关爱服务和福利供给，东西方在社会介入方面不约而同地形成了3种方式：一是国家干预模式或称为国家家长主义，其核心理念是国家应该在家庭发生问题或无力承担时，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家庭主导路径，即家庭在儿童健康成长中起主要作用，儿童的问题主要在于家庭结构或教育环节不完整，要提升儿童的成长质量，必须重视家庭的生态系统，从物质、精神、心理等方面为儿童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三是儿童权利中心模式，该模式强调儿童拥有自我修复能力，应该以儿童自身为中心，相信儿童自身的能力，通过赋权、建立自信等方式方法，让儿童参与自身问题的决策［9］。从社会生态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视角看，这3种方式分别从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同层面做出了努力和进行了尝试。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我们自身认知和理解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任何一种单一的选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依据信息和反馈结果，去不断进行调整，进行适应性的管理和变革。具体到留守儿童系统，如上文所说，家庭缺位是根源，如果能让父母复归，留守儿童问题就能得到很好解决。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他体制、机制等原因，短期内让外出务工人员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太现实，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进行社会协同，通过个体矫正、微观增能、中观补位、外观调节、宏观导向，多管齐下，群策群力，实现留守儿童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
三、实践育人共同体的构建
基于对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要使留守儿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需要考虑在社会生态系统承载范围内，从开放性、整体性和预防性视角，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为目标，深化生态认知，适应生态规律，把握社会生态周期，了解物质和能量的分布、输出、获取、存储等互动关系，在适应中调整社会生态，使之达到动态平衡和良性运行，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协调健康的生态环境。
（一）以家庭为本的成长路径
根据生态系统孵化、成熟和自我更新的周期规律及儿童社会化的成长路径，做好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的结合，确保在留守儿童成长的重要节点，“重要他人”能够在身边陪伴，创造良好的身心发展环境，及时矫正留守儿童的错误言行，确保其顺利融入社会。具体来说，第一，优化家庭环境。在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父母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结构不完整的情况，虽然短期内无法改变，但却可以在沟通频率、教养方式、教育补偿等方面下功夫。要强化父母的法定监护人责任，建议父母每周通过电话、视频与子女进行定时沟通，增加次数，寒暑假可将子女带在身边陪伴；社区和学校要加强对家长及家长的培训，在关心生活之外，结合儿童的发展规律，关注其心理、品德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增强亲密感，培养自信心。第二，优先制度安排。从留守到随迁是家庭团聚的方式之一，要让随迁子女这一负担型人口成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优先享受人群。迁入地的相关单位要坚持儿童权益优先保护原则，做好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均等化，使留守儿童充分享有城市福利和儿童权利。第三，加大社会公益组织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和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大学生社会实践，持续性长期性地开展“大手拉小手”“小候鸟计划”“快乐假日学校”等活动，弥补留守儿童父母的缺位，缩小和城镇儿童在知识文化水平、艺术素养等方面的差距，给留守儿童更多的社会温暖和关怀。
（二）以学校为主的教育支持
学校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环境，通过学校的教育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父母及家庭教育的缺位，改变留守儿童不合理认知，促使其顺利社会化。作为校方，要加强家校联系，做外出务工人员与其子女沟通交流的桥梁。学校要以班级为单位，定期走访留守儿童家庭，了解其家庭情况，协助祖辈做好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工作；要建立留守儿童的在校档案，通过电话、微信等现代通讯工具和其父母建立定期联系，有针对性地反馈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协同父母及家人，预防留守儿童的不良情绪和行为，关心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学校要做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精神孵化器，通过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增设安全课、心理辅导课及道德修养课，增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意识，提高其抗挫折能力，缓解其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规范其行为习惯。要做好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衔接工作，通过档案移交、经验交流等形式，建立环环相扣的教育链条，避免留守儿童教育脱节。
（三）以社区为点的监控体系
在社区层面，要做好风险监控，即在现有留守儿童风险监管基础上，不断根据情境变化，做好风险预判，对监控体系进行完善和更新。做好风险监控，既是对留守儿童的保护和关爱，也有利于对留守儿童信息的收集和研判，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详实的数据。现如今，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不仅面临一些心理问题，也面临诸如拐卖、溺水、自杀、被侵犯甚至主动犯罪等风险。据《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在缺母的留守状态下，留守儿童受欺负比例高达58%。《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具体来说，要建立分类—预警—干预的系列流程，在“互联网+”的情况下，可通过留守儿童数据库对留守儿童风险进行分类和分级，根据不同分类和级别，做好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及响应。通过社区设立相应级别的干预机制，在数据共建、共享、及时更新的情况下，构建自适应的全面风险监控体系。
（四）以社会为面的关系管理
所谓关系管理，就是有针对性地疏通社会生态系统的能量流通渠道，改变不合理的互动模式，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做好对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第一，从留守儿童向正常儿童转变，增强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心理弹性理论认为，处境不利并不必然导致发展不利［10］。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但不是问题群体，在心理、情感、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存在偏差的只是部分留守儿童，而非全部。对问题留守儿童，可通过心理和社会矫正的方式，使之正常化。对绝大部分留守儿童要珍视其拥有的坚强、希望和爱的品质，正常看待他们，鼓励他们健康成长。第二，从抽象儿童向具体儿童转变，强化社会支持补偿功能。如前所述，从活生生的具体儿童到公共意识，儿童在一步步虚化和抽象化，宏观系统和中观系统更多体现为一种数据。因此，要走进留守儿童的生活，拉近与他们的距离，通过面对面的帮扶，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切实的关爱。重视公益组织、大学生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的作用，民政部门、公益组织、志愿者服务等机构或组织要采取联合行动，协调活动时间，以“值班制”方式进行持续性看望，使关爱行动能够细水长流。此外，落实《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完善留守儿童服务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儿童之家”，关注留守儿童在教育、卫生、游戏、心理等方面的情况，强化补偿功能。
作者:陈继旭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